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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百官表》载其所为柱国大将军之官，以与列传互为补苴，但录其事，不载其人，以为方纽效绩于荆襄，究非魏之勋旧。而如尉迟建功于庸蜀，自属周之臣子也。他如孝武谋去彊臣，非为失德，而《周书》攸纪，横谓斛斯椿为群小，王思政为谄佞，皆是曲笔，岂为谠言？今一洗之，概从其实，斯尤明直道之公而以征良史之笔焉。
《新唐书》本纪、志、表题欧阳修撰，列传题宋祁撰。论者无不右欧阳而议宋氏，其实皆一孔之士，不足与论古。独谭献《复堂日记》谓：“《唐书》文体宏远，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旧文，多可笑吲。如‘师老’为‘师耄’，‘不可忍’为‘叵可忍’，‘不敢动’为‘不可摇’，直儿童语。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师法，殆退之作佣耳。宋与欧阳，皆崇信退之，乃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弟子余杭章炳麟太炎遂申其意曰：“退之石刻，转益瑰怒。而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天放楼文言序》。辞尤明析。而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尤力为子京张目，以为：“《新唐书》实远过《旧唐书》。子京之文，虽未追踪班、马，亦足陵跨六代。宋人多讥之，贵远忽近之见耳。范、陈而后，自欧《五代》、李《北史》与《隋书》外，未有及《新唐书》者。然欧《五代》过求简严，多所刊略。《新唐书》则无此失，虽用字间有生窜，此学古而未纯熟，然亦不至轧茁以为古。刘刘昫撰《旧唐书》。薛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以下诸史，文词冗沓，正当以此救之。未有不简奥而可为古文者。欧《五代史》疏漏诚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论。即如钱大昕《养新录》讥‘契丹立晋’之文，谓袭《春秋》‘卫人立晋’而误。不知欧意，谓晋恃契丹以立国，甚其辞以丑敬瑭耳。《晋纪》徐徐无党注甚明。曾谓欧公不悟《春秋》之晋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来历求杜诗，而杜诗反晦，汉学家亦往往有此。陈寿《三国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旨存焉。史之芜，自沈约、魏收始。故《新五代史》为足贵。特其词旨甚明，而无微显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远，要亦时代为之。至近世之史，乃长编耳。”此为得实之论。其后马令、陆游《南唐书》，皆有意仿欧《五代》，而马令雅赡，陆游简洁，又以不同。然陆《书》后出，说者多以为马所不及。而谭献《复堂日记》独以为：“陆游《南唐书》简而失之略，不如马令书详赡雅令，独持正统之说为陋。徐氏于中原，岂有君臣之义哉？此则不如陆《书》，而有类族辨物之义，亦远胜陆之合传不伦。惟其前后序赞，辄冠以呜呼。欧《五代》创为此体，已有讥议，顾乃扬其波呼？”其论颇极核也。
元修《宋》、《辽》、《金》三史，论者所不贵，然余谓文章放笔为直干，赡而得老，约而能肆，得太史公之意者，二十四史中，当以《金史》为最。不为宋子京之轧茁为古，亦异欧《五代》之摇曳弄姿，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尤佳，以取材元好问手笔者为多也。自宋而后，由退之而学史公者，得二人焉：曰欧阳修，曰元好问。欧阳南士力薄，故为萧闲，摹退之之韵，以得史公之逸。元氏北人气厚，力能健举，学退之之肆，以得史公之劲。降而让清姚姬传摹史公，取径欧阳，故纾徐为妍，而多弱笔。曾湘乡学退之，不由遗山，斯矫怒作势，而有冗词。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金史》简老，《明史》赡该，于近代史皆称良笔。而《明史》即以王鸿绪《明史稿》为蓝本，乾隆四年，大学士[46]张廷玉等成书表进，中有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者也。鸿绪《明史列传稿》二百八十卷，别出为书，实出鄞县万斯同季野手笔。斯同世娴明故，萃毕生精力为之，世有博综之目，而论者谓馆臣轻于改窜，不免点铁之讥，然余读汪由敦《松泉文集》中有《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曰：“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精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但就其中如韩林儿四人为一传，张士诚四人为一传，似耑以卷帙[47]多寡而定，非别有义例也。去冬高安先生朱轼谓韩林儿、郭子兴不应同传。退而思之，太祖曾用龙凤年号，似不必为讳。且用龙凤年号，称宋后，亦何损于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议其不当用，可也；以为不足存而删之，则事之非义者当概删耶？似非所以传信也。昨因重费商量，谬擬群雄混合之说，亦因王本韩、郭与徐寿辉、陈友谅同传，亦无不可，与张士诚、方国珍诸人同传，虽曰调停，实仍旧贯。今若以韩林儿与群雄同列，而子兴独为一传，或与高安意允协。盖滁阳封王立庙，原与林儿不同，亦有义例，非敢模棱也。”按今《明史》，郭子兴、韩林儿同传，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同传，不同王稿，亦不用汪议。盖以郭、韩为太祖之所事，陈、张四人为太祖之所敌，亦各从其类也。揆之事例，实为允治。汪氏书又曰：“杨宪艰险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长傅》后，然人实不伦。应否别附，均裁定。”又曰：“王稿视《名山藏》、《明书》诸本，不啻远胜。明邓元锡撰《明书》四十五卷，清初傅维鳞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名山藏》不知何人所作。今若无所据依，信笔增损，则其行文疵谬颇少，读至终篇，一无可议。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浅陋。惟有考证事实，或有脱落互异及前后倒乱之处，补其不逮，庶为王氏功臣。但稗官野史，脞说丛谈，无足征信，而《实录》编年系月，事迹厘然，虽是非褒贬，不足为凭，而一人之出处，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无疑。故查《实录》以改原文，视臆断较有把握。外间推崇王本太过，遂谓不可增损。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轾之间，往往过情，平心观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后，此类甚多”云云。据此，则知当日馆臣窜改王稿，原极矜慎，而匡正其失，亦非故为索瘢之论。至嘉庆间，礼亲王昭梿为《啸廷续录》，中有论《明史稿》一条曰：“向闻王横云《明史稿》笔法精善，有胜于馆臣改录者。近日读之，其大端与《明史》无甚出入，其不及使馆定者，有数端焉。惠宗逊国，事本在疑似之间。今王本力断为无，凡涉逊国之事，皆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济》一传以存疑。永乐以藩臣夺国，今古大变。王本于燕多恕辞，是以成败论人，殊非直笔。然则吴濞、刘安辈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责之为愈。至于李廷机与沈、沈一贯，毕自严与陈新甲同传，未免鸾枭并栖，殊无分析，不如史臣之分传也。周延儒温体仁二相为削国脉之人，乃不入《奸臣》，而以顾秉谦辈龌龊当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谬戾处，不可胜纪，史臣皆为改正。盖首创者难工，继述者易善也。惟《三王福、唐、桂三王。本纪》，较史本为详。至于奏牍多于辞令，奇迹罕于庸行，则二史病处正同，殊有愧于龙门，惟视《宋》、《元》二史为差胜也。”论颇持平。又推本《春秋》诛心之律，以为：“王尚书鸿绪左袒廉王，康熙之子。以谋夺嫡。读《明史稿》，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责无完肤。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允之言，未可厚非也。”则尤辞严而义正矣。
昔刘知幾撰《史通》，述史有六家，而归于二体。然编年之体，只具人事得失，而纪传攸作，兼详典章因革。若其举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袭替，而丝联绳贯以为之表，罗一代之兵刑礼乐、文物制度，而原始要终以为之志，此则纪传之所独，而为编年有未逮也。独怪后之为纪传者，马、班而还，徒萃精于纪传，如陈寿、李延寿书，皆无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书，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无表。《旧唐书》、《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详略失宜，读史者病焉。至宋熊方、钱文子乃有补志、补表之作。爰及前清，踵出者众，网罗放矢，开卷厘然。上海姚文枬尝仿《史》、《汉·叙传》之体，叙录其书，然而未尽。辄为补其阙遗，著目于左。
西汉郡国、兵制，孟坚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见于《百官表》。不立兵制，非疏阙也。录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搜采本书，使散者必萃，虽云借抒胸臆，于史学亦有功矣。
宋以前十七史，自《史记》、《汉书》外，惟《新唐书》有表，余盖阙如。录万斯同《补历代史表》五十九卷[48]。娲皇之石，厥功伟哉。
史之无表，自后汉始。录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盖补表之筚路蓝缕矣。然海昏、不其、寿亭各条，《四库全书总目》纠之。后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备，以成一书，抑亦熊氏之功臣也。录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八卷。
艺文有志，昉于班《书》，所以辨章学术。而隋唐宋明，亦有著录。或称经籍，名异实同。而《后汉书》以下，多阙不为者。嘉定钱氏，史学世家，考镜群籍，补其放阙。继起有作，亦复不鲜。录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二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倪璠《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
郝冀公《续后汉书》，有《职官录》，然杂《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未可据为三国典要。况《班书·百官表》实承《史记·将相大臣年表》之例。后世史臣，但为之志，失初意矣。录洪孙《三国职官表》三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书》。自是乐清钱氏文子遂起而补《汉书》之阙。越数百年，乃复有钱氏者，起而补《晋书》之阙，若有渊源者然。录钱仪吉《补晋兵制》一卷。
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并为《年表》，今久佚矣。录张庭硕《十六国年表》一卷，以太史公《十二诸侯》、《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例之，虽补入《晋书》可也。
自汉以来，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马彪《续汉书·志》，差可继武。嗣后群雄纠纷，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难，而志之疏且阙也弥甚。然为其所难，正当于群雄纠纷时见之。有能究心于此而为其所难，岂不可珍也哉！录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今《隋书》十志，乃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证，则谓《梁书》无《地理志》不可也。然《晋书》有《地理志》，而洪亮吉《东晋》一种，史学家珍之，况梁固未有专志乎？录洪孙《补梁疆域志》八卷。
尝怪司马彪志《舆服》，沈约、萧子显志《符瑞》、《祥瑞》，而《食货》、《兵刑》之大阙焉。轻重颠倒，莫此为甚。《后汉》、《南齐》，未有为之补辑者，录郝懿行《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
李延寿《南北史》无表、志。录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十四卷。然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为之志矣，虽阙有间，则志固可以缓补，而表则不可不补者也。录周嘉猷《南北史表》六卷。
魏收作《魏书》，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阙焉，是安可以不补？录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
凡补志十四家，成书八十八卷，补表七家，成书九十卷，斯诚稽古之渊薮，而为史家之别录也。
读史当知史例史意。刘知幾《史通》明史例，章学诚《文史通义》籀史意，而赵翼《廿二史劄记》每一史融贯全书，而类族辨物，出以互勘，极《春秋》属辞比事之能事，史例史意，互发交明，远胜钱大昕《廿二[49]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琐碎考证。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咸主考证，而有不同。谭献《复堂日记》谓：“钱氏《考异》，体例尤严。论著述，则钱托体高；论启发，则王为功多。”诚哉是言。
读史尤贵贯串。编年之史，莫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掌故则《三通》并称。然郑樵《通志》，惟《二十略》为精义独辟，余皆杂钞史文，故应不如《通典》之义蕴宏深。杜佑《通典》通经义以贯史实，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推史义以穷经学，疏通致远，则《书》教也，皆振古奇作。而论典制详赡，莫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宜与司马《通鉴》同读。《通鉴》编年系月，以通贯历代之事实；《通考》博学详说，以通贯历代之典章。《通鉴》为二十四史纪传之总会，《通考》为二十四史书志之总会，相为经纬，可改称为二通也。
读史尤当知地理。而太仓陆桴亭世仪每教人“欲知地理，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以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以证吾平日书传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然而托之空言，未及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吾乡顾祖禹景范为《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中《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封域山川险要》一百十四卷，《川渎异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而开方绘图以冠于编，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征引浩博，考证详明，于山川形势险易、古今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得其要领。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征之于方舆。《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其后清高宗敕撰《通鉴辑览》，而地理之志，多采其说焉。此真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然有开必先，未尝无所本。宋儒王应麟为《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其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厄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旁征博引，有本有末，虽不及《读史方舆纪要》之博该，而规模粗具，叙列朝分据战攻，陈古监今，倘为顾氏之大辂椎轮焉。
有史学家，有史家。史家记事述言，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史学家发凡起例，籀明其义，刘知幾、章学诚是也。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纂《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学。然而有不同者。刘知幾别出经生，而自成史家。章学诚综该经学，而贯以史例。刘知幾著书言史法，章学诚发凡籀史意。刘知幾议馆局撰修之制，章学诚明一家著述之法。其大较然也。
章学诚尝以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其间独推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明古人大体。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为一家之学，上探《尚书》、《春秋》，下该迁《史》班《书》，甄别名实，品藻流别，约为科律，为《文史通义》一书。窃尝隐括其意，以明史法，必备三书，具三物，历二程，参二法，而后可以成家。就类例言，当备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纪传》，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要其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祖谦《文鉴》、苏氏天爵《文类》，乃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就组织言，当具三物，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以为史。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必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言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一家之学所以可贵也。就程序言，当历二程。由比类而著述。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其事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就述作言，当参二法。一曰文集而参纪传之法，二曰纪传而参本末之法。史之纪传，事不复出，蕲于互见。如《史记》、《汉书》，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曰事具《高纪》。如此者多。匪惟纪传为然。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无重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事无重复，文相牝牡，此之所略，彼之所详。此文集而参纪传之法者也。特是纪传苦于篇分，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纪事本末之作，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穷变通久，以复于《尚书》之因事裁篇，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诸史有作，人有同功一体，传以类聚群分。以人为经，以事为纬，《金史》、《明史》，厥例尤夥。盖承袁氏《本末》之体，而会其意者也。此纪传而参本末之法者也。逊清作者，代不乏人。文集而参纪传之法者，余姚邵廷宷念鲁《思复堂文集》是也。纪传而参本末之法者，邵阳魏源默深《元史稿》是也。邵氏之集，章学诚之所及见者也。《思复堂文》，多为明人传记，以存一代掌故，与四明全氏祖望《鲒埼亭集》同指，而全氏著书尝排诋之。然论文章，则不如思复堂远甚。盖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蔓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不知古人文集，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为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魏氏之史，章学诚之所未及见也。其书大体以《开国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历治水功臣》等名，为列传标题，然后以一人为主，而与之有关者，胥以类叙入，每篇之首，先提纲挈领，为之叙述，以清眉目，原始要终，主从分明。是则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神明其意，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章学诚别出心裁，而语欠融贯，为条其凡如此。
一生问：“现代史学之趋势若何？”余告之曰：现代治国史者不外两派：大抵言史例史意者一派，绍明章学诚之绪论，如张尔田、何炳松，是也。一派考证上古，以疑经者疑史，扬康有为之唾余，顾颉刚为此中健者。张尔田著《史微》，顾颉刚著《古史考》，皆为后生所喜诵说。然而语多凿空，意图骋臆。独严复每劝人读宋元明史，以为“吾侪今日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顾独无为之者。不过宋元明事证确凿，时代相接，不如上古荒渺之便于凿空、史例史意之可骋臆谈耳。
丁生学贤来，谈上古史，涉《竹书纪年》。余告之曰：君子治学，总须不囿于风气，而卒为风气所囿者，俗学也。即以上古史而论，《竹书纪年》岂可为典要，而世论偏疑太史公而信《纪年》，又或执以难《尚书》，此真大惑不解。第一，世所传《竹书纪年》，不必即出西晋人所见。第二，作者原书，必出西晋忿世疾俗士，所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寄其慨。《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按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略，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申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云云。世传《纪年》起自黄帝，而不止记夏以来，至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则又今本之所无。盖今本《纪年》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商、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则是夏年不多于殷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50]，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伯益薨，祠[51]之。”则是益不干启位，亦无启杀之之事也。既与《晋书》所称大异，而黄伯思《东观余论》历引杜预以为驳难，谓：“预云《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录之。预云《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预云《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与《纪年》异矣。及观其纪岁星事，有杜征南洞晓阴阳之语，即此可征世所传《纪年》，匪西晋人所云《汲冢书》明也。”作者必出当日畸士，如嵇康之辈，目睹曹魏、司马氏借禅让以行篡弑，意有所郁结不得摅，托古讽今，故为谬异其说。陈寿《魏志·文帝丕传》叙受汉禅，“乃为坛于繁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王粲传》附嵇康，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涛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菲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而《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又云：“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与孟轲称说不同。此真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之不容”者也。特干忌讳，故托出汲冢，以避世罔耳。在作者别识心裁，特以发慨。而必据为典要，以疑《尚书》，则甚矣人之好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