第十讲 近代的政治思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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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讲中国思想的人，往往把明、清间一班大儒，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算入清儒之列。其实这一班人，以学术思想论，决然该算入宋、明时代的一个段落中。虽然他们也懂得考据，然而考据毕竟和人的思想无关；况且他们的考据，也多带主观的色彩，算不得纯正的考据。宋、明的学风衰息，而另开出一种清代的学风，一定要到乾、嘉时代的考据，然后可以入数。而这时代的人，却是比较的缺乏思想的。不但说不到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对于政治，也比较的不感兴趣，所以我说，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时期。

    但是乾隆中叶以后，朝政不肃，吏治败坏，表面看似富强，实则民穷财尽，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形，已经完全暴露。深识远见之士，每多引为深忧。到嘉庆之世，教匪起于西北，艇盗扰于东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雳一声，《南京条约》，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说了。所以到此时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渐发皇。

    这时代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举一个最大的思想家做代表，那便是龚自珍。他的思想，最重要之点有二：（1）他知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们的互相剥削————经济上的剥削，是致乱的根源。他卓绝的思想，见之于其大著《平均篇》。本来以民穷财尽为致乱的根源，历代的政治家多有此思想。但是龚氏有与他人截然不同的一点。他人所谓贫，只是物质上的不足，而龚氏却看穿其为心理上的不平。历代承平数世之后，经济上总要蹙然感觉其不足。在他人，总以为这是政治不良，或者风俗日趋于奢侈所致，在龚氏，则看穿了这是社会安定日久、兼并进行日亟所致。所以在他人看了，这只是一个政治上、道德上的问题，在龚氏看了，则成为社会问题。此种卓识，真是无人能及。至于社会问题，应该用政治之力来解决，至少政治应该加以干涉，这是中国人通有的思想，龚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2）他总觉得当时的政治，太无生气；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应付时局。这种思想，也是当时政治家所通有的，但龚氏言之，特别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议》，几乎全是表见此等思想。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这种思想，从前的人是少有的。至于嫌政府的软弱无力，不足以应付时局，则是从前的人极普通的思想。康有为屡次上书，请求清德宗变法；他所以锲而不舍，是因为他认为“专制君主，有雷霆万钧之力”。但是专制君主，究竟有没有这个力量呢？这就是开明专制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了。关于这一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此的：

    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能静而不能动的政治。————就是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够更求进步。其所以然，是由于：（A）治者阶级的利益，在于多发财，少做事；（B）才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阶级中，或则与之相依附；其少数则伏匿不出，退出于政治之外，所以没有做事的人。君主所处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国家一致的，但亦只能做到监督治者阶级，使其虐民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些话，从前已经屡次说过了。因此之故，中国政治，乃成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做官的人，并不求其有什么本领；试看学校科举，所养所取之士，都是学非所用可知。因此，中国的官吏，都只能奉行故事；要他积极办事，兴利除弊，是办不到的。要救此项弊窦，非将政治机构大加改革不可。用旧话说起来，就是将官制和选举两件事，加以根本改革。若其不然，则无论有怎样英明的君主，励精图治，其所得的效果，总是很小的。因为你在朝廷上，无论议论得如何精详；对于奉行的官吏，无论催促得如何紧密；一出国门，就没有这回事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竟不奉行。所以中国君主的力量，在实际上是很小的。即他所能整顿的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希望专制君主，以雷霆万钧之力来改革，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他并无此力，开明专制的路，所以始终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说是其真原因，实在于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说起来，极易明白，但在当日，是无人能明白的————这是时代使然，并怪不得他们————所以所希望的，尽是些镜花水月。我们试举两事为证：当清末，主张改革的人，大多数赞成（1）废科举，或改革科举；（2）裁胥吏，代之以士人。只此两端，便见到他们对于政治败坏的根源，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从前的科举，只是士人进身的一条路。大多数应科举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为专业，而从事学习。所以不论你用什么东西————诗赋、经义、策论————取士，总有人会做的。而且总有做得很好的人。大多数人，也总还做得能够合格。至于说到实际应用，无论会做哪一种文字的人，都是一样的无用————诗赋八股，固然无用，就策论也是一样————所以从前的人，如苏轼，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学校贡举，他简直以为是不相干的事。至于胥吏，从来论治的人，几于无不加以攻击。我却要替胥吏呼冤。攻击胥吏的人，无非以为（1）他们的办事，只会照例，只求无过；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无可指摘，而皆不切于实际；而万事遂堕坏于冥漠之中。（2）而且他们还要作弊。殊不知切于事实与否，乃法律本身的问题，非奉行法律的人的问题，天下事至于人不能以善意自动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责，自然是只求形式。既然只求形式，自不能切合于实际，就使定法时力顾实际，而实际的情形，是到处不同的，法律势不能为一事立一条，其势只能总括的说一个大概，于是更欲求其切于实际而不可得。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倘使对于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应曲当，势非释法而不用不可。释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乱了。为什么呢？我们对于某事，所以知其可为，对于某事，所以知其不可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胆去做，而不至陷于刑辟，就是因为法律全国统一，而且比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倘使在这地方合法的，换一处地方，就变为不合法；在这一个官手里，许为合法的，换了一个官，就可指为不合法；那就真无所措手足了。然则法律怎好不保持统一呢？保持法律统一者谁乎？那胥吏确有大力。从前有个老官僚，曾对我说：“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门做的。”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官，该按照法律办的事情多著呢，哪里懂得这许多？————姑无论从前的官，并没有专门的智识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过相当的教育，然而一个官所管的事情，总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该有缜密的手续，一个人哪里能懂得许多？所以做官的人，总只懂得一个大概；至于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续，缜密的去办，总是另有人负其责的。这是中外之所同。在中国从前，负其责者谁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幕友，大概是师徒相传的。师徒之间，自成一系统。胥吏则大致是世袭的。他们对于所办的事情，都经过一定期间的学习和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办起事来，循规蹈矩，丝毫不得差错。一切例行公事，有他们，就都办理得妥妥帖帖了。————无他们，却是决不妥帖的。须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紧，例行的实在更要紧。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万不能一日停顿。然则中国从前的胥吏幕友，实在是良好的公务员。他们固然只会办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务员之职。他们有时诚然也要作弊，然而没有良好的监督制度，世界上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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