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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 ————关于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
赵冈
联经出版公司影印《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问世，我得以先睹。
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手抄本是1959年发现的。书是用墨笔抄于竹纸上，竹纸很薄，而且年深日久，已变成米黄色。全书分装十二册，每册十回。影印本在纸张大小、分册、装订形式上都尽量维持了原状。此部稿本的收藏人，可考的有一位，即杨继振，在他之前是谁收藏，已无法追查，在他之后又流入何人手中，也无法得悉，杨继振得此抄本时已然残缺不全。他在题记中说：
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十卷，据摆字本抄足。
这只是指整整一分册遗失，由他抄来补足者。此外尚有零星补抄的地方，共有下列各处：
第十回第四页起至第十一回第二页止
第廿回第五页起至第二十一回第二页止
第廿四回回末半页
第四十回第五页以下
第五十一回第一至四页
第六十回第五页起至第六十一回第五页止
第七十一回第一页
第八十回末一页
第一百回第四及第五页
可以看出，零星补抄者大多数是各分册的起头与末尾部分。杨继振据以补抄的摆字本是程甲本，除了正文以外，原抄本的总目也不全。第四页上有杨的图记，是从第八十四回的回目开始，其第一至八十三回的回目已缺失，1959年以后才由他人抄来补足。
杨继振，字又云或幼云，号莲公，别号燕南学人，晚号二泉山人，隶内务府镶黄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说：
杨继振，字幼云，汉军镶黄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无所不精，于古泉币，收藏尤富。
杨继振著有《星风堂诗集》及《五湖烟艇集》。但是最著名的还是他对书画古玩的收藏。此抄本上有他的题记多条，署名又云，幼云，及“继振”两字的特有签名式。另外还有“杨继振印”“江南第一风流公子”“猗欤又云”“又云考藏”等印章。杨继振的两个朋友也在此抄本上写过题记。一位是于源，字秋洤（泉），又字惺伯、辛伯，秀水人，著有《一粟庐合集》。其中《一粟庐诗稿》卷四中有与杨继振的唱和诗。另外一位是秦光第，字次游，别号微云道人，于源的诗稿中也有《赠秦次游（光第）兼题其近稿》诗一首，足证三人是朋友。
此稿本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这要分成三部分来说。换言之，除了杨继振补抄部分不算，这部分本是由三部分结合而成，即：
前八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后四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全部的改文，包括附条在内
前八十回正文的来源，是一部带有少量脂批的脂评本《石头记》，所残存的批语前都冠以“批”字。此本文字与现有各脂评本颇有出入，譬如其第四回又第五回的回首回尾题诗，第四回护官符下各家的注文，以及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的分回方式与回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四十回的正文，这一部分正文与前八十回正文，不是同时抄得者。可由其回目抄写格式证明前八十回（杨继振所补抄部分不算）的回目抄写格式是
第某回：回目
而后四十回的回目抄写格式是
红楼梦第某回：回目
后四十回正文的文字有许多特点，与前八十回正文及程高排印本的后四十回文字，在风格上都迥然不同。这部分文句很简短，大都平铺直叙，缺乏细腻的描写，更有趣的是，后四十回的原著者不善于用口语写书，而且对于京腔中的特殊语调与用字极不熟悉，许多研究者都已注意到，文中所有该用“都”字者，全是写作“多”。“多”与“都”读音不分，正是南方人的特征。文中也使用了许多南方俗语，如“物事”“闹热”“人客”“事体”等。
最后再说改文部分。很显然，这部稿本最初由两部来源不同的正文合并一起以后，又加上了第二道工序，那就是对正文的修改。各回中改文有繁有简，不过到了后四十回改文极夥，有几页中改文的字数甚至超过正文的字数。因此，改文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形，此人在原则上是想把改文尽量写在正文旁边行间，很多页中的改文太多，与正文错综间杂，密集一处，有的时候改文实在太多，在行间无论如何是写不下，于是这些改文便被写在一个纸条上，附贴于该页书上。全书计有十八个附条，其中十六个是在后四十回，只有两个在前八十回中。在第三十七回第一页的附条，据该处朱笔批注，已然“逸去”。故只有十七个附条保留下来。附条上首开端都有一个小圈，附条应该接的正文处也有一小圈，表示两者应于何处衔接，如果按这个线索去查，全书中似乎还有若干附条，已然遗失。
这些改文的文字大部分都与程高最后一版排印本（即我所谓的程丙本）文字相同。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曾以书中的诗词为比较样本，统计结果是二百零五条改得与程丙本一致，一百九十多条则与程丙本相异。诗词以外的改文，大体说来是把原来简短的，平铺直叙的文句，加以复杂化、美化，使之变成细腻的描写。而且原来正文中非口语用字都改成口语，非北京话都改成道地北京话。
这部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引起研究者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牵涉到高鹗是不是后四十回续书人的问题。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在程甲本出版（1791）以前，已经出现了有关《红楼梦》百二十回本的传言，1789年舒元炜在其八十回抄本的序言中有“数尚缺夫秦关”之句，“秦关百二”所指确数是什么虽难断定，但序文中另有“业已有二于三分”的话，可见是指百二十回之数。舒元炜只是听到说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之事，但是自己未能得到。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则说有人亲自读到这套全本《红楼梦》，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
周春，浙江海宁人，字芚兮，号松霭，黍谷居士，生于雍正七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过进士，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上述那条记载是书于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后一次乡试是一七八八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据我查证，杨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一七八五年）擢巡抚。五十六年病卒于山东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纪录，但名下注：“榜姓杨。”《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三有传云：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
此人与周春是海宁小同乡，前后中式，应该是相当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杨，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号，他中进士后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杨。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毙案，下吏议，赴京事既定，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来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乡试。按清朝考试制度，应由当地巡抚出任乡试监临。于是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五十五年秋，台湾生番首领为了高宗八旬万寿，自请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领前往热河行在瞻觐。想来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这些事都发生在程甲本问世以前。
以上这些资料已经使高鹗续书之说发生了动摇，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手抄本被发现后，更增强了这种倾向。
此抄本第七十八回有朱笔写的“兰墅阅过”四个字，杨继振将此抄本题为“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杨继振做此判定，不知是否仅根据“兰墅阅过”这四个字，还是另有根据？不过，很多迹象与资料似乎都不利于杨继振的此项判断。
第一，后四十回正文的文笔语气与改文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其次，“兰墅阅过”这四个字也未必就是有利的证据。经过核对笔迹，研究者似乎都同意这四个字确是高鹗亲笔所写。这表示高鹗与此抄本确有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除了“兰墅阅过”这四个字外，全书没有任何高鹗的题记与印章，如果真是高鹗的手定稿本，他为什么不写“重订”“手订”，或“手定”等字样，而说是“阅过”。而且，这四个字既不是写在卷首，也不是写在书尾，而是选定第七十八回，原因何在？难怪有好几位《红楼梦》研究者都觉得这是高鹗看过别人的抄本而题的字。一幅字或画上如有“某人阅过”的跋文和图章，通常都是表示这幅字或画是经过此人鉴定或观赏过。所以有人说，这四个字排除了，不是证明了，这是高氏所修改的稿本的可能性。
又有人详细核对过程伟元、高鹗最初排印的《红楼梦》版本，与他们最后的刻本，发现两种版本每页的版口是一致的，全书几乎都是如此。这一点可以说明高鹗在排印了第一版以后，就以印就的书为底稿，在上面进一步加工修改，然后才排印成次一版的书，唯有如此，才能使版口取齐。但是，这个百二十回抄本的改文与程甲本不同，反而与程丙本有许多相同者，也是十分费解的事。
到现在为止，研究者对于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的性质，尚未获得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高鹗是续书人，但此稿本不是高鹗所修订的手稿，而是属于另一个人，而且此抄本也不是据程刻本而改得者。
二、高鹗不是续书人，而是对后四十回加工修改之人。这部百二十回抄本是属于高鹗某友人，原来只有前八十回，程伟元得到后四十回续书原稿后，而在高鹗动手修改以前，此人曾借抄了后四十回的续书。高鹗修改此书全部竣工以后，他又按定稿的刻印本改正其手中的抄本。
三、高鹗不是续书人，程高两人得到后四十回续书原稿后，曾多次加工修改。其改稿过程中产生了若干过渡稿本，而此抄本就是高鹗手中的过渡稿本之一。
现在，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被提供到更多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面前，让大家来共同研判中国文学史上此一大公案。
再谈程排本《红楼梦》的发行经过
赵冈
拜读高阳先生大作《红楼倾谈》，获益良多，高阳先生考据方面往往有令人惊喜的卓见。新闻界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除了“勤”以外，还要有“新闻眼”，能够发掘新闻，搞考据的人最难得的也是这种特质，能够看出被掩盖着的问题，能够发现线索。
这种特质无以名之，姑称之曰“考据眼”。福尔摩斯比苏格兰警场的探长们高出一筹，就因为他具有这种禀赋。高阳先生有过人的考据眼，但是不肯多写这类的东西，认为是会荒废本业，这是很可惜的事，只要对学术有贡献，何必分本业副业。
譬如说，高阳先生从“苏大司寇”这一称谓而判断出《樗散轩丛谈》中那条笔记的书写年代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九年十一月，这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发现，其推论合理可信。我一直认为陈镛的这条笔记值得特别注意。高阳先生推断出其写作时间，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苏凌阿的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是乾隆五十四年春的事，程甲本刊印即是乾隆五十六年冬的事，五十七年春以后不久陈镛就写下了这条笔记。这是当时人的记载，与后人传闻之谈不同，可信性高得多。
不过有关程刻本发行经过的问题，并未因此而全部解决。这其中牵扯上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这要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的一篇文章谈起。伊藤先生是以研究《红楼梦》为专业的，功力深厚，思考缜密，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不久前在《鸟居久靖先生花甲纪念论集》中发表一篇论文，题名是《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文中讨论之点很多，我只能在此文中提出两点略加讨论。
第一点，伊藤氏根据出版史料证明木活字版印书，能印的份数极有限。通常像武英殿聚珍版的书，每种只印三百部，有些木活字版只印二百部或一百部。而且据长沢教授研究，木活字版印刷到一百部左右时，往往就发生字面高低不齐，不得不换字。
如果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倒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譬如，它可以帮助解释程伟元及高鹗在短期内再三修订《红楼梦》的动机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弄不清为什么程高在刊印了程甲本后不到七十天就又刊印程乙本，这岂不是用程乙本去抢自己程甲本的市场么？如果发现在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这一点就顺理成章了。活字版每次只能印三百部，而生意又这么好，当然供不应求，既然非重排第二版不可，正好可以趁机对文字方面再多加修饰一下。
不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木活字版可印刷的份数是否真是如此少？中国出版商使用木活字版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此种印刷方法始终未曾普遍流行，想来它有很大的缺陷，则一定是事实。但是，可印份数会否真少到三百份？从程高的排印本看来，似乎并非如此，王佩璋曾经比较过程甲本及我所谓的程丙本，发现两本每页之行款、字数、版口等全同，每页中文字尽管有变动，可是到了页终则又总是取齐成一个字。在一千五百七十一页中，每页起讫之字不同者不过六十九页。她甚至于发现程丙本的活字就是程甲本的活字。我们目前无法比较程甲本及程乙本，不过我相信这两本一千五百七十一页的版口应该完全相同。这种现象显示，活字版可以长用，可以一用再用。编辑为了节省重排的工作量，尽量取齐版口以利用原版，而只个别植换木活字，否则，如果原版已不堪用，非重排不可，高鹗、程伟元蛮可以放手去校订，便不必采用这种缚手缚足的编辑方针。因此，我对这一点还有相当的怀疑，希望能看到一些研究古代印刷术学者的意见。
第二点是伊藤漱平提到，在程甲本出版后不久就有《红楼梦》流传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到达日本的时间和它们的装订方式。在日本长崎有一家姓村上的家族，其上世在清朝是从事中日贸易的。此家保留了很多旧的文件，其中有一套“差出账”，记载每次中国船到埠，他们购入中国货品的清单。货品中往往有书籍名目，村上“差出账”记道，在宽政癸丑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中国船主王开泰，从浙江乍浦出航，于十二月九日在长崎入港，运来书籍六十七种。第六十一项书名是：
“《红楼梦》，九部十八套”。
这种两套合装一部的装订方式很奇怪。程刻本前后几版的装订方式都是一样的，每部共二十册，合装成四套。与上述情形不符。如果改装每十册一套，每部二套，则嫌太厚，而且为什么要改装，都是疑问。看来，这运销日本的九部《红楼梦》大概是另一种字体大小不同、版面大小不同、装订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版本。
果然如此，则时间上又有了问题。程甲本的高鹗序言是出于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后五日，该书真正印就而卖到市场上，最早也该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而宽政癸丑五年则是乾隆五十八年，王开泰在乍浦出帆的时日，上距程甲本出书的时间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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