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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王门后裔各树旗帜纷纷讲学的时候，出来一位特异人物张居正。张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我们还应该知道，他的政治建树实以学术为根柢，在思想史上我们不能不给他一个特殊地位。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年（1582），寿五十八岁。年二十三成进士，在翰林者七年，归田修养者六年。三十六岁复出，历任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右谕德兼太子讲读、翰林院学士等官。四十二岁初入内阁，兼掌部事，先后与徐阶、高拱、李春芳等共同辅佐穆宗者六年。神宗即位以后，进为首辅，独掌政权者十年，其为政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一时内安外攘，号称富强。自从梁任公将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近年来论述他的很多。但大概都是关于政治方面。兹专就其学术思想谈一谈：
本来江陵并不讲学，甚至毁书院，杀何心隐，和当时讲学家正立在敌对地位，所以他被人指为“不悦学”，而向来讲明代学术的也提不到他。但是实际上他自有一套学术。请看他说：
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
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榖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人家说他不喜讲学，他认为诬罔，他偏说自己是“实好学”，是“直认本真”，不过不像那班讲学家的“虚谈”罢了。他对于那班讲学家的批评，他自己对于学术上的根本见解，大致见于《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那封信。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觉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所以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能之，故与七十子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究观其经纶大略，则惟宪章文武，志服东周。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老不行其道，犹取鲁史以存周礼。如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从周而已。《春秋》所载，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岂不欲行殷礼哉？周官之法岂尽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我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坠；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勅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坠。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谈学者，皆言尊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未解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无撤藩卫，无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无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
他痛斥那班讲学家的流毒，骂他们为“虾蟆禅”。他教人就在自己职守以内去学，而不要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遵守成宪”，“诚心顺上”，真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他却认为虽孔子复生也必须如此立教。他对于孔子另有一种看法，单从“生今反古”，“为下不倍”上发出一套大议论，简直和韩非、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有些相类了。他这套议论很得意，在别处也时常提到。如《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就和这段文字差不多。尤其是在《辛未会试程策》中，大发“法后王”之义，议论特别精彩，态度特别鲜明。其大旨谓：
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时宜之，艮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后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则有司之籍详，而众人之智熟。道之而易从，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后王便也。往代无论已。明兴高皇帝神圣统天，经纬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仿夏，公孤绍周，型汉祖之规模，宪唐宗之律令，仪有宋之家法，采胜国之历元。而随时制宜，因民立教，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算商贾，置盐官，则桑孔之遗意也；论停解，制年格，则崔亮之选除也；两税三限，则杨炎之田赋也；保甲户马，经义取士，则安石之新法也。诸如此类，未可悉数。固前代所谓陋习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强之效，而建升平之业。故善用之，则庸众之法可使与圣哲同功。而况出于圣哲者乎？故善法后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夫汉宣帝，综核之主也。然考其当时所行，则固未尝新一令，创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饰而振举之，如曰汉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为称上意者，亦未尝以己意有所论建，惟条奏汉家故事，及名臣贾谊、晁错等言耳。当其时，虽五日一视事，而上下相维，无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诏书，则有责；上计簿徒县文，则有责；三公不察吏治，则有责。其所以振刷综理者，皆未尝稍越于旧法之外。唯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眩，是以当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后世鲜及。故崔实称其优于孝文，而仲长统极其叹服，荀悦论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为非，良不诬矣。……成宪俱存，旧章森列，明君贤臣，相与实图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绍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行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若曰：此汉事耳，吾且为唐、虞，为三代，则荀卿所谓俗儒也。
他断言主张法后王，指斥那班高谈唐、虞、三代者为俗儒。他对于秦、汉以后的制度，尤其是他本朝之制度，极力表彰。他极口称赞王霸杂用谓汉家自有法度的汉宣帝。他说明朝制度，“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这种鲜明的贵今主义，比陈同甫、叶水心辈所论还要痛快得多。他甚至说：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虽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徒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者。（《杂著》）
这是何等大胆的翻案文章！他确乎有一种真知灼见，所以才能发出这样卓绝千古的议论。这些地方自然带些霸气，很接近申、韩。然而霸道本是他不讳言的。如云：
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闻而笑曰：“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唯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政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纲纪，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在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地方绝类商鞅、韩非的口吻，甚至明白袭用《韩非子》中的成语，如：“小仁，大仁之贼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而致其所大利也。”（《显学》）由此可知其受法家影响之深。抱这样思想，他当然不讳言霸道。陆象山有言：“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介甫慕唐虞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所以弄得王不成，霸不成。”从这一点上说，江陵倒是很近乎商鞅，比荆公爽快多了。
讲到这里，我联想起高拱。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势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我们现在看新郑所作《本语》，其中有些主张见解和江陵很相近。如云：
孔子宪章文、武，盖时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纷更。只将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实心奉行之。纵有时异势殊，当调停者，亦只就中调停，处得其当便是，不可轻出法度之外启乱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聪明睿知既迈伦夷，而又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苦辛备尝，经炼久熟，其所贻谋，为法既善，为虑更深，固非后世疏浅之见所能及也。夫岂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随乖天下之全，图以一时之便而遽梗万年之长计哉？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精神命脉。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远，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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