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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世传十家注，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校刊，颇称审核；然亦以臆改为病！余取正统道藏本及吾邑明谈十山嘉靖刊本参校，往往有原本不讹，而孙氏据《御览》、《通典》诸书所引，校改以致讹者！谈刻异同尤多；有谈刻所有而孙氏无之者。湖北崇文官书局百字本，无注；世不谓佳；然有一二处剧胜者！于是参验四本，择善而从，句分节解，写为章句，以藏箧中，旧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为略解”，谦言解其粗略，语多引而未发；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阐其义；亦有自抒所见，与魏武异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锡为详博；而张预独辨以析；梅尧臣则明白了当，以少许胜人多许。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魏武注《孙子》三卷，孟氏解《孙子》二卷，李筌注《孙子》二卷，杜牧注《孙子》三卷，陈皥注《孙子》一卷，贾林注《孙子》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载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陈皥注，梅圣俞注，王晳注，何氏注，各三卷。郑樵《通志·兵略》载《孙子兵法》三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诂；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陈皥注；又一卷唐贾林注；又一卷何延锡注；又一卷张预注；又三卷王晳注；又一卷梅尧臣撰。则知十家注旧本各自为书；而今荟刊为一，始于宋吉天保；采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据自序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顷因余暇，抚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而具其应答之义，曰十注遗说。”然亦有自以意说而不尽当于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遗而弥缝其阙也！最近海宁蒋方震氏百里尝学兵法于德意志，习其老将，往往颂美《孙子》书不容口；因撰《孙子新释》，民国初元，先成《计篇》；梁任公所采以入《庸言》者也。仆诵之惊叹，而访其全书读之，殊亦粗略未称，如魏武注也；其释《计篇》，亦不如《庸言》所载之详。然宏宣奥义，或取欧故，不为拘虚，多十家所未发；而以知新器新理，虽日出不穷，而大道无攸易；《孙子》一书，推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独惜其书成在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以前，未能备物；亦犹魏武注引而未发之不能无待于梁孟氏以下九家也。仆闻德国克老山维兹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谈兵之祖，而老毛奇将军之师也；其著书以为：“理根于事，事贵有验，无征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读史。史者，古人经验之记载也。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而以近代史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也。”盖世以近而可验。理无征而不信。《孙子》书李筌、杜牧、何延锡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晓譬；而战争之尤繁巨以媲于现代史者，盖莫如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傥有人焉，依据《孙子》而援欧战事为说，以扩三家注之所未备；古书新证，必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仆怀此意久而未有以发也！徒以抗日军兴，家山唱破，违难奔走，不废教学；而烽火惊心，客子危涕。自顾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为谈兵；以为：“胜负何常，祸福相倚。傥读孙武《十三篇》书而籀绎其旨，知日本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国之势不终败！”遂发箧中所写章句，为之诵说；而以十家之注，后多因前，辞或重复，徒乱人意；于是削其繁剩，笔其精粹，取意相发而不相复，以成训义。训者，顺也；义者，宜也；顺文为说，义取其宜，融裁众注，不为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学，欧战之史，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十三篇》之书，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而凡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败，亦得以曲畅旁通而极其趣。谈者既为抵掌，听者亦以破涕也。
仆诵说《孙子》之书，以观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负，而可知者有三端焉：一曰：日人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二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斯二者，日本战略之必失败也。三曰：日本之威加于敌，必以成众叛亲离之祸。抑又日本政略之必失败也。请得而备论之：何以知日本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也？《孙子》不云乎：“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夫兵，非胜之难，胜而不久之难！欧洲大战，德之所以不保其胜，法之所以不终于败，则以德之胜而久也！其国人克氏著书论兵法，每谓：“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何尝不虑胜久之无以善其后！然而胜，德之所能为也；不久，非德之所能为也！方吾国之参战也，目论者佥谓德人必不败。而严又陵独不谓然，与其友熊纯如书切论之，以为“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乃祖威廉第一之故智，欲以雷霆万钧，迅霆不及掩耳，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为抗也，德国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震，所虀粉者比国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至马兰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再衰三竭之说；而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划，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所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亦既旷日持久，而德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限。方战之初，德人自言有胜兵八百万，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而死伤达三百万。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然而“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岂德之所愿欲耶？无亦法巧为久以相持；故德欲拙速而不能也！夫兵战之事，必计成功，不贵锋锐；而主客不同，情势攸异，固亦有“贵久不贵胜”者！欧洲大战勃发之初，以德人久蓄不用之威，而乘英、法积弛之民治，何尝不可以速胜！惟善用兵者，不轻与之战，而故控吾力，用坚以挫其锐，持久以承其弊；虽以威廉之摧坚破强，锐不可当，而卒无救于最后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然则“贵胜不贵久”者，为攻者强者之客言之；而“贵久不贵胜”者，则又守者弱者之主所不可不知也！然而德国兵学祖师克氏其知之矣，尝论：“战之为道，必亟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而欲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力有时而穷！何者？近代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事，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鲁士菲烈德立大王之七年战争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迄于欧洲大战之起，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无不先取守势，俟敌军疲怠，然后反攻；以我之奋，乘彼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之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吾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相次以明为用。以为“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延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抗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所谓“知日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之势不终败”者此也！
或曰：“日之胜不贵久，法之巧以为久，则既闻命矣。然法之巧以为久者，守也；岂如我之孤不羞走以为避耶？”则应之曰：“避”者，兵家之一术。《孙子》不云乎！“强而避之。”“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然则用兵之法，岂惟战之为功，抑亦避以治气。往者，项羽百战百胜，而卒蹶于汉高；以汉高知项羽之“强而避之”也。在纪元前二一八年，迦太基之攻罗马也，其大将汉尼鲍氏，年二十八岁，血气方刚，乃以步卒五万人，骑九千人，推锋直入，而裹胁罗马属藩之兵，又得六万人，乘胜而去国远斗。于是罗马大将法屏克雪梅氏，知汉氏之不可以力竞也；不与旗鼓相当，而以游击为功。敌进，则我退以避其锐；敌退，则我扰以乘其惰；务使敌不得用其锐，而养吾全锋以徐制其后。不意朝议以为怯也，别使人代将，一战而丧师七万人；乃用法氏之战略以与周旋。汉氏欲及锋而试，以制罗马于一时；而罗马卒不轻犯其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又不得去；而汉氏顿兵挫锐，固已无能为役矣！如是者二十年，迦太基以汉氏之卒无成功也，于是不继饷，不济师；而罗马卒制全胜以待其弊，亦不知汉氏之“强而避之”也。欧洲大战，兴登堡与麦耿生摧坚攻锐，皆德名将；而用攻用围，韬略不同。兴氏取胜多用围，而张两翼以困敌人于垓心者也。麦氏则以精兵猛将，厚集其力，布若长蛇，而用雷霆万钧之力，摧其中坚，横截敌军为两段，使首尾不相顾。凡研精军事学者，咸谓麦之韬略，奇变在兴登堡之上焉！其他虎底哀、鲁登道夫，亦皆鸷悍而善于攻，称德名将。然而法人何如？则其大将霞飞、福煦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曲尽“少则能逃”，“不若则能避”之“能”。方德之奋兵以入比也，比明知己之“少”与“不若”，而势处于无可“逃”无可“避”；则不得不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及至德人推锋长驱，法大将霞飞则缓退以持之，而密集大军于后方，深沟高垒以俟；迨时机既至，一鼓作气，突然反攻，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逸，待敌之劳；所以有玛因河之捷也。其后福煦上将亦步亦趋以传授心法。方德军之倾全力以掠取阵地也，法军惟取“能逃”“能避”之“能”，决不耗其主力以求原阵线之维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势于敌人既得阵地以后，以我之力有余裕，乘德之攻坚力屈；此则《孙子》治气之原理，而运用之以最新战术者也。我国抗日军兴，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欲尽“能逃”“能避”之“能”，何必不与法同。所望故控其力，以承日人之弊而制其全胜，有以善图其后尔！故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也。
或且色然喜曰：“信若子言，则是我之避，将以避锐击惰；而日之胜，未能保大定功也！”仆应之曰：又不仅是，天下固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孙子》不云乎：“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张预为之说曰：“不争交援，则势孤而助寡。不养权力，则人离而国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于敌国，则终取败亡也。”世之论兵者，至战必胜，止矣；而《孙子》书乃至言可胜而不可战，知其意念深矣。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此可胜之势也，然而不可战；战则城拔国堕者！盖“威加于敌”，睹敌之“交不得合”，遂以为莫之与京，而“不争天下之交”，则外交陷于孤立；古之人有行之者，吴王夫差是也。“伐大国”，睹大国之“众不得聚”，于是乎罢民以逞，而“不养天下之权”，则民怨起而革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世近而事变相类，乃有欧战之德皇，“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合吴夫差、秦始皇而并之一身，汉亨索伦皇朝忽焉！然而非一胜之为烈也。昔蒋方震论其败战之诸因曰：“兵之为物，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夫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相当，则后此之危可知。而自兵略言，一千九百十四年，则德战之时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法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徼幸之一胜而不可得！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而所谓不可战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而法之复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汇于一流以与德龁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十九世纪日耳曼之统一运动，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国民之意志而成。其一派欲借普国之武力而成。自佛兰格福村国民大会之失败而俾斯麦相普，遂战奥败法，而德帝国以成；成则成矣，而内外形势，皆日处于不自然！法人建国，不利东邻之有强国，而亚、洛二州之割，几等于文身之耻，每饭不忘；而德不能不防其报复；一也。个人自由之伏流，来源已远；而以军事建国，势必趋于武断，不发于此，则伸于彼，而社会党承产业发达之结果，其勃兴较他国为甚；二也。逆其势而镇之，厥惟军备；然国民皆兵之秘钥，已公开于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竞极其度，必有一日能发不能收者；而于是不自然之形势，乃随国家之强盛以继长增高！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不自由，而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为甚，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战，非战不足以自保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威廉二世之失败，特速其时耳；以包围启败战之端，以革命结败战之局。”呜呼！“不争天下之交”，斯孤立以无援，而外交上包围之势成！“不养天下之权”，斯剬断以自恣，而内治上革命之衅兆！徒以“信己之私，威加于敌”，而邦分崩离析，无以善其后也。德人如此！而我东邻之日本，亦将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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