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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和现在西方心理学倾向于认为感觉器官仿佛只是一些窗户,外界的影响由此而进入到脑才产生感知觉这种看法成为一种对比。当然,两方面都有片面性,但比较起来,荀况这种看法显得是比较近于真理的。从所说的视觉方面看,荀况所说显然不限于感觉,还牵涉到知觉。不过从知觉方面看,当然还讲得很不完备。但在感觉方面,所讲几种感觉对象的基本类别是相当完备了,有的感觉,如听觉、味觉、肤觉等,则和现在心理学上讲的几乎完全相当。再,荀况显然认为,感觉器官的同异辨别是由于事物本身有同异,如说同类同情况的事物,感觉器官对它们的辨认也相同。在差别方面的辨认,荀况也认为都是由于事物原来在各方面有种种不同的情况。这是明显的唯物论的感知觉论。

    六、荀况的《正名》等篇对“欲”“情”等的光辉论述,远超其他思想家[6]

    荀况在很多地方讲到“欲”。他讲的“欲”就是“欲望”或“欲求”的意思。在《正名》篇中有一段简括而比较完整的说明。在那里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它说:“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是“性”所由构成的东西,“欲”是“情”对事物做出的反应。以为所欲的东西可以得到而去求取,是“情”所必不能免的。以为可以求取而去导引它,那是“知”所必出于此的。所以,虽然“守门”的人也不能去掉“欲”,因为这是“性”所具备的。虽然帝王(阶级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也不能使“欲”得到完全的达到止境的满足。“欲”虽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接近满足。“欲”虽不能去掉,但它的求取是可以调节的。这样的关于“欲”与“情”和“知”的关系的理解,除有抽象的缺点外,从现在看来也显得是基本上正确而光辉闪闪的。在二千三百年前那个时代,这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这里关于“性”的说法,也仍是流行的欠分析的说法。如果“情”是“性之质”,“性”就等于是“情”的总称了。照荀况的看法,“情”是“天情”(《天论》),“欲”也是生而有的(“人生而有欲”)。这都是偏于抽象的见解。其实“性”和“情”都是经过一定发展过程的结果,并不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欲”更显然是这样。关于“欲”,荀况显得恰当地指出了“欲”和“情”的关系,说欲是情之应。这个说法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欲”是指偏于主观冲动性的“情”向客观转化的确定倾向,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欲”,所以,不仅“好”“喜”“乐”向客观转化的确定而具体的倾向可以称为“欲”,“恶”“怒”“哀”向客观转化的这种倾向也都可以称为“欲”。因此,所有的“情”针对一定的对象而向客观转化的确定倾向都可以称为“欲”。这样看来,包括“欲”的“七情说”是欠恰当的,不包括“欲”的“六情说”是比较恰当的。这是荀况在两处地方都采取“六情说”,表示他倾向于“六情说”的理由吧。关于“欲”和“知”或“虑”的关系,荀况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财常不失陷矣。”(《不苟》)这和“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正名》)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欲”或“情”是需要“知”或“虑”的引导、辨择的。这也是荀况的一种很值得予以指出的重要见解。这种见解和荀况的另外一种更重要的看法是联系着的。那就是,他认为“欲”不可去而需要“养”或可以“节”。他说:“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又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不因为缺乏物资而不能满足),物必不屈于欲(不致物资供给不上欲),两者相持而长(两者互相支持而增长起来)……”(《礼论》)可以看到,这是完全对于“欲”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也是荀况的一种很突出的光辉思想,也是从他的朴素唯物论世界观方面焕发出来的。尤其要注意到,这是对他之前、他同时以及他之后的许许多多唯心思想家的寡欲主义、禁欲主义、无欲主义或欲恶论的一种尖锐而切中要害的批判。他明白反对宋钘的寡欲主义(《正论》)。他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解蔽》)这是说宋钘不懂得“欲”,不知道它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也就是“欲”和“物”两者能“相持而长”的一方面意思。这是对“欲”及其背后的“情”的一种十分深刻的进步见解,虽然还有偏于抽象的缺点。如果人类没有“欲”,或者都实行禁欲主义,社会就要死气沉沉,也难于有革命斗争和生产发展了。但荀况同时也看到“欲”是因“物”而发展的,是有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是不能全部得到、不能再前进发展的(“欲不可尽”)。不过他指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正名》)。这是说,欲是可以得到适当的满足而接近于“尽”的。在另一方面,“欲不可去”,“欲”又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不能得到满足,怎么办呢?他说:“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正名》)就是说,在这时候可以由“虑”把“求”调节一下。这都是对于“欲”采取积极的唯物论态度的看法。不过,如果许多人的欲求完全不能或很少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怎么还能谈得上“节”呢?在这里,荀况显然忘记了自己指出的“欲”和“物”要“相持而长”这一点。他也显得没有注意到“均”的问题。如果一味讲“节求”,结果岂不会和“去欲”或“寡欲”没有区别吗?荀况又谈到“欲”和社会秩序或政治的关系。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不能引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由于有欲而没有办法),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表示不同的物类,如人类和木石),生死也(表示活的还是死的东西),非治乱也(无关治乱)。欲之多寡,异类也(也表示不同的物类,如人类和动物),情之数也(情所必然的),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是不依赖于可不可以达到而就有的,但谋求达到就要看可能不可能)。……故欲过之而动不及(欲走得远而没有相应的行动),心止之也(由于受到“心”的制止)。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行动超过了“欲”),心使之也(这是由于“心”的促使)。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正名》)这就是说,“欲”和“治乱”的关系不在于“欲”的有无和多少,而在于“欲”能不能得到“心”的引导和调节,以及“心”所认为是“中理”的还是“失理”的。这是一种含有十分可贵成分的见解。作为一种一般的概括思想,这也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显得光辉突出的,是关于“欲”的争论的正确总结。然而,荀况的“欲”不可去也不应寡,而应该予以引导(“道”),予以发展(“养”)这一理论,在他那个年代以及后来的长期时代中,只能停留在美好的理论的地位。因为既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并且荀况是肯定这种区分的),关于“欲”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存在着这种区分。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小人”的“欲”只能“寡”到不能再“寡”,甚至实际上只能实行完全的去欲主义,既谈不到“节”,也说不上“中理”或“失理”的问题,因为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所谓“欲”和“物”“两者相持而长”的说法也只能徒托空言而已。荀况没有看到这一点,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此外,荀况由于认为欲求是由“心”引导或调节的,而“心”的引导、调节则有“中理”和“失理”的区别,因而进一步作出结论说:“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无)于(无关于)情之所欲”(《正名》),好像“心”可以脱离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而决定一切,因而好像要由“心”对“欲”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单独全部负责。这却是滑到了唯心论方面去了。总之,荀况关于“欲”的一些可贵见解的基本缺陷,在于他受自己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对问题只作了偏于抽象的考察,看不到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人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会有不同的“欲”,并且他们的“欲”的满足情况是绝不相同的,不能混作一谈(荀况自己其实注意到“守门”和“天子”的“欲”得到满足的情况是很不同的,但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理解一下这种事实)。前者的“欲”不愁得不到满足,甚至穷奢极欲,得到超度的成为罪恶、腐朽的满足,而后者则最基本的“欲”也只能得到很勉强的满足,甚至完全得不到满足。因此,对前者的“欲”不是“节”的问题,对后者的“欲”则谈不上“节”。一切寡欲主义、去欲主义或欲恶主义,其实都是为着前者而把矛头指向后者的。因此,荀况反对寡欲主义,主张“欲不可去”,就在实质上主要是为着后者说话的。荀况关于“欲”的学说虽有抽象的缺陷,但终究是十分可贵,并在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上显得光辉独特的主要所在。在这方面的进步意义上,荀况可能明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思想家。

    * * *

    [1]. 本文出自《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卷一,第46页。

    [2]. 本文出自《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卷九,第569页。

    [3]. 本文出自《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卷十,第916页。

    [4]. 本文出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53页)之《关于荀况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札记》(五)。题目采用《潘菽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此文时所加题名。

    [5]. 本文出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57页)之《关于荀况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札记》(七)。题目采用《潘菽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此文时所加题名。

    [6]. 本文出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66页)之《关于荀况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札记》(十一)。题目采用《潘菽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此文时所加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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