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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前五个月，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了很多广播讲话。我和艾伦·伍德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代表之间关于艾伦出版他为我写的传记一事的访谈，差不多是这些广播讲话中最后的一次。艾伦对这次访谈感到非常失望。他的广播讲话方面的经验比我少，因此当代表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位女士问我们一些在排练时她没问过、实际上关涉我的私生活等等的问题时，他感到相当惊讶。她的问题使我们俩都感到有点困窘。不过，尽管广告做得并不怎么样，这本书本身倒是挺受欢迎的。在我看来，那是一本优秀的著作。
我非常希望艾伦对那本书所受到的评论感到满意。我们愉快地在我生日那天在米尔班克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分送那本书给我的一些老朋友和亲戚。这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伦。此后不久他就得了重病，于10月去世。两个多月后，他的太太玛丽也去世了。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损失。他们年轻、快乐、聪明、能干，对自己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的未来有很多计划。他们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不但很喜欢他们，而且已经依赖他们关于跟我有关的一切的知识和他们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为伴。
必须要说的是，艾伦对我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的理解有限度。尤其对于政治问题则更是如此。我认为他有点保守，而他则认为我比过去或现在更激进。当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有选举权时，他认为我是在强调每个人的能力是均等的。我通过指出我一直支持与自然能力的差异有关的优生学，才消除了他的这一看法。不过，这种意见分歧从未损害我们的友谊，而且也从未影响纯哲学的谈话。
这些伤心的事情，以及6月初我太太严重的心脏病突发，打乱和延缓了我们的活动达几个月之久。有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干任何可以算得上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过，到了11月份，我对国际事务又突然关心起来。我觉得我必须再做点什么，以便至少促使少量的常识打入俄美两个大国的政策。它们似乎正盲目但却坚决地沿着一条不甚令人愉悦的道路奔向毁灭，一种可能会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吞噬的毁灭。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称他们为“最有权势的先生”。我在信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的相异之处多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他们通过合作所能得到的比会失去的多得多。就像我现在仍然相信的那样，当时我就相信，作为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的国与国之间合作是必要的；避免战争是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当然，这就需要所有国家有点儿令人不快的让步。十年后，俄国似乎认识到了合作的需要————可能除了和与她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关系之外。美国继续混淆合作与支配。但是在1958年，我对这两个大国的醒悟仍寄予希望（尽管是希望不大），因此在这封信中我试图向他们陈述我的观点。
赫鲁晓夫总理几乎立即回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没有回音。两个月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替他回信。赫鲁晓夫总理受这封回信的刺激而又给我写信回答杜勒斯先生提出的各种论点。所有这些信全都发表在《新政治家》上。不久，它们便与此刊主编金斯利·马丁的一篇引言以及我给杜勒斯先生和赫鲁晓夫先生的一封最后的回信一起，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信都各说各的理，而我的那封最后的回信则表述了我对这些信的看法。杜勒斯先生在其信中表露出来的那种正直而坚毅的心态比赫鲁晓夫先生的怒斥和有时的矛盾更令我充满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后者似乎表现出对于现实和二中择一的某种基本的理解，而前者则不然。
那年秋天，乔治·凯南一直在英国广播公司作里思讲座演讲，发表了一些从他的关于美俄政策广博而直接的知识中敏锐地推断出的精辟的见解。12月初，我们一群人应金斯利·马丁之邀与他见面商讨一些事情。就我所记得，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第一道微光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闪现的。“全国禁止核武器试验理事会”的发起者在阿门大楼的卡农·约翰·柯林斯家开了一个会，于是，禁止核武器运动于1958年1月初正式开始。该组织由卡农·柯林斯任主席，佩吉·达夫太太任秘书，我任会长。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些在反核运动中已为人们所承认的领袖人物和其他一些感兴趣的知名人士。有一段时间曾有许多社团在从事消除国际舞台上弥漫的各种危险的工作。禁止核武器运动打算把这些社团全都收纳进去————或者至少把它们几乎全都收纳进去。
禁止核武器运动于1958年2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被公开发起。参加这个大会的人非常多，因此不得不增设一些分会场。现在在许多人看来，好像禁止核武器运动一开始就是国内舞台的一部分，它由于熟悉而失去了光彩和能量。但是在其初期，它的信息和推理不仅纯真而且新鲜，并且引起了全国各界重要人士相当大的关注。这第一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此外，对于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兴趣迅速蔓延。不久，全国各地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各地举行许多会议，我曾在其中的一些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尤其记得1959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由威森肖的西蒙勋爵担任主席的那一次会议。
在那段日子里，以及直到1960年10月西蒙勋爵去世，我经常与他见面，因为他非常关心核危机，并且努力工作，以便让世人知道这些危险。他在上院就这个主题安排了一次辩论，并且在他伦敦的寓所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他是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们在与此有关的大多数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像我已经所是的那样，他也成了“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的支持者。我们俩都认为，必须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促使公众关注这些危险，如果我们只限于举行集会和非暴力游行，那么不管它们是多么值得赞美，我们最终只是向已皈依者宣传而已。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席不赞成非暴力反抗，因此，禁止核武器运动虽然表面上承认“直接行动委员会”，但却未能公开帮助它。例如，禁止核武器运动没有参加1958年的奥尔德马斯顿游行，因为它是由“直接行动委员会”发起的。这次游行结果很成功，于是第二年禁止核武器运动完全插手接管，当然，它把这看作是一件非常大而且比较重要的事。我未能参加1959年的游行，也未能参加随后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集会，不过第二年游行结束时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发表了演说。那几年，我真希望自己年轻一些，好参加游行。后来，我觉得它们似乎蜕化成了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动。尽管参加游行的个人的努力仍然像以前那么真诚，那么令人钦佩，这些游行在达到他们的目的方面则完全无效，他们的目的是使人们密切注意该运动并使之扩展开来。这些游行大多变成了一种无聊、苦恼或快乐的事情，只改变了极少数尚未皈依者的观点。不过，我认为，这些游行在使该运动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扩展开来的话）方面，还是有用的。为了争取皈依者并吸引观点迥异的人们的兴趣，必须不断地寻求反对危险的核政策的新形式。
1960年的那次奥尔德马斯顿游行之后不久，举行了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峰会————结果峰会失败。对这次峰会我们全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峰会在U-2飞机事件之后破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打击。我们对该事件背后的阴谋诡计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这是个凶兆。这对于合作的进展来说是个坏兆头，更不用说对于裁军的进展了。看来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寻求新方法，以便在人们再度陷入因受挫而导致的冷漠之前，使公众铭记越来越不稳定的国际事务状态。但是这种新方法可以是什么，我却想象不出来。
禁止核武器运动一直在为单方面裁军而工作，认为如果英国放弃核竞赛，甚至要求美军基地撤出英国，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着这样做。这是个微小的希望，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总是一个希望。因此，这似乎值得继续干下去。该运动还希望不仅能说服一般公众而且还能说服政府接受这一想法。由于该运动的支持者大多出自工党，因此它倾向于对议会工党施加影响。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件超越党派政治，甚至超越国界的事。由于在我看来，这个合理的观点似乎无法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因此我愿意支持该运动的各种努力。为达到我们双方都想要达到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目的的达到相比，并不重要。我想，如果能够说服工党支持该运动，也许我们可以缩短达到目标的路程。
在我1958年夏天撰写、1959年初出版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引言中，我已经明确地表述了我的观点。1958年，我因接受加林卡奖而受到鼓励，当时我由于无法到印度去，只好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此奖。（当然，当时负责陪伴我的那位法国物理学家，在我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安慰他的太太说：“没关系，亲爱的，到明年法国也能爆炸自己的原子弹。”）而且，帕格沃什运动持续不断的成功，以及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间的那些公开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也令人鼓舞。我继续进行我从那时起已经进行的探索，以寻求试图改变公众看法（包括政府看法）的新方法。我在1958年所做的所有事情只涉及这个或者那个相当小的圈子。禁止核武器运动在那时提供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一般公众。我当时的看法和现在的看法一样，认为必须按常识看待政府政策。必须去除政府政策的繁文缛节、“传统”和通常的神秘性。它们当时往往被认为，像它们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是导致可能出现的普遍毁灭。
我们需要的是受常识支配的政策。如果能让公众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就有了一线希望，那就是，他们可能会坚决要求政府政策必须符合常识。我就是怀着这种希望撰写《常识与核武器》一书的。这本书我相信读的人相当多，并受到好评。但它并没有处理每个人究竟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见解为人所知并影响决策的问题，这一点使一些读者不满意。当国防大臣邓肯·桑兹写信称赞这本书并说想要跟我面谈时，我曾一度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是一位保守党人，政府的一位决策者，而且他自己与人合写过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但是当我去见他时，他说：“这是本好书，但我们不但需要禁止核武器，而且还需要消灭战争本身。”我指出书中我说“确保世界不发生核战争的唯一方法是终止战争”的一段话给他看，但是徒然。他仍然认为我不可能说出这么聪明的话。他将我的其他一些论证弃之不顾。我颓然离去。我知道，已经了解情况的人读我这本书往往抱有非常强烈的偏见，只接受他们想要接受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几个月，我又干起那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即在各种集会、禁止核武器运动和其他场合发表演讲，作广播讲话，而且又体会到我个人生活的乐趣。
为了庆祝我的87岁生日，我们驱车南下，经过巴斯、韦尔斯和格拉斯顿伯里，到达多塞特。我们参观了阿伯茨伯里的天鹅饲养场和花园，在那里碰巧看到一只雄孔雀在跳求偶舞，它表达准确，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最优美的芭蕾舞。我们到我以前没见过的意大利风格18世纪金斯顿·罗素小屋做了一次感情上的朝圣。我认为它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地坐落在它的花园和山谷之中。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住在那所小屋里。我很少有这种羡慕感，但金斯顿·罗素小屋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而且，我对找出我的家族开始其较为显赫的事业的那个村子和那些旧农舍感兴趣。这是一次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旅行，但因为某个我现在已记不起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结束。所以，为了完成我们事先定下的假期，我们在我的生日过后，又驱车出外旅行，这次是到皮克区。然而，从享乐的观点来看，这一次则完全失败。一些应该人迹稀少和安静的地方挤满了像我们一样的度假者；一些虽然安静但却似乎应该充满生机的地方，比如简·奥斯汀的贝克韦尔，被一些会议搞得黯然失色。这一切之所以显得令人沮丧，也许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决定，到我外祖父母（斯坦利勋爵和夫人）曾有过一个庄园的奥尔德利去。那幢房子已经毁了。只有田园还在，但却一片荒芜。政府曾因某个不神圣的规划而接收了它。我有一张小桌子，它是奥尔德利那棵叫作“世界末日”的栎树不得不砍掉时，庄园木匠用那棵树为我母亲做的，另外他还用它为我父亲做了一张较大的桌子。但这整个地方使我感到忧郁。那里非常荒凉。
1960年初，我们到哥本哈根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去接受哥本哈根大学因我对欧洲文化的贡献而颁发给我的索宁奖。领奖演说给了我一个根据过去的文化变迁史来概述我对当前文化差异的看法的机会。如果世人对我的看法加以思考，并像我所认为的一样，认为它是正确的而加以采纳，那么它就会使目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完善，而且还会增大进一步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我的这篇演说后来被冠以《新旧文化》这一标题收录在《事实与虚构》一书中出版。
颁奖大会是个愉快的场合，其间有个欢迎酒会，随后又有一个豪华的国宴。我太太坐在自称不会讲英语的教育大臣和因此谈话的重担落在其身上的尼耳斯·玻尔教授之间。尼耳斯·玻尔教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宴席上从头到尾讲个不停。我们听说他讲的话很难懂，甚至在他对丹麦人讲他的母语丹麦话时也是如此；他讲英语时，我总是觉得非常难懂，因为他讲得很快。我太太觉得要想听懂他的话是不可能的。那是够令人恼怒的了，因为他显然是在谈一些她很想听的事情。然而更糟糕的是，当他谈话时，他的身子越来越向她靠过去，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言谈之中。最后，在同桌就餐的其他名人的旁观之下，他吃她盘子里可口的甜食，喝她杯子里的酒，谈笑自得，浑然不觉自己所做之事。她像我一样继续喜欢他，这要归功于他的魅力。
这些年里我的许多演说和文章很少给我带来乐趣，因为它们通常讲的都是些核问题。不过我也时常愉快地谈论其他问题，就像我在哥本哈根所做的那样。稍后，我甚至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大胆地评注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有好几个星期，关于那些付梓的十四行诗可能是题献给谁的问题，引发了言辞谨慎但又恶毒的通信。人们对W.H.这两个姓名首字母做了这样那样的解释，极富想象力，而且很有学问。依我看，像麦基洗德一样，W.H.先生似乎是W.S.先生的笔误，而后者实际上就是那些十四行诗的“唯一促成者”。我鼓起勇气，犹犹豫豫且半开玩笑地把这一看法提了出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对此作出反应，也不再有人写信谈论这一话题。恐怕我扫了学者们的兴。
有一天晚上，我去做和一些亚洲学生一起谈亚洲事务的广播节目。当我沿着我们会谈的饭店走廊走过去时，一位像鸟一样的小个子女士从沿墙放置的红色长毛绒大椅子上跳起来，站在我前面情绪激昂地说“我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雪莱”，然后便坐下。我被吓得够戗，颤颤悠悠地前进，但心里很高兴。
我做过一系列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是伍罗德·怀亚特，后来这些访谈以书的形式发表，书名叫《伯特兰·罗素述说自己的想法》。这给了我一个向世界各地广大读者述说许多我想说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其他方面的看法的机会。1960年2月，我与印度科学家巴巴和“氢弹之父”特勒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进行了一场辩论，爱德华· 默罗担任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令人苦恼的节目。辩论进行得很艰难，因为我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国家发言，讲话时看不到对方脸部的表情或反应。更令人困窘的是，我对特勒强烈的厌恶和那些我觉得是言不由衷的阿谀之词，使我感到压抑。我离开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觉得我没有较好地阐述自己所持的论据，因而使得所有同意我的观点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次令人失望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罗斯福夫人、布思比勋爵、盖茨克尔先生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关于核问题的讨论。我非常震惊地听到罗斯福夫人宣布这样一个信念，即：与其让人类屈服于共产主义，还不如让它毁灭，而且她宁可如此。我离开时认为自己可能是听错了。当第二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她的这番话时，我不得不面对她确实表达过这一危险的看法这个事实。
在此期间，我与一位名叫西德尼· 胡克的美国哲学家发生了一场我们俩都觉得难以用合乎逻辑的语言沟通的争论。他是一位担心俄国统治世界的孟什维克。他认为这太可怕了，还不如人类不再存在。我根据下述理由反对这种看法：我们不知道将来，但只要人类生存下去，将来就可能会比过去好得多。我举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两个时代为例，它们只有一代之隔，但一个令人恐惧，一个令人钦佩。但是他也可以举出大量相反的例子，因此要想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坚持认为，世界变得更好的任何机会都取决于希望，因此是人们更加愿意选择的。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但我认为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有说服力。几年后，胡克再度公开攻击我，但这一次他所采取的方式使我觉得对它没有评论的必要。然而，使我觉得好笑的是，为了保护“自由”和攻击我对越南的看法，他竟然选择一份后来承认得到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杂志作为工具。注56
大多数人对人类的毁灭所抱的态度令我惊讶。1959年12月，我读了内维尔·舒特的《在沙滩上》，而且还看了由该书改编的影片试映。该影片有意回避核战争所带来的恐怖、严峻的事实————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所造成的疾病和苦痛，没有通信工具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人们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掠夺和残杀，以及其他一切可能产生的罪恶和痛苦————令我沮丧。它跟有时候听说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堑壕战的那些被美化的故事一样。然而该影片公映后，受到那些想要弄清楚情况，而不是想要缩小这种恐怖的人们的赞扬。尤其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我自己在看过之后抱着有一点点总比什么也没有强的错误想法而马上对该影片加以称赞。后来我才想到，所有这一类东西，会使人们觉得习以为常，使其丧失应该造成一种震惊、厌恶效果的真正价值。诸如《斯特兰奇洛夫医生》或《噢，多么美好的战争!》中的那种反讽，则是另一回事。那种反讽确实促使人们思考，至少得思考一阵子。
到1960年夏天，我认为，帕格沃什、禁止核武器运动，以及我们尝试过告知公众的其他方法的作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也许可以鼓动普通大众一起（因此也是不可抗拒地）要求重新制定现政府的政策， 这种办法现在可以先在英国试行，以后再扩大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然而，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把那些令我操心的事情置于脑后，因为我的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来看我，尤其是因为那些事情都还八字没一撇呢。我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们了，自从我上一次在美国见到他们之后一直没有见过他们。从那时以后，我的女婿成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位正式牧师————他原来是个俗人，在国务院工作————这次他是带着全家到乌干达去传教。我的女儿也变得非常虔诚，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抱负。我本人在这方面当然并不支持他们。当我想在他们来英国之前寄一笔钱给他们，而不得不到英国银行去办理汇款手续时，我的汇款要求引来别人的微笑，有的甚至是嘲笑，笑我这么坚定的一个老无神论者，竟然想帮助某人成为福音牧师。但是对于许多事情我们的看法相同，尤其是自由政治方面更是如此，再说我很爱我的女儿，而且也喜欢她的家人。他们计划在英国待两年，为他们的传教工作作准备，而这两年中的每年7月他们都到北威尔士来，住在波特梅瑞昂饭店内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每天都见面。这，以及其他一些小事，就占去了我这两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
大约在1960年7月底，我接待了一位叫作拉尔夫·舍恩曼的美国年轻人首次对我的访问。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与禁止核武器运动有关的活动，因而我有点好奇，很想见他。我发现他精力充沛，很有主意，而且很聪明，虽然在政治方面经验不足，而且有一点空谈理论。另外，我还欣赏他的反讽意识和在本质上很严肃的事情中发现幽默的能力，但我觉得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为我所拥护的事业而工作的人就缺乏这种意识和能力。我发现他很快就能产生共鸣，而且是个急性子。我后来才逐渐觉察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显露的东西，是他对相反意见的难以容忍，和他那十足到令人惊讶程度的、不可捉摸的自信。我相信，对经验起作用的才智会执行必要的纪律。我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他，但我碰巧得到他的赞同，反过来，我也赞成他当时正在为之工作的事业。而且因为他对我个人一直慷慨大方，所以我曾经，而且直到现在仍只能，深表谢意。他的脑子转得很快很稳，而且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所以，求助于他把事情做好乃是一种诱惑。在我们最初几次见面的那段特殊时期，他对我的关于如何使我们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工作产生新的活力的探索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他很想发动一场和平抵抗运动，该运动可以发展成一场如此强烈地全面反对政府的核政策，以至直接迫使政府接受其意见的民众运动。不管刚开始是多么小，它都可以成为一场民众运动。因此，它是一场与过去“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抱负不同的新的运动，因为“直接行动委员会” 常常只是热中于个人表白，以使个人的良心得到宽慰。
这个方案在我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与舍恩曼越谈越赞成这个方案。我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不赞成和平抵抗，而且甚至不太同情“直接行动委员会”。我也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不但容忍，而且越来越在口头上（尽管不是在行动上）支持“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活动。我与“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讨论这件事。他并未对和平抵抗可能具有的效力提出异议，也没有反对我支持这样一场新的运动。他只是恳求我不要在工党会议之前宣布这个新的计划，他希望在这个会议上工党会“一边倒”，至少会支持我们的一些主张。对此我欣然同意。
我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既不会反对也不会帮助这场新的运动，所以我并没有想到要与他商量我们准备工作的具体日程。我与舍恩曼一起列了一份可以与之联系以支持这类运动的人的名单。我们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发信。我坚决要求，信一定要寄给我们知道他是同情这场运动的人，但不幸的是，错误还是发生了。有一封信寄给了某个名字与预期的收信人相同，但地址不同，而且倒霉的是，看法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立即把我们的信寄给《标准晚报》，并附上他自己一封用刻薄的言辞谈论我们的活动和意图的信。这封信在我们的计划远未完全成形或参与者远未聚集之前登了出来，更糟的是，它是在“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认为该计划可以透露之前登了出来。9月24日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我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在举行这个集会之前，我曾向“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建议我在演讲中谈“禁止核武器运动”内部已打算发动的这场和平抵抗的新民众运动。他回答说这可能会损害“禁止核武器运动”影响工党会议的机会。我说我会与运输工会会长弗兰克·卡曾斯商量，如果他觉得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危及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愿望，我就不会在演讲中触及这个主题。弗兰克·卡曾斯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中说，无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把卡曾斯的回信告诉了“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同时告诉他，我因此打算在演讲中谈这场新的运动。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因此我就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谈这场新的运动。
在《标准晚报》披露了已打算发动的这场和平抵抗的民众运动之后，我们必须赶紧执行我们的计划。但是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向他的朋友、执行委员会和新闻界发表声明，实际上是指责我背着他发动一场新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未经“禁止核武器运动”许可的运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与他在我的位于哈斯克街的房子里会谈几个小时，试图达成某种临时协议。他带着一位，说得婉转些，不赞成和平抵抗的朋友来参加这些会谈，因此我也请了一位当时曾表示支持我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谈，以示平衡。因为从前关于我说过什么和没有说过什么曾有过许多传言，所以我这次坚决要求把这些会谈用磁带录音机录下来，并将它拷贝一份送“禁止核武器运动”办公室给主席，原带由我保存。
到10月7日，我们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允许我们继续一起工作，并向新闻界做了那样意思的说明。但不久我就明白，我不能继续担任“禁止核武器运动”会长的职位，因为担任会长必须与“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席一起工作；而且我还明白，即使只是为了使“禁止核武器运动”本身的工作保持和谐，我也必须辞职。我在致新闻界的一封信中宣布自己辞去会长职务，随后我给主席写了一封辞职信。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支持“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人纷纷来信来访规劝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指责我造成“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分裂。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无意于造成分裂。我也并不认为我造成了分裂。而且，我也注意到“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工作并未因我辞职而受影响。我认为，如果“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完全（至少大致上）一致，那么，它开展起工作来就会比在彼此公然互不信任的那些人的领导下更顺利。我曾说过，而且是一再重申，我无意于收回我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许多工作的支持。我给“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各分会寄去声明，以说明这一点以及我辞职的理由。据我所知，这些声明根本就没有人看。在11月5日召开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委员，因为我曾说过或写过的某些话，想控告我诽谤。后来他在别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这一想法————这，也许对于我个人的名誉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我继续应邀在“禁止核武器运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我仍然是“禁止核武器运动”威尔士分会的会长。我只是不再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决策感兴趣，也不再负我曾作为其会长对其主要领导人的行为所负的任何责任。
与此同时，旨在发动民众和平抵抗的那个新运动终于被定名为“百人委员会”。我同曾是该运动早期支持者的那一小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主要在拉尔夫·舍恩曼的热情的激励之下，这群人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而且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扩充的团体。9月初，他带着迈克尔·斯科特牧师来看我。斯科特是直接行动委员会的一名活跃分子，而且成了百人委员会最坚强的成员之一。我几乎天天见他和舍恩曼，我和他联名发表一份题为《行动或灭亡》的传单，该文披露了百人委员会策略的中心内容。
百人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来自“禁止核武器运动”和“直接行动委员会”。活动很多，而且天天都有会议或集会，我大多无法参加，他们也不指望我参加。我想，我只是在1960年10月在尤斯顿路友人楼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再就是在12月在金斯韦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百人委员会发表过演说。外来的支持者逐渐增加，这一过程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大大加快：（1）在霍利湾建立美国北极星基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对；尤其是，（2）宣布了举行和平抵抗的第一次示威行动。这就是1961年2月18日在国防部外面的“静坐示威”————希望至少有两千人参加。我们计划，随后的每一次示威都要有更多的人参加，参加每一次新的示威的人数不断递增，直至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为了确保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决定让尽可能多的人发誓参加第一次静坐。
百人委员会的活动在2月18日前几天进入紧锣密鼓阶段。贴海报（后来被人撕掉），到街上、酒馆、咖啡屋去拉人，与他们争辩，直到他们转而相信这次示威行动的必要。但这一切我只是听说而已。我只参加没完没了的讨论。
我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在试图写百人委员会、 或者禁止核武器运动、或者甚至其他任何运动或公众事件的历史。我只是在试图记叙我所记得的、影响我自己生活的事情。
对于2月18日的静坐示威及其准备工作，我的热情很高，而且我完全同意百人委员会的计划和抱负。在这一卷自传中我已经谈到过我对和平抵抗的看法，当时我曾公开在演说和文章中述说我的看法，尤其是在2月17日《新政治家》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公开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唯一担心的是，由于我们的策略过早地公布，因而它们制订得很仓促、很零碎，而且，考虑到可能会遭到的反对，恐怕很难————也许不可能————避免群众当中发生暴力行为。我认为，在那种狂热之中，关于要坚持消极抵抗的劝说，可能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结果并未造成任何麻烦。
2月18日早晨天色阴暗，下着毛毛细雨，很冷，我们的情绪也为之低落。如果雨势转大，参加示威的人数肯定会减少，尽管骨干分子大多已发誓参加。但是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集合时，那里已聚集了一大群人。这群人究竟有多少，谁也不可能精确地说出。根据新闻界、警方和百人委员会的估计，取中位数，大约有两万人。演说进行得既顺利又迅速。然后开始游行，队伍沿着白厅注57进发，最前面由一面大旗开路，百人委员会的纠察们非常熟练地维持着游行队伍的秩序。队伍中包含原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五千多名蜂拥而又平静严肃的群众。我们一度遭到警察的阻拦，他们企图以阻塞交通为由，阻止队伍继续前进。但是，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五千多人在国防部周围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我们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暮色降临，非常强烈而又安静（即使并不是完全缄默）地抗议政府的核政策。在这段时间，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更多的是来看我们静坐示威，当然，新闻界和电视台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进行采访。当有人传话说所有的游行者全都坐下了时，迈克尔·斯科特、舍恩曼和我立即拿出我们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张告示，将它贴在国防部门上。我们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署用水龙带对付我们。所幸的是，消防署予以拒绝。当六点一过，我们便宣布这次静坐示威结束。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当我们在暮色和灯光中朝着白厅返回，走过欢呼的支持者身边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完成了那天下午出发时要做的事情，我们严肃的目标已经公之于世。人们向我欢呼，当我走过时他们大喊“因为他是个大好人”，也令我感动。
这次示威比我们有任何期望权都吉利得多。在随后的几个月，百人委员会的气运一直很旺。在全国各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设立分会；有些国家则发展它们自己的委员会。这一活动所需要的通信联系，印制和散发必要的“宣传品”（传单、声明等等），更不用说维持某种办公所需要的费用了，全都花费很大。当然，这意味着，如同在任何没有固定会员或会费的组织中总是发生的事情一样，大量时间浪费在筹集资金上。虽然如此，但由于许多人慷慨而且常常自我牺牲的、自觉自愿的努力，百人委员会的力量逐渐增强。
为了表示我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继续支持，我于3月中旬和4月中旬对伯明翰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次演说，由于我说了一句有关当时首相的话，引起了骚动。这句话普遍被新闻界断章取义地引用。在上下文中，它只不过是前一论证的证毕。不幸的是，等到骚动平息下来时，我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无法为自己辩护，后来要想解释已为时太迟而不起任何作用了。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结束时，我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集会上发表过演说。
大约在3月底，我与企鹅出版社，然后他们与我著作通常的出版者斯坦利·昂温爵士商定，再为他们写一本关于核问题和禁止核武器的书，该书为我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续篇，并将它的部分内容加以扩充。这本新书被定名为《人类有未来吗?》，我马上着手开始撰写。但是撰写工作却因我在伦敦所做的一系列录音和两次伯明翰会议，以及后来使我一度无法做任何工作的那次十分严重的带状疱疹而中断。但是在病愈休养期间，这本新书我写了许多，而且在其第一截稿期及时地完成了全书。它于当年秋天出版。
8月6日“广岛日”，百人委员会安排举行两次集会：上午在白厅举行向两次世界大战死难者纪念碑献花圈仪式，下午在大理石拱门注58举行演说集会。前者举行得庄严肃穆。我们希望人们回想起广岛的核弹事件。我们还认为，在悼念英国的死难者时，我们可能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活着的人们理应避免无谓的牺牲。下午的演说，我们希望人们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将在广岛和长崎的死难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日本人作战的那些人的死难相提并论，乃是亵渎神圣。持这种看法的那些人中的许多人是否反对华盛顿将军或斯穆茨将军的塑像受公众瞻仰，是值得怀疑的。
海德公园的集会是一次气氛紧张的集会。警方不准我们使用麦克风，因为海德公园禁止使用麦克风。这条规定以前曾多次被忽视，但这次对我们却要坚决执行。我们之所以决定设法使用麦克风，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知道必须使用麦克风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所说的话，部分地是为了揭露公园各项规定执行上的那种奇怪的不一致。我们毕竟是一个致力于和平抵抗的组织。所以，我开始用麦克风讲话。一个警察悄悄地规劝。我坚持。那个警察就将麦克风拿走了。于是我们便中止集会，宣布要游行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继续举行集会。这一切是我们原先就计划好的，而且计划执行得相当成功。我们没有料到的是，当群众沿着牛津路前进时突然下起大雷雨，而且在广场集会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下个不停。
一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北威尔士开车兜风回来，发现一位虽然表情非常尴尬但却讨人喜欢的警官跨坐在他停在我们正门前的摩托车上。他是来给我太太和我送传票的，传我们9月12日到博街治安法庭去接受审讯，罪名是煽动民众和平抵抗。有人说，治安法庭给百人委员会所有的领导人都送去了传票，但事实上只是给其中的一些人送去了传票。接到传票的人很少有拒绝出庭的。
我们到伦敦去听取我们律师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去同我们的同事商议。我不想成为这一事业的殉道者，但我觉得我应该充分利用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至于天真无知到看不出我们的入狱会引起某种骚动。我们希望这能使那些原先对为什么我们要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一直不了解的人对我们产生足够的同情，至少对我们所持的某些理由产生共鸣。我们已从我们的医生那里得到我们最近生过重病，如果长期监禁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明。我们把这些证明交给将在博街治安法庭陪我们出庭的那位专门律师。凡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相信我们会被判监禁。他们认为政府会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划不来。但我们自己则看不出他们可能不会将我们判监禁。因为有段时间，我们的活动显然令政府厌烦，警方对百人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突然搜查，并且笨拙地暗中监视经常进出百人委员会办公室的。那位专门律师认为，他完全能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而使我太太和我不被判监禁。但我们既不希望完全不被监禁，也不希望被监禁时间太长。我们叫他设法不要让我们受到宽大处理而免于处罚，但同样地，还叫他设法使我们被判的监禁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星期。结果，我们两人都被判处两个月监禁，但同时又宣布，由于医生的证明，我们每人的监禁期都减为一个星期。
9月12日上午将近10点30分，我们在一群旁观者的簇拥下，和我们的同事一起，沿着博街走向法庭。此时的博街犹如舞台的场景。大多数窗口都挤满了人，有些窗口摆着一盆盆亮丽的鲜花。相形之下，法庭里的场面看起来就像一幅杜米埃的蚀刻画。当法官宣判我监禁两个月时，旁听者大叫“可耻，可耻，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这使我感到不快。我知道他们这样叫是出于好意，但我是故意要被监禁的，而且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年龄与罪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是使我感到更加有罪。在我看来，那位治安推事说的差不多是对的，他说，从他的观点来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不过总的来说，法庭和警方对待我们都比我们所能希望的要温和。在庭审开始之前，一位警察在这所建筑物里到处搜寻，想找一块垫子给我垫在又硬又窄的法庭木条凳上。结果找不到————这正合我意————不过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我觉得我们有些同事被判得确实过重，但是使我感到愤慨的只是那位治安推事对我们之中一位碰巧是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所说的那番话。我觉得那位警方证人在做证时给人的印象不好。我们的人，我认为讲得很好，既有尊严，又言辞有力。所有这些讲话并不令我感到惊异。我很高兴，因为我得到法庭的容许，基本上说出了我计划要说的话。
到傍午，我们的案子全都申述完毕，法庭给我们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我太太和我回切尔西。我们走出法庭，进入欢呼的人群当中，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有一位女士冲过来拥抱我。但是根据上午那位治安推事所说的话以及他总的神情，我们下午回去聆听判决时，并不抱会被从轻发落的希望。我们按名字首字母的顺序一一被判决之后，便被带到牢房，在那里我们像度假的男孩一样，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忐忑紧张的心情松懈了下来，我们别无他事可做，只是等着被囚车运走。
这是我第一次坐囚车，因为我上一次被判入狱时，是坐出租车到布里克斯顿监狱的，但这次我太累了，无法享受新奇感。我被径直送进了监狱医院病房，我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床上度过的，每天都有医生过来看我是否领到了我所能吃的那种流食。谁也不可能假装喜欢被监禁，除非是保护性的监禁。被监禁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就可怕的程度来说，受到特殊、严酷的对待或虐待，以及身体上的不舒服，也许是最低的。最可怕的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气氛，那种老是受监视的感觉，那种死一般的阴冷与幽暗，以及那种总是会被注意到的、不会被弄错的监狱气味————还有那某些其他囚犯的眼睛。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只体验了一个星期。我们一直很清楚，我们许多朋友遭受这种可怕的痛苦达许多星期之久，我们只是因为情况特殊，而不是因为“罪”较轻（如果我们是有罪的话），才得到从宽处理。
在此期间，百人委员会已将我发自布里克斯顿监狱的信印制成传单。传单背面是百人委员会的紧急呼吁，它号召所有的同情者于9月17日（星期天）5点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集合，然后游行到议会广场举行公众集会并静坐示威。当时内政大臣已发布公开令，禁止我们使用特拉法尔加广场，但百人委员会认定不予理睬。对于我们来说不幸的是，我太太和我还在监狱里，要到第二天才能被释放。我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这肯定是一个值得纪念和令人振奋的活动。
我们很高兴星期一一大早在家里自由地团聚。但是我们几乎马上就被拥入哈斯克街的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所包围。他们一直缠着我们，使得我们有段时间无法得知前上个星期博街治安法庭开庭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根据我们在狱中从报纸上所看到的，我们知道，不仅在英国，而且还在其他许多国家，举行过各种集会和静坐示威，以抗议对我们的囚禁。此外，我太太从霍洛韦监狱的一些囚犯口中得知，17日的那次示威举行得很成功。他们收听了无线电广播，站在监狱大厅的阳台上（下面是他们的牢房）向她竖起大拇指兴奋地大喊这次静坐示威成功极了。我们后来才逐渐地知道它取得了多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关于那次示威的全部故事，我应当留给某位历史学家或参与者去讲述。重要的一点是参加的人数前所未有。这对于使之成为我们所企望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来说是个好兆头。到傍晚，特拉法尔加广场和通往广场的街道都挤满了静坐的人和尽可能往前挤到有利的位置上去看热闹的人。游行到议会广场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虽然人们曾经尝试过。静坐示威者没有暴力，没有喧嚣。他们很严肃。其中有些人是在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例如奥古斯塔斯·约翰老人，虽然他当时已身患重病（他不久后便去世），但还是从国立美术馆出来，走进广场，坐下来加入示威行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计划这样做，而且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我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行为，但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将它记录了下来。其他还有一些为了证明极度的信仰而表现出英雄气概的事例。同时也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有人告诉我，尤其是在晚上较晚的时候，许多名人过去看看情况如何，结果被警方误认为是百人委员会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尽管抗议，但还是被塞进了囚车。不过这种错误可以说并不能怪警方。在浩瀚的人群中，个人的身份是不可能区分的，甚至戴着身份证明牌链也是不可能区分的。但是警方对其屡屡采取的暴行就难辞其咎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有许多当时所拍的照片，其中有一些则记录下了警方令人遗憾的行为。
电视和报刊中有关这次示威以及此前的囚禁事件的报道和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国。它们对于引起各国人民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企图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等问题，具有极好的效果。那是我们原先就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会被引起的那种不可阻挡的公众的关注和兴趣，却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一开始就仔细地做了安排：任何一次特定的示威，只有几位我们的成员会使自己有可能被囚禁。这样，总是有一伙领导人继续开展工作。但是政府并不是根据特定时间的特定罪行，而是以笼统的煽动罪为由，判决了一大批人，因而打乱了我们的安排。此外，当9月17日的静坐示威发生大骚动时，警方便进行逮捕，而此时我们几乎还不能确定谁会被捕谁不会被捕。结果是，百人委员会只剩下少数几个成员来处理急迫的事情和制订未来的计划。当时我感到很累，整天忙于处理主要是因为我的入狱而发生的、只有我才能处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确实非常遗憾，因为曾给过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而我们却未能充分利用。
出狱后的那个周末，我们回到北威尔士，但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报社和电视公司的记者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采访，当然，每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意大利人、日本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僧迦罗人、南北美洲人等等。接待来访者是件十分烦人的事情，因此我们一有可能就驱车出去到乡间躲清静。我们有过一些惊险的遭遇。有天下午，我们沿着沙滩，绕着岩岬，步行去一个小海湾。岬角的礁石为干海草所覆盖。起先我们还小心翼翼地先试试落脚处是否坚实，但后来就越来越大意，结果走在前头的我，出乎意料地陷到了大腿。每动一下，我就陷得更深一点。我太太差一点儿也陷进去。她设法爬到一块礁石上，最后把我拽了出来。另外还有几次，我们的车子陷入沙坑或泥沼里，只好找人把它拖出来————有一次，使我们觉得既好笑又可气的是，把它拖出来的是一辆核基地的大货车。
我们回到伦敦后，也有过一些奇特的遭遇。有一天上午，两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出现在我家门口，要求见我，他们说想要和我讨论反核工作。我和他们讨论了一段时间，然后示意他们该走了。他们拒绝离开。我和我的管家————当时家里只有我们俩————谁也说不动他们，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把他们推出去。他们开始在我家客厅举行静坐抗议。我有点害怕，派人叫来了警察。警察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甚至没有一丝微笑，更不要说嘲笑了。他们将静坐抗议者撵了出去。后来有人告诉我，警方已查明那个女青年是个想出风头的年轻女演员，那两个男青年是想要帮助她的仰慕者。他们这下子出了风头，而且提供给了我一个好故事和很大的乐趣。百人委员会的有些人对我叫来警察这一做法有点反感。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百人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公开和秘密的集会，我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0月29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和11月1日在加的夫举行的那两次集会。百人委员会宣布12月9日要在全国各地的美国空军基地和核基地举行示威活动。但是在谋划这一活动时，对于不是在伦敦而是在乡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缺乏经验的百人委员会，尤其是对有关运输方面的问题，想得过于乐观。例如，他们确信，他们租来运送示威者从伦敦到目的地之一韦瑟斯菲尔德去的大轿车会如期出现，因为那些大轿车的司机曾亲口说过，他们赞成百人委员会的观点。然而，像我们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汽车公司在最后一刻拒绝将其大轿车租给百人委员会。一些坚决的示威者利用其他交通工具抵达韦瑟斯菲尔德，但是失去了这些大轿车，而且又没有任何变通的安排，使得参加的人数比原来预期的少了许多。后来遇到的困难也不小：曾经对百人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过突然搜查并骚扰百人委员会成员的警方的阴谋诡计，以及政府的反对，政府用大量的地面部队和空军、警犬和消防水龙带保卫百人委员会示威的目的地，使之免受手无寸铁、保证不使用武力的示威者的侵扰。虽然如此，示威的场面还是挺壮观的。不过，百人委员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事先宣布示威的场面会比人们可能希望的更壮观，而对于一些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却没有仔细周到地预想出各种应变措施。
在其他方面，百人委员会已经开始自我削弱。在其成员中间，就百人委员会应该只致力于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事情呢，还是应该开始反对国内、社会和政府的一切不公正行为，开始进行冗长的讨论。这是浪费时间，白费精力。这种普遍的反对，如果要完全沉湎于其中的话，显然是遥远的将来亦即百人委员会的势力和能力得到巩固以后的事。制订这种计划，只能延误势力和能力的巩固。其次，这种不幸的趋势，主要是百人委员会缺乏实际的政治和管理经验，再加上过高地评价9月17日示威成功的意义造成的。9月17日示威的成功应该被看作是很大的鼓励，但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看作是对民众和平抵抗运动的确实允诺。按照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说，这个运动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它也尚未证实可以抵挡得住坚决的反对势力。不幸的是，12月9日那次示威相对而言的失败，只是被看作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挫折，并未被看作是临近巩固时期的一个教训。我试图在我当时的一些公开声明中克服这种沮丧，并且在私下反复灌输这个教训。但在这两方面我都失败了。
12月9日的那次示威的直接后果是，根据1911年的《政府机密法》对百人委员会的五名领导人提起诉讼。根据门外汉的观点，这是一次奇特的审判。原告方被允许充分地陈述其起诉的理由，最后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韦瑟斯菲尔德机场，企图使那儿的飞机动不了而停飞，这是不是危害国家的安全。被告方陈述的理由是：诸如韦瑟斯菲尔德这样的基地，就像所有用核武器“保卫”国家的基地一样，本身就已危害国家的安全。物理学家莱纳斯·泡令和雷达的发明者罗伯特·沃森-瓦特爵士，从美国来出庭做证，陈述目前核政策的危险，而韦瑟斯菲尔德则是该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和我在法庭上待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的所有证词，就像被告方的其他证人（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被允许传唤出庭）的证词一样，被宣布与起诉的内容无关而被摈弃。审判进行得完全合法，但所有的空子对于被告方全都无情地堵死，而对于原告方却全都变成是行得通的了。当然，审判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欢快的时刻：当问原告方的主要证人空军司令麦吉尔从伦敦到韦瑟斯菲尔德有多远时，他回答说：“坐快速飞机，大约50英里”。尽管陪审团退庭四个半小时（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们最后还是裁定被告有罪。没有一个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会作出任何其他的裁定。五个被判有罪的男人，各被处以18个月徒刑；一个被判有罪的女人，即百人委员会的福利秘书，被处以1年徒刑。
我深深地感到，由于我鼓动这次示威而又未能参加，我与被判刑的那些人一样有罪，而且我在最后能在审判中发言时做了这样的表白。其他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因此审判结束后，我们就到坎农街警察局去声称我们自己有罪。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警方虽然客气地听取了我们声称自己有罪的陈述，但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为了说明这次审判的意义和百人委员会自己对这次审判的态度，百人委员会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一次集会。在风雪中，我和罗伯特·沃森-瓦特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向人数不少的听众做了演说。
打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很少为百人委员会作公开的演说。在7月的最后那一个星期，百人委员会和“禁止核武器运动”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就在会议即将开幕之前，我接受了贝尔纳注59教授的要求，他竭力劝我派一个代表到会议上致辞。曾参与过百人委员会的策划和行动的克里斯托弗·法利代表我去。他到那儿后，与一些非共产主义者一起，在红场举行公开集会并散发传单。这是非法的。当时也在那儿的“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用各种手段，强烈反对这种非法活动。它也受到其他人的反对，甚至有些在国内热衷于和平抵抗的人也反对这种活动。他们觉得他们是俄国人的客人，应当严格遵守为客之道。这次集会虽然遭到驱散，但举行集会的人很得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指出了和平抵抗运动的国际性，而且能够在遭驱散之前可以说举行了辩论。当时，我所听到的只是强烈的反对，但是谁也没有说明反对的理由。法利回来后向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我觉得他支持那次集会做得对，这有助于使人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中立的，为了国际性的目标，无论何地，凡是我们能进行和平抵抗的地方都应当进行和平抵抗。
将近8月底，百人委员会开始实施其预定在9月9日举行示威的计划。他们接受上一年12月9日的教训，决定回到伦敦市中心，并且要人们立誓参加。他们宣布，如果找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举行示威。9月9日快到了，他们显然不可能按时凑齐这一立誓人数。我很坚定地认为，既然他们公开宣布过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举行示威，他们就应该放弃这次示威，尤其是因为那些已立誓的人，为了恪守诺言，可能会要求他们参加没有预定数目的共同参与者保护的示威。伦敦百人委员会的干事很不愿意放弃，许多委员也认为没有必要放弃。这种出尔反尔，将诺言当儿戏的行为令我憎恶，而且更加使我相信百人委员会正在瓦解。最后，这次示威还是被取消了。
在那次秘密审判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生了许多与百人委员会无关的事————午宴（例如外国记者在伦敦为我举行的那次午宴）、电视广播讲话（例如萨斯坎德主持的那次为美国人录制的长篇讲话）、各方显贵要人的来访（例如五位俄国著名记者的来访，他们和我在威尔士度过了一个下午）。3月底，我们还开车出去度假了两个多星期，这次度假完全失败，因为天气湿冷阴郁，我们俩在整个假期都患了重感冒。关于我个人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以5月18日我的90岁生日为中心的那些事情。
我承认，我怀着相当激动的心情期盼我的生日庆祝活动，因为虽然筹办活动的人没有告诉我成功地举办那些活动所需付出的辛劳和焦虑，但他们告诉了我它们是些什么活动。我只是后来才听说乐团经理和音乐厅经理所设置的特殊障碍，或指挥、管弦乐队和独奏者极度的仁慈和慷慨。我后来才逐渐知道，我的朋友们为了让我高兴，在好多个星期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并且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的这些朋友中最活跃的是拉尔夫·舍恩曼，他主要负责有关音乐会的所有事情，包括制定安排得极好的、在我看来非常令人满意的节目单。当我知道这一切时，我深受感动，就像我被这些庆祝活动本身所深深地感动一样。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我非常喜欢成为这种出乎意料的友好的喝彩和赞颂的中心。
在我生日那天，我们与我的两个孙子和我在伦敦的管家琼·雷德蒙一起，举行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茶会；为了庆祝，准备了一个上好的蛋糕，上面适当地摆放着一个小军官（面包师傅送的），他擎着一支蜡烛，以示好运。晚上，A.J.艾尔和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安排的晚宴在皇家餐厅举行。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我的一些朋友讲了话：艾尔和朱利安·赫胥黎对我倍加赞誉，E.M.福斯特回忆起早先在剑桥的日子，并且非常高兴地谈到了我的老朋友鲍勃·特里维廉。我在这次晚宴上第一次见到了我们家族的族长贝德福德公爵及其夫人。我称赞他尽管有很大困难但却不惜任何代价在沃本给自己保留一座私人庄园的决心。我也喜欢他那不受陈规约束的脾性。有人曾告诉过我，当邀请他在音乐会上向我致贺词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此我准备喜欢他————他并未让我失望。那天晚上与一些老朋友（例如，阿瑟·韦利和迈尔斯·马勒森）重新取得了联系，同时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使我颇为高兴。
至于第二天下午（在“节庆厅”经理T.E.比恩的大力支持下）在“节庆厅”举行的庆祝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说些什么。有人告诉过我，庆祝会上将会有音乐，并且会有人向我致贺词，但我事先并不可能知道音乐（无论是科林·戴维斯指挥的管弦乐，还是莉莉·克劳斯的独唱）会有多美妙。我也不可能知道贺词会有多感人，贺词中使用赞美之词会有多慷慨：致贺词的有拉尔夫·舍恩曼（庆祝会司仪）、维克托·珀塞尔、丹麦的索宁夫人、恩斯特·维利（瑞士雕塑家）、非洲的莫莱·恩科西、瓦妮莎·雷德格雷夫（女演员）和我的表妹伊恩·贝德福德等人。有些不能亲自来参加庆祝会的人，事先寄来礼物，由主持人当场送给我————我的堂妹弗洛拉·罗素送给我一座苏格拉底半身雕像，汉斯·厄尼送给我一幅他画的、惟妙惟肖的我的肖像。许多人发来贺信贺电，它们或由舍恩曼当场宣读，或被辑印成《生日贺词》。这本贺词的封面是波特马多克的T.E.莫里斯所拍的一张我的照片。我听说这本贺词已被寄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音乐家协会拒绝将现场音乐录制下来，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记录庆祝会的过程。那些礼物、节目单、私下拍摄的庆祝会过程的录像带，尤其是我所感受到的与会者和演员们的那种亲热的友情，迄今我仍十分珍惜，而我将永远珍惜。当时我感动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说找到能表达自己感激之情和解说这次聚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的话语。但是，很幸运，后来话匣子打开了。我认为我不可能再次非常动情地，或者说，带着那种纯粹的、未经思考的真挚情感述说我当时的感受，所以我就把我的演说原原本本地抄录于此，它是我根据录像整理而成的：
“朋友们：
这是我几乎不知道如何找出话来说的一次聚会。我所受的感动，甚于我所能说的，而且比我在任何时候所能希望表达的更深。我必须向为促成这次聚会而工作的那些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谢谢演出者，他们优雅的音乐，精彩的演出，充满了欢乐；谢谢那些默默地工作的人，比如我的朋友舍恩曼先生；谢谢所有送我礼物的人————礼物本身很珍贵，而且也是对这个危险的世界永远寄予希望的表示。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条：生命、欢乐和美比灰不溜秋的死亡好，而且我认为，当我们聆听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种音乐时，我们大家肯定都会觉得产生这种音乐的能力，和聆听这种音乐的能力，是值得保存的东西，不应当在愚蠢的争论中将其丢弃。你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条，但我认为，一切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一直觉得有这个信条就够了，而且我还认为，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会觉得有它就够了，否则你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我现在只是想说，当一个人走上了一条招致某种程度的迫害、斥责和辱骂的道路后，就很难发现他反而像我今天这样受欢迎。这使他感到相当卑微，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设法不辜负促成了这次聚会的那种感情。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
我生日的最后一次正式的庆祝活动是在第二个星期举行的，当时芬纳·布罗克韦非常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在下议院为我举行的午宴。对此，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上议院的议员还是下议院的议员，他们似乎都不太可能会来为我祝寿。当我们在前厅等着人来领我们去举行宴会的哈考特厅，以及再次站在门口有点渴望地看着议员们喝餐前饮料提神时，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但是，当宴会开始时，气氛既欢乐又友好，我认为参加这次宴会的那些议员中许多人都很大度。有一段时间对政客们的活动我曾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抨击，在这种场合，我恐怕没有机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义务直接责备他们。
当与我成为九旬老人有关的这番令人愉悦的忙乱全都过去之后，我们便返回威尔士，只是在7月份为了与吴丹注60谈关于国际核政策和裁军政策的事，我们才又回到伦敦待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不光是他的精力和对事情清楚的了解，而且还有他的均衡的客观态度、缜密的思考能力以及他那随和悦人的好脾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时间里，我还首次参观了沃本隐修院。我觉得这幢宏伟壮丽的房子非常赏心悦目，可爱的庭园绿树成荫，园内草地绵延开阔，大卫神父的小鹿嬉戏于树荫之下，景色非常祥和恬静。
那一年的最后几个月时间，全都花在了古巴危机和后来的中印边界争端这两件事情上。12月初，企鹅出版社接受了我的关于我想在1月份动笔撰写一本有关这两个事件的书的建议。这本书于4月份由企鹅出版社与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联合出版，书名是《非武装的胜利》。关于我在那段时间的想法和行动的任何趣事，要说的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全都说了，在此我不打算重复了。不过，也许我应该再加上一句：对于那段时间我所做的与这两次危机有关的一切，我一点也不后悔。对于这两次危机，尽管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但我的观点仍然没变。我只想给批评我的人这样一条橄榄枝：我对我10月23日发给肯尼迪总统的电报措辞不够婉转感到遗憾。我同意，那份电报的直率使得它不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当时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就像现在在相似的情况下我对美国政府明智而迅速地撤军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一样。
百人委员会的某些领导在9月事件中的愚行，以及百人委员会的越来越没有策略，使我非常生气，因此在1月初我辞去百人委员会伦敦总会的职务。不过，我不想在我公开辞职时提及以上这些理由。我所提出的辞职理由同样也很正当、很有说服力：我在威尔士的时间越来越长，无法有效地参与伦敦总会的工作。我仍然非常支持百人委员会早期的目标和行动，如果我认为这些目标和行动有成功的希望，我会支持再现。在我看来，民众和平抵抗仍然是攻击目前国际政策（这些目前的国际政策，如果说不是更糟的话，也与以前的一样糟）最有效的方法。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于发生核战争时该怎么办有其自己的计划。我们从一个自称为“维和间谍”的组织那里知道了这些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组织打听到了政府当局准备在战争爆发时付诸实施的秘密计划。届时英国将被分成若干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各地政府都由预先安排好的一班官员组成，他们将住在地下想必安全的“地区政府所在地”，（在敌人允许的范围内）决定我们其余人的命运，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能活着的话，决定如何处理放射性坠尘。政府的这些措施恐怕老百姓不会喜欢，所以必须保密。“维和间谍”发现了一些有关文件，并且急于想公之于众。他们没有资金，向我求助。我给他们50英镑，并祝他们好运。这些文件尽快地被公布出来，副本被分发给参加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的人们。
（我觉得）不幸的是，禁止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对于和平主义者居然使用秘密方法感到震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维和间谍”散播其所设法获得的情报。“维和间谍”搞到了一批新的文件，就拿去给一份主要的和平主义杂志的主编，以为他会把那些文件刊登出来。但是这位主编生恐走漏风声和如若发表那些文件必定会招致的惩罚，把那些文件寄给一位“维和间谍”的母亲，而她怕警方突然搜查，就把那些文件烧了。所以，我们获知政府的关于地区政府的拯救和可能被允许存活的那些民众的救助的计划的希望就破灭了。对阐明我们的立场和大大地推动和平工作的这一沉重的打击，竟然出自本意良好而且并非才疏学浅的和平主义者之手。
书信
与欧内斯特·琼斯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琼斯博士：
信中附上一位杰出的英格兰圣公会主教来信的副本。我认为，这是一份值得纳入你的个案记录簿的文件。如果你能来信告诉我你对此信的意见，我会非常感谢。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7年2月2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我附寄给琼斯博士的信（没有这位主教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签名）：
罗切斯特的主教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拜读了你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关于死后重生“大奥秘”的文章之后，我的良心驱使我给你写信。我知道，84岁的你，正处在那个门槛上。
你的同代人，像我本人一样，称赞你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智者。而且许多人肯定也同我一样相信，要是你的道德境界不亚于你的智力以及其他非凡的才能，你就能使我们免受二战之苦。然而，在你的那本论“友爱婚姻”注61的《婚姻与道德》（1929）一书中，好色之徒的本性不禁露了出来。好色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注62，它蒙蔽了你伟大的心智，辨识不出所有现象————例如形成你那迷人的研究的现象————背后的那个无限伟大的“心智”。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才能看见上帝；一个具有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的人，居然娶过四个太太，离过三次婚，那一定是个奇耻大辱。
此外，虽然你的名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你一定时常为对因两次大战之间年轻人试验你所倡导的“友爱婚姻”而发生的谋杀、自杀和极度痛苦的回忆所纠缠。我本人是个72岁的老人，没有杰出的才能或学识；然而，我想谦卑而真诚地将活到100岁才去世（1854）的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院长M.J.劳思博士写给他认识的一位被关押于死囚牢房中的教友派信徒的一段话奉送给你：
“先生，这封信来自一位已经90岁，像你一样没有多长时间可活的人。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多机会明确地知道新约圣经为人类救主的使徒所撰写。这些使徒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地说道，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所有的罪，如果我们坦承自己的罪，仁慈而公正的上帝就会因我们的悔悟而赦免我们的罪。在你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你应尽力去想、说和做一切事情，以拯救你的灵魂。”
你可能知道，在智力方面能与你相匹敌的达勒姆的约瑟夫·巴特勒大主教，临死前耳际充满了约翰一书第1章第7节的那段经文，并低声说：“嗬，这真舒服!”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能认识到，因为某个原因，我一直深深地为你担忧。
你的真挚的
克里斯托弗·罗夫腾
1957年1月29日
罗切斯特
毕晓普斯考特
珀森尔注63
亲爱的罗素：
你觉得这位英格兰圣公会主教的信很奇特，使我感到有点惊讶。我本以为你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而且我甚至真的在想，到底有多少人为你的灵魂做过弥撒。
这一类信，有趣的当然是平心静气地认定性活动就是邪恶。弗洛伊德过去常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遏止人天生的侵略性（一切邪恶的显著根源），但令人奇怪的是宗教导师常常又把它带回到性活动。这使人们想到两者之间必定有某种深层的联系，现在我们相信，大多数（也许是全部）侵略性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无数种形式的性挫败。不过，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你这位我们真道德（爱、仁慈、宽容等等）的主要倡导者，竟然因为不接受天主教的婚姻观而被打入地狱。
如果你想要听取对此信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评论，那么，他归诸你的那种全能（制止战争的能力等等）中就有一个线索。那只能指向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一个世俗的上帝），他令他儿子非常愤恨的唯一的罪，是他跟他儿子的母亲睡觉。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从不对上帝与圣母马利亚的通奸行为感到震惊。这可需要大事洁净。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琼斯
1957年2月4日
萨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尔斯特德 普拉特
亲爱的琼斯：
谢谢你2月4日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来信。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一直沉浸在把自己视为在等级森严的英格兰圣公会中引起恐惧的、使人望而生畏的父亲形象的喜悦之中。我附寄给你的那封信令我惊讶的是，我原本以为杰出的英格兰圣公会神职人员通常都是相当文明的人。我收到过几百封与我附寄给你的那封非常类似的信，但它们一般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来的。我无法确定，写那封信的人究竟是因后悔他所犯下的罪而苦恼呢，还是因他没有犯下的那些罪而感到非常懊悔。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7年3月14日
普拉斯·彭林
与利物浦的罗素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随信寄上埃德蒙·帕里斯先生的来信，他把我们两个人搞混了，而且不只他一个人如此。他的信第一段是写给你的。其他部分则是写给我的，我会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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