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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视为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食，一是色。人类为了解决食的问题，就有经济组织；为了解决色的问题，就有婚姻制度。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当然可以发生许多纠纷；色的问题不能解决，社会也不免混乱。古人说：“食色天性。”古人要解决食的问题，则主张“百亩之田，勿失其时”；要解决色的问题，则主张“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清楚，政治便可纳上“王道”。
不但中国学者，便是欧洲学者也很重视这两个问题。柏拉图（Plato）在其《理想国》中，一方主张共产，以解决食的问题；他方主张共妻，以解决色的问题。可以视为一个证据。就是初期的社会主义如翁封汤（Fnfantin）、傅立叶（Fouriar）等辈也想同时解决食色问题。不过食的问题乃是人对物的关系，一方的人能够同意，就不必再求他方的物赞成。反之，色的问题则为人对人的关系，不但须问一方的人愿意不愿意，并用须问他方的人赞成不赞成。贾府因为薛宝钗性温和而体康健，林黛玉性乖僻而体虚弱，遂由优生学上的理由，硬使宝玉娶宝钗为妇。但是宝玉却另有一种眼光，不喜欢丰腴美满的宝钗，而喜欢弱不胜衣的黛玉。婚姻不能满意，卒致黛玉夭折，宝玉出家，宝钗守寡。由此可知纵在古代，关于色的问题，已难“越俎代庖”，何况现代人喜欢自由，更何肯听人干涉。因此之故，近来社会主义者遂专谋解决食的问题，至于色的问题，则完全委于个人自由解决。
色的问题既然委于个人自由解决，则个人当然须有解决的自由，这叫做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在古代是没有的，因为自由二字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弥漫着压制束缚的空气。人类在任何方面既然都受了束缚，当然不能同时解决。其解放的程序，由欧洲各国历史看来，可以分做四期：第一期要求思想的自由，而表现为文艺复兴；第二期要求信仰的自由，而表现为宗教改革；第三期要求经济的自由，而表现为工业革命；第四期要求政治的自由，而表现为政治革命。不过这些自由，在名义上虽为人类所共有，而在实质上，则只是男人私有。妇女也是人类，她们要求自由，并不弱于男子。一方妇女要求自由之念甚切，同时他方她们竟不能享受自由的幸福，其结果，遂使妇女只能在服装方面发挥自由。这便是妇女爱讲“时髦”的原因。
在压制束缚的社会之下，妇女最感觉苦痛的，则为强制婚姻。当时家族有两个目的：其一祭祀祖宗，其二维持财产。家族的意义既是这样，则个人当然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视为谱牒的一个阶段。因此，婚姻不能听人自由选择，而为一种强制义务；即人们结婚非为自己而结婚，乃为家族而结婚。既为家族而结婚，则选择子女，当然须以家族的利益为第一标准，唯父兄之命是从，至于个人爱憎，绝对不生影响。
在强制婚姻之下，妇女的苦痛又比较男子为甚。因为男子对妻没有爱情，尚可蓄妾宿妓，妇女对夫没有爱情，则永久没有办法。万一妇女于婚姻之外，别求爱情，那么，不但在道德上视为罪恶，并且在法律上亦视为犯罪。何以男女对于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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