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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知几的传略
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如东汉之班固、刘珍、荀悦、蔡邕；晋之华峤、陈寿、孙盛、王隐；宋之范晔、徐爰；齐之沈约、裴子野；梁之萧子显、吴均；陈之谢昊、姚察；北魏之崔鸿；北齐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他们或身为史官，职典记载，或心存褒贬，私撰国书，其所著述，皆能独步于当代，擅名于后世。虽然，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661——721年），年六十一岁。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
刘知几是汉代皇族的后裔，据他自己在《刘氏家史》上考证，彭城诸刘，都是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的后裔。如果他要妄据“汉为尧后”的伪说，也可以说是圣王之后；但是他不要这样虚妄的远祖，而宁肯承认他的氏族是出自陆终。
刘知几出生的家庭是一个世禄之家。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一个学者，和史学家李百药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并以此而封阳城县男。后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为楚州刺史。[1]刘知几之父亲藏器就是胤之的从兄之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生二子，长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几即其季子。[2]
刘知几因为家学渊源，自幼就博览群书。《史通·自叙》有云：“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授《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这样就奠定了他后来研究史学的基础。
刘知几的年纪，渐渐长大，便要准备一种走进人生旅途的功课，即所谓应世之学。在唐代以科举策士，词章最为重要。于是刘知几遂不能专门读史，而要同时致力于文学。《史通·自叙》中云：“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刘知几天才放纵，不久便以文学知名于当世。《旧唐书》本传曰：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史通·自叙》中亦云：“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即因他曾经一度研究文学，所以又准备了他后来写著历史的技术条件。
即因文学甚好，所以刘知几“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3]，举进士，并授获嘉主簿。以后又调回京洛，服官中央。从这时，刘知几便放弃了文学的揣摩，专心于史学的研究。《自叙》中云：“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这样，又加深了他的史学素养。
刘知几不仅学习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强。他自幼读史便不仅徒事记诵，因袭陈说；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叙》中云：“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固）、谢（承）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刘玄）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三十岁），言悟日多。”
刘知几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自叙》中有云：“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刘知几虽然性情孤僻，但并不高举其自身于社会之外；反之，只要有机会，便要检举社会的罪恶，指斥当代的弊政。新旧《唐书》皆载，当证圣初，武则天诏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书指陈当时的政府，刑戮太过，尝罚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椀脱’之谚。”同书又载，他以武则天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赋》以刺时。当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刘知几才任史官。《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累迁左史，兼修国史。”以后，又“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以后，刘知几的生活，就长期消磨在史馆中了。
刘知几既任史官，可谓学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历史学创见，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因为当时的史馆组织，是“监修制度”。史官注记，必须仰承监修的意旨，没有撰著的自由。而当时的监修，大半为毫无知识的贵官，他们既不知明立科条，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同时，当时同列的诸史官又皆流俗之辈，但却“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4]。加之，权贵干涉，侦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记，“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5]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刘知几与诸监修及同事，当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6]。
但刘知几却素抱刊削史籍的宏愿。《自叙》中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于史馆，于是“载笔”余暇 [7]开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写著。《自叙》中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由此看来，《史通》一书亦刘知几“道不行”、“志不遂”、“郁怏孤愤”之所为也。
为了写著《史通》，刘知几很想摆脱史馆的职务。恰好当景龙初，中宗西还，于是他便请求留在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两年，这时，全部精力，皆用于《史通》的写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说他身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龙三年，中宗便驿召他到长安，升为秘书监，仍派他修撰国史。
当他再回史馆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司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这些监修贵官，意见不一，当时“陈令公（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楚客）则云‘宜多隐恶’”。以是史官更难着笔。刘知几深感其弊而无可如何。适萧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于是他就上书于萧，请辞史官之职。在辞职书上，列陈当时史馆之弊，并谓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补救，则“虽威以次骨之刑，勖以县（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8]。
辞职书并没有批准；但从此以后，愈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索性将史馆的职务，委托于著作郎吴兢，而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这时，刘知几的《史通》已经完成，声名扬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来装点史馆的门面。所以景云中（公元710——711年），便升他为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到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再升左散骑常侍。而其职务，则始终是修撰国史。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的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流配。他为他的儿子向执政诉理，玄宗闻而震怒，贬为安州 [9]都督府别驾，而这位大史学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兼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10]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怏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
二 刘知几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
刘知几著作甚多，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此外又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及《史通》二十卷。在他的著作中，以《史通》一书最为不朽之作。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十卷，合二十卷。内篇分三十九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今所存者，仅三十六目。外篇分十一目，其中《杂说》一目析为上、中、下三篇，共合为十三目。这部书是刘知几的史学创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巨著。
刘知几之著《史通》，其主要目的，是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方法上的错误。故全书皆以批判的体裁作为写著的方法，而其论点则侧重于历史学方法。但除史学方法以外，其所涉及的范围亦至为广泛。如其外篇中之《史官建置》，则论史官制度；《疑古》、《惑经》、《杂说》、《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则皆系论历史资料。总而言之，刘知几在这部书中，可以说对他以前的中国历史学，作了一次总的清算工作。
刘知几对于他的《史通》一书，曾经在《自叙》中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11]
即因《史通》一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故当时“悠悠尘俗，共以为愚”，而“见者亦互言其短”[12]。为了答复当时流俗之徒的恶意批评，刘知几曾作《释蒙》以拒之。但当时也还有几个知己，赏识其书。据《旧唐书》本传载：“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即因《史通》不见重于当时，所以他在《自叙》中叹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坚）、朱（敬则）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又在《鉴识》为之慨曰：“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象之恶劣，《史通》一书并没有长期埋没。在他死后不久，玄宗便派河南府至其家，抄写以进。读而善之，并因此而追赠他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赐谥曰“文”。而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的影响。他在《自叙》中盛赞王充的《论衡》。其言有曰：
儒者之书，情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案王充《论衡》有《问孔》、《刺孟》之篇，实为儒家的一位叛徒。而刘知几亦有《疑古》、《惑经》之作，其思想亦颇谬于圣人。他在《惑经》中说：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他在《惑经》中，对于《春秋》之义，提出了十二个疑问，指出其虚妄者五端，大胆陈说，毫无顾忌。故刘知几的《惑经》，实即王充《问孔》的续编。至于其《疑古》篇，则系非难《尚书》；但在《序言》上，亦指斥孔子。其言有曰：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又如王充有《指瑞》、《验符》之作，指斥符瑞之虚妄。刘知几在《史通》中，即反对记录符瑞之《五行志》。《书志》曰：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征，昊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又王充有《书虚》之作，谓竹帛上的文字，不可尽信。而刘知几在《疑古》中，对于《尚书》所载的史实，指出疑问十点。他在结论上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从以上所举各点，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
刘知几反对“历史的定命论”。他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上）中说：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之，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有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上文列举史实，证明统治者的灭亡，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恶、无能。不能把他们的灭亡归纳为上帝的意思。同样，新的统治者的兴起，也不是上帝预先派定，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与“上帝”、“天命”这一类的鬼话绝不相干。像这样承认人类对历史之创造作用的历史观，就正是刘知几的历史学卓越之点。
其次，刘知几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云：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在这里，他虽然只提出吴、蜀的名号问题，而其主题，则是反对那种以“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的历史观。例如他深以班、范二史不列刘玄于光武之前为非。他在《编次》中说：“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而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光武称帝于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按刘玄为新市、平林所拥立，以中国正统派的历史观视之，实为盗贼，而刘知几主张列纪于光武之前，这就是“有以力屈者乃成盗贼”也。
虽然，刘知几对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仍未扫除干净。例如他反对列项羽于本纪，而曰“正可抑同群盗 ”。反对列陈胜于世家，而曰“起自群盗”。这又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
又刘知几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中说：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至萧方方等，始存诸国名谥，僭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杞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历史是具体的科学，要承认客观的事实，不能以主观的爱憎涂改历史的事实。刘知几可谓深得此理。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
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以订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以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三 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
刘知几对于中国历史学各流派，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他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有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按《尚书》为记言的史体，《春秋》为记事的史体，《左传》为编年的史体，《国语》为分国的史体，《史记》与《汉书》均为纪传体，而前者为通史体，后者为断代史体。这六种历史学体裁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中国历史学体裁相续发展之系列，所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的结果。
这六种体裁在最初，都不过是各时代的历史记录者用以记录史实的方法；但是后来的历史学者竞相模拟，于是这六种历史学体裁，遂演化而为六种历史学流派。
例如《尚书》，本来是一种最古的历史记录方法。“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13]
又如《春秋》，后来也有袭用其名以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其所著书，皆谓之《春秋》。
《左传》亦有拟作，如晋著作郎乐资曾撰《春秋后传》三十卷，其书始于周贞王而终于二世之灭。献帝时，荀悦著《汉纪》三十篇，亦依《左传》体裁。以后每代都有拟作，如张璠、孙盛 、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虽异，但其为体，则皆拟《左传》。
《国语》体裁，继之者有《国策》。至孔衍，又以《国策》所书之未尽者，聚为一录，名曰《春秋后语》。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著《九州春秋》。这些都是《国语》的流派。
其摹拟《史记》者，则有梁武《通史》，崔鸿等所撰的《科录》，及李延寿的《南北史》等。至于《汉书》，则所有中国的所谓正史，都是属于这一流派。
中国的历史家，大概不出这六种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过这六种体裁之变体而已。所以刘知几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罗一切的。
刘知几在划分中国历史学的流派以后，又展开其对各家的批判。其论《尚书》的体裁，则以为其最大之缺点就在于这种体裁中，对于人物的记载不能详其平生；对于事实的记载，不能详其年月，而这些又都是历史学上最重要之点。他在《六家》中说：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为《尚书》的体裁，既以记言为主，就体裁论体裁，则不应于记言之外，有记事的专篇；但《尚书》中竟有此种例外，这就是体例不纯。《六家》说：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其论《春秋》的体裁，则认为有长处，也有短处。《二体》说：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下）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左传》的体裁，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注释体裁。他在《申左》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这种注释体裁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能补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复本文。《六家》说：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论《国语》，则认为是《春秋》的外传，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写成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自成一种分国为史的体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其论《史记》的体裁，在《六家》中专说他的短处。他说：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但在《二体》中，则谓《史记》的体裁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他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帝）纪，则云：“语在项（羽）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汉书》的体裁，则谓与《史记》相同。《六家》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及改‘书’曰‘志’而已。”即因《汉书》的体裁同于《史记》，所以《史记》的短处和长处，也同样表现于《汉书》。惟《史记》为通史体而《汉书》则断西汉一代以为史，因之《汉书》就没有“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以上乃刘知几对中国历史学各流派的批判，就史体论史体，可谓切中利弊。他在结论中说：“《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熟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由此而知刘知几认为最进步的历史体裁，乃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从历史学发展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对的。
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考纪传体确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体裁。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记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又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但这种伟大的创造，是司马迁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汉书》不过是《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项背？
四 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
刘知几在泛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以后，于是集中其论点于纪传体。他就纪传体的各个部门，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展开其批判。
他论“本纪”，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本纪”所以纪天子，非天子不应列入“本纪”。因此他对于司马迁之列周秦先世于“本纪”，认为“可怪”。列项羽于“本纪”，认为“乖谬”。《本纪》曰：
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其次，他以为“本纪”所以纪年岁，显国统，故无年号者不纪，无国统者不书。所以《魏志》曹传，权假汉年；韦曜《吴史》，不纪孙和。盖以其子孙虽为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称天子。如其祖先亦称天子，则当时固有天子，没有历史地位可以安插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对把追尊的天子，写入“本纪”。《本纪》曰：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追尊晋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第三，他以为“本纪”的体裁，是以事系年，而且专载大事，以显示某一帝王时代的历史大势，不应把琐碎的细事，写入“本纪”。《本纪》云：
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彦渊）、李安平（百药）之徒，其撰魏（书）、（北）齐（书）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他论“世家”，也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以为“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须有世可续，有家可承；否则即不应列于“世家”。因此他以司马迁列陈胜于“世家”为不然。《世家》曰：
“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第二，他以为“世家”所以录诸侯，不应录大夫。因此，他反对司马迁录三晋及田氏之先世于“世家”，而田完反没其名号。《世家》曰：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具归“世家”。……又（田齐）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第三，他以为“世家”所列诸侯，应该是专制一国、传世甚久的古代诸侯。而徒有其名的汉代诸侯则不应列入“世家”。《世家》曰：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司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此外，他以为还有一类人物，即割据之君，“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亦宜列于“世家”。
他对于“列传”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他以为“列传”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则不应编入列传。因此他反对陈寿在《三国志》中列吴、蜀二帝于“列传”。《列传》曰：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第二，他以为“列传”主题，皆系人名，如非人名，即不应列入。《编次》云：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明，同声相应者矣。
第三，“列传”中有“合传”，但他以为“合传”的人物必须同时并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随，如“陈余、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14]，这是可以的。至于以异代之人，列于一传，如：“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的曹沫与燕荆轲并编”[15]，“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16]，这是不对的。
第四，“列传”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为这种附出的人物，必须“名行可崇”而又“事迹虽寡”，不能独立成传，所以“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则无附出之必要。但“孟坚每一姓有传，则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17]。这也是不对的。
第五，他以为列事作传，所以播其遗烈，显其令闻。但“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8]。这更有违“列传”的本意。
他对于《表历》根本反对。他以为历史应该用文词写著。而不应用“表历”排列。而且史实既见之于文词，又再列之于“表历”，实为重复。故他以为载“表历”于史传，未见其宜。《表历》曰：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观司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在“表历”中，他最反对班固《汉书》所载“古今人表”。他以为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现国统的递袭，又不表现禄位的相承，只是品藻贤愚，激扬善恶，这实在不能表示一种连续的历史意义。[19]而且“人表”中所录的历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时，并且皆系汉以前的人物。以汉以前的人物，而列于《汉书》，更是不伦不类。他在《表历》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何断而为限乎？
他以为如必欲作表，亦只应适用于历史上的纷乱时期，如春秋战国及五胡乱华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或群雄割据，各为年世；或诸胡错峙，自相君长。世变多端，史实复杂，若申之以表，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所以他以为在《史》、《汉》诸表中，惟“列国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后，则惟有崔鸿作表，颇为切要。
他对于“书志”颇为称赞。《书志》曰：“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不过他以为“书志”之中，有“妄入编次”、应予删除者三，即“天文”、“艺文”、“五行”是也。亦有“事应可书”，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天文志》，是以为天文变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变易。《书志》曰：“夫两曜（日、月）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故他以为“天文”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载其当代的日月之蚀，星宿移动，而不应重复天体之概论。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艺文志》，是以为同一书目，“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故他以为《艺文志》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列当代撰者所撰之书，不应重复刊载前代之书目。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五行志》，是以为《五行志》多载“虚说”、“浮词”，“言无准的”，“事涉虚妄”。如必予为志，亦只应记当代灾异，不应追证前事，曲加附会。
反之，他主张增加《都邑志》，则从“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又以“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所以他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他又以为各种方物，“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古代皆有记录。如“《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自汉代拓境，四国来朝，各献方物，而种类更多。爰及魏、晋，迄于周、隋，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此等方物，与社会经济有关，故凡为国史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前。
他又以为氏族关系血统，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所以历代亦有记录，如“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所以他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志》之下。
其论“论赞”，则谓后来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几种弊病。
第一，不必论而强为之论。《论赞》曰：“夫论者，所以辩（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 各书一论（而冠以“太史公曰”） 。必理有非要，刚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自司马迁而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 ，谢承曰‘诠’ ，陈寿曰‘评’ ，王隐曰‘议’ ，何法盛曰‘述’ ，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作者的史评，大抵多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笔端，苟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复本文。《论赞》曰：“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易言之，即简单明了，不重复本文。但后来作者，“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这就犯了重床叠被的弊病。
第三，“论赞”重出。自班固于序传中以诗体作“述”，范晔改“述”曰“赞”，以后每篇皆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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