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言性誤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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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其時游說之風最盛，往往立談而取卿相之榮，其游說各國之君，頗似後世人主臨軒策士，不過是口試，不是筆試罷了。一般策士，習於揣摹之術，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徹了，出而游說，總是把真理蒙著半面，只說半面，成為偏激之論，愈偏激則愈新奇，愈足聳人聽聞。蘇秦說和六國，講出一個理，風靡天下；張儀解散六國，反過來講出一個道理，也是風靡天下。孟荀生當其時，染有此種氣習，本來人性是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從整個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論，曰性善，其說新奇可喜，於是在學術界遂獨樹一幟；荀子出來，把孟子遺下的那半面，揭而出之曰性惡，又成一種新奇之說，在學術界，又樹一幟。從此性善說和性惡說，遂成為對峙之二說。宋儒篤信孟子之說，根本上就誤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誤，宋儒則大誤，宋儒言性，完全與孟子違反。

    請問：宋儒的學說乃是以孟子所說（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兩個根據為出發點，何至會與孟子之說完全違反？茲說明如下：

    小孩與母親發生關係，共有三個場所：（一）一個小孩，一個母親，一個外人，同在一處，小孩對乎母親，特別親愛，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愛母親；（二）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處，小孩對乎母親依戀不捨，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愛母親；（三）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處，發生了利害衝突，例如有一塊糕餅，母親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親把他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來，放在自己口中。這個時候，斷不能說小孩愛母親。孟子言性善，捨去第三種不說，單說前兩種，講得頭頭是道。荀子言性惡，捨去前兩種不說，單說第三種，也講得頭頭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學說，本身上是不發生衝突的。宋儒把前兩種和第三種同劑講之，又不能把他貫通為一，於是他們的學說，本身上就發生衝突了。

    宋儒篤信孟子孩提愛親之說，忽然發見了小孩會搶母親口中糕餅，而世間小孩，無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說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創一名詞曰：「氣質之性。」假如有人問道：小孩何以會愛親？曰此「義理之性」也。問：即愛親矣，何以會搶母親口中糕餅？曰此「氣質之性」也。好好一個人性，無端把他剖而為二，因此全部宋學，就荊棘叢生，迂謬百出了。……朱子出來，注孟子書上天生烝民一節，簡直明明白白說道：「程子之說，與孟子殊，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他們自家即這樣說，難道不是顯然違反孟子嗎？

    孟子知道：凡人有畏死的天性，見孺子將入井，就會發生怵惕心，跟著就會把怵惕心擴大，而為惻隱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擴大，推至於四海，此孟子立說之本旨也。怵惕是自己畏死，不能謂之仁，惻隱是憐憫他人之死，方能謂之仁，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只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莫有錯，不過文字簡略，少說了一句「惻隱是從怵惕擴大出來的」。不料宋儒讀書不求甚解，見了「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出來，即是惻隱，忘卻上面還有怵惕二字，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筆抹殺。我們試讀宋儒全部作品，所謂語錄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發揮惻隱二字，對於怵惕二字置之不理，這是他們最大的誤點。

    然而宋儒畢竟是好學深思的人，心想：小孩會奪母親口中糕餅，究竟是甚麼道理呢？一旦讀禮記上的樂記，見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等語，恍然大悟道：糕餅者物也，從母親口中奪出者，感於物而動也。於是創出：「去物欲」之說，叫人切不可為外物所誘。

    宋儒又繼續研究下去，研究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發出來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個自己畏死之心，並無所謂惻隱，遂詫異道，明明看見孺子將入井，為甚惻隱之心不出來，反發出一個自己畏死之念？要說此念是物欲，此時並莫有外物來誘，完全從內心發出，這是甚麼道理？斷而又悟道：畏死之念，是從為我二字出來的，搶母親口中糕餅，也是從為我二字出來的，我者人也，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門弟子曰：人之天性，一發出來，即是惻隱，堯舜和孔孟諸人，滿腔子是惻隱，無時無地不然，我輩有時候與孺子同時將入井，發出來的第一念，是畏死之心，不是惻隱之心，此氣質之性為之也，人欲蔽之也，你們須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為孔孟，為堯舜。天理者何？惻隱之心是也，即所謂仁也。這種說法，即是程朱全部學說之主旨。

    於是程子門下，第一個高足弟子謝上蔡，就照著程門教條做去，每日危階上跑來跑去，練習不動心，以為我不畏死，人欲去盡，天理自然流行，就成為滿腔子是惻隱了。像他們這樣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惻隱」。試思：惻隱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無，惻隱何有？我身既無，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無妨，見孺子入井，哪裏會有惻隱？

    程子的門人，專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專做「去怵惕」的工作。門人中有呂原明者，乘轎渡河墜水，從者溺死，他安坐轎中，漠然不動，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見從者溺死，不生惻隱心。程子這派學說傳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張南軒、其父張魏公，苻離之戰，喪師十數萬，終夜鼾聲如雷，南軒還誇其父心學很精。張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惻隱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攖冠而救之可也。」呂原明的從者、張魏公的兵士，豈非同室之人？他們這種舉動，豈不是顯違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於殘忍。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往往身臨刑場，談笑自苦，是其明證。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發出「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議論。故戴東原曰：宋儒以理殺人。

    有人問道：怵惕心不除去，遇著大患臨頭，我只有個畏死之心，怎能幹救國救民的大事呢？我說：這卻不然，在孟子是有辦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義二字，平日專用集義的工夫，見之真，守之篤，一旦身臨大事，義之所在，自然會奮不顧身的做去。所以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平日集義，把這種至大至剛的浩氣養得完完全全的，並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階，把那種畏死之念去得乾乾凈凈的。孟子不動心，宋儒亦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從積極的集義得來；宋儒之不動心，從消極的去欲得來，所走途徑，完全相反。

    孟子的學說：以我字為出發點，所講的愛親敬兄和怵惕惻隱，內部都藏有一個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處處不脫我字，孟子因為重視我字，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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