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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除古学复兴外，还另有一个新路向，那就是西学的输入。原来自万历以后，西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阳玛诺、汤若望等相继来华。他们学识品格本来很好，而又能迎合中国风习，所以逐渐在士大夫间活动起来，取得许多名流的信仰。这些教士中声名最大的当然推利玛窦。如李卓吾、袁中郎、谭元春、叶向高、李日华、汪廷讷等都很恭维他，更不要说当时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了。他们本为传道而来，但其结果却为中国散布许多科学的种子。我们且先把当时学术各部门中所受他们的影响，作一概略的叙述，然后把最重要的徐光启特别提出来讲一讲。
首先自然要说到天算。那时候所行的“大统历”，循元朝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误很多。万历年间，朱载堉、邢云路先后上疏，请求厘正。恰当这时候，利玛窦等来到了。他们都长于天算，其推算之密，制作之巧，实中国前古所未有。于是由徐光启、李之藻等的推荐，得参与历法改革的大业。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他们合译或分撰的书不下百余种，汇为《崇祯历书》、《天学初函》。其中如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几成为后来学算者必读之书。《四库提要》在“测量法义”条下言及此书道：
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悉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
由这几句话，可知此书影响之大。此外若《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等，其著者或徐或李，而实皆利氏所译授。《明史·天文志》论其事道：
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
清阮元《畴人传》第四十四卷西洋二附录近世西洋人，首推利玛窦，以利氏东来为“西法入中国之始”，解释其新说颇详。其论赞云：
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云。
风气既开，后来清代学者继续发展。其影响所及，不仅出了几位专门天算学家，并且许多经学家都兼长天算，这是明末西学输入最明显的结果。不过当时所输入的天文学，还是欧洲的旧天文学，也就是托来梅（Ptolemy，今译作托勒密，古罗马时代的科学巨匠。————编者注）以来的天文学，而不是歌白尼（Copernicus，今译作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编者注）以后的新天文学。因为歌氏的书，虽已于1543年出版，但尚未大行。利玛窦等仍囿于当时天主教徒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成见，而不信歌氏的太阳中心说。这也无足怪，因为歌白尼学说之被确认，尚待葛利略（Galileo，今译作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编者注）出来以后也。
其次是舆地。利玛窦等一班教士，远渡重洋，挟其广博的世界知识，使向来闭关自大的中国人士闻所未闻。异方殊俗，引起不少兴趣。如利氏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绘图立说，中国人之知有五洲万国自此始。在裴化行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描写利氏在肇庆府的情形，特别详述其地图之为人所注意时道：
在会所的客厅内，悬有一张西文的世界地图。凡来会所参观的人，都宁神注视，并彼此相探问这是一张什么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并从来没想过，世界的缩影是这样的。各重要人员都愿意把这图译成中文，为能更明了图上所含的一切。……利玛窦为应付朋友的请求，即一面参考他的旅行日记及别的西洋书籍，一面借翻译官的帮助，编成一本注解地图的小册子，并在内插入天主教仪式及各地习俗的记录。……这种地图，虽然有很多缺陷，大家却视为稀世的奇品，不久便流传到全中国各省内。……当着他们见到世界全图，上面表现着一个极庞大的世界，中国是被移置一个角落，并且看着很小，一般昏愚的人们，有开始嘲笑司铎们的，但是比较明智的人，注意到地图构造是这般精密，上面有经度及纬度，有赤道线，有回归线。……因此他们便不自禁相信图上的一切都是与实际相合的。利玛窦为减除中国朋友对于新式地图的嫉视心，便很小心的把大家对于地图的观点转移。因为中国学者不能忍受他们国家被西洋绘图家抛在世界东部的一个角落上，但是他们又不能立刻懂清数学上的证明；于是利玛窦不得已把地图上的笫一条子午线（经过加拿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这正是一种适合于参观者脾味的地图，众司铎相信以后演讲时一定有许多便利，来宾见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的无法测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惧能有外力来侵略。
从这段描写可知当时中国学者地理知识的幼稚，及利氏对于他们的新刺激。利氏地图及其所附说明，从现在看来，自然也还觉得幼稚，但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他毕竟划出一个新时代。后来清朝康熙年间，测绘《皇舆全览》图，还全赖一般教士们的力量，清儒对于舆地上的兴趣，也未尝不与此有关。（《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刊是讲利玛窦地图的一个专号可参考。）
其次是音韵。中国音韵学自与印度交通而进一步，自与西洋交通而又进一步。那班耶稣会教士读中国书，多用罗马字注音。如现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殷铎泽用拉丁文翻译的《中庸》等书，即其实例。金尼阁更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为当时音韵学界别辟新路径，后来方以智著《通雅》，刘继庄著《新韵谱》，都明白承认受西人的影响。清代音韵学之盛，不能说和西学输入没有一点关系。（陈援庵先生著《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书论此甚详，可以参考。）
其次，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天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思想变动亦未尝不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向来所常讲的是道德伦纪，而对于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事则不甚留意。利玛窦曾言：
薄游数千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绌焉者，何也？（徐光启《泰西水法》序中所引）
这段话实在能指出中国的弱点。地大物博，而常患贫，这种奇怪现象，至今犹然。利氏因进言水法，以为富国足民之计。后来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邓玉函著《远西奇器图说》，种种实用的学问技艺逐渐输入。徐光启既受其影响而著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而清初诸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亦启发于此了。当时西学有广泛的输入，其治学方法亦影响到各方面。如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讲西洋建学育才之法，把当时欧洲教育制度学问门类已介绍其大概。李之藻译《名理探》，把西洋论理学也介绍过来了。总而言之，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因受西学影响而都渐渐为人所注意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方以智。不仅他自己著《物理小识》，并且他的祖父野同公，他的父亲潜夫公，他的外祖父吴观我，都是喜欢研究物理的。他的曾祖明善公的门生王虚舟，且著《物理辨》、《物理小识》就是缘此而作的。他的儿子中德、中通、中履是《物理小识》的编纂者，书中多附录其说。中通更与揭宣往复讨论，录为《揭方问答》一书。这不仅可见方氏的家学渊源，而一时研究物理的风气亦可想见。这种风气深受西学影响，是他们书中明白表示出来的，然而当时与西学关系最深的，究竟还要推徐光启。我们现再以徐氏为中心，作一较详的论述。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于崇祯六年（1633），寿七十二岁，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初遇西教士郭仰凤于韶州，谈道颇洽。后在南京复遇利玛窦，既而从罗如望受洗。及官翰林，适利氏早在北京，自此过从日密，西洋历法、炮术、农田水利及其一切名物象数之学遂借以传入。他对于西学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并不限于几种专门学艺。就如他说：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利）先生曰：“是书也，以当百家之用，庶几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犹其小者。有大用于此，将以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也，余以为小用大用，实在其人。如邓林伐材，栋梁榱桷，恣所取之耳。”（刻《几何原本》序）
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泰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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