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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者八条，以类附焉。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此宋儒之整理古《易》则有然者。虽然；宋儒《易》学之所以独成宋儒者不在此！盖宋儒《易》学之自名一家者甚众，然要其大别，不外象数、义理二宗。而泰州胡瑗翼之开宋儒义理说《易》之先河，范阳邵雍尧夫为宋儒象数说《易》之大宗。汉儒言《易》，本多主象数。至宋儒言《易》，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此派盖大昌于邵雍，而造端于彭城刘牧长民者也。牧之学出于洛阳种放名逸；放出于亳州陈抟图南，其渊源与邵雍指；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雍异。著《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休宁程大昌泰之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建阳蔡元定西山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言图书者皆宗朱蔡，而牧之图几废焉！然图书之学，刘牧实为别传，而邵雍乃其正宗。雍之子曰伯温子文者，著《易学辨惑》一卷，中叙传授本末，谓：“雍《易》受于青社李之才挺之。之才师郓州穆修伯长。修师陈抟。”则是陈抟者，宋儒图书说《易》之祖师也。然宋儒之有陈抟、邵雍，犹汉学之有孟京，所谓《易》外别传者也。顾或者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至程颢、程颐。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周易钩隐图》，周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述《易传》。”据朱震《汉上易集传卦图》之说云尔；其说颇为后人所疑。而朱子亦谓“程子之学，源于周子”。然考之程子《易传》无一语及太极；而于《观》、《大畜》、《夬》、《渐》诸卦，云“予闻之胡翼之先生”、“予闻之胡先生曰”者，不一而足。则是程子之学，源于胡瑗，而于周敦颐无征也。倪天隐述其师胡瑗之说，有《周易口义》十二卷。其说《易》以义理为宗；而程子不信邵雍之数。故邵子《皇极经世》以数言《易》；而程子著《易传》四卷，则黜数而崇理，于胡瑗为近。其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依李鼎祚《集解》例，而用王弼注本，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亦与王弼注同。朱子《周易本义》，初亦用王弼本，后以吕祖谦《古周易为本》；然大指仍略同王弼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著揲法，大略兼义理占象而言。附以《易学启蒙》一卷，曰《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筮》、《考变占》凡四篇，殆折衷理数二家之说而无所偏废者乎！蒲江魏了翁鹤山，盖问业于朱子之门人建昌李燔敬子、赵州辅广汉卿者。尝言：“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辑《周易要义》十卷，虽主于王注、孔疏，而采摭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者矣！虽然，宋儒《易》学，亦有不言理、不言数而但言事者：上虞李光泰发《读易详说》十卷，吉水杨万里诚斋《易传》二十卷，其最著者也。光之书，于卦爻之词，皆引证史事。盖援古事以证爻象，始自郑玄；若全经皆证以史，则光书其始也。万里之书，大旨本程子《易传》；而参引史事以证之，则同李光，初名《易外传》。宋代书肆，曾与程《传》并刊，谓之《程杨易传》。顾宋儒诋之者伙，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明人事，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者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谭《易》者推阐姓命，句稽奇偶，其言愈微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孔子系辞，何尝不明证史事！依此而推，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为二家病！此一派也。又有不言理数，亦不言事而言心性者：慈溪杨简敬仲《易传》二十卷，宁德王宗传景孟《童溪易传》三十卷，其最著者也。简之学出金溪陆九渊子静，故其解《易》，惟以人心为主。盖自汉以来，以玄空说《易》，始魏王弼；而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宗传之论，有性本无说，圣人本无言之语，与简文旨相同。夫弼《易》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汉学至是而始变。宋儒扫除古法，实以王注为蓝本。然胡瑗程子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宗传及简祖其玄虚而索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此又一派也然。论宋儒《易》学者，要以程子《易传》、朱子《易本义》为大宗。临海董楷正叔者，朱子再传弟子也，尝辑《周易传义》十四卷，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而采二子之遗说，附录其下，意在理数兼通。惟程子《传》用王弼本，而朱子《本义》则用吕祖谦《古周易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迨明之成祖，命行在翰林学士胡广等纂《周易大全》，即以楷书为底本，而列之学官。迄有清五百年间，士夫之为学，朝廷之取士，胥以此焉。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则楷肇其端也！于是程《传》、朱《本义》之大全本行，而王注、孔疏亦废搁矣！元明两代，学者言《易》，大抵不脱宋儒窠臼；独明古义，不囿风气者，惟元天台陈应润之撰《周易爻义变蕴》，明海盐姚士粦叔祥之辑《陆氏易解》耳。考陈应润之书凡四卷，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论八卦，惟据《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节，邵雍指为先天方位者，定谓八卦相错之用，谓：“文王演《易》，必不颠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论太极、两仪、四象，以天地为两仪，以四方为四象，谓：“未分八卦，不应先有揲蓍之法，分阴阳太少。周子无极大极、二气五行之说，自是一家议论，不可说《易》。”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据《春秋左氏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潜龙可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曰爻变。其称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即汉焦延寿《易林》之例。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意，非臆说也。昔宋王应麟辑郑玄《易注》，为学者所重。而姚士粦抄撮京房《易传注》、李鼎祚《集解》诸书所引之吴陆绩《周易注》以成《陆氏易解》一卷，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然在陆注久佚之余，而掇拾丛残，存什一于千百，于元明人《易》家之中，倘亦翘然独秀者矣！若乃师心自悟，暗与古会，足以卓然名一家者，莫如梁山来知德矣鲜，隐万县之深山，精思《易》理，自隆庆庚午，至万历戊戌，阅二十九年，而成《周易集注》十六卷。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错者，阴阳对错，如《先天圆图》《乾》错《坤》，《坎》错《离》，八卦相错，是也。综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类，本是一卦，在下为屯，在上为蒙，载之《序卦》，是也。其论错：有四正错，有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有四隅综。有以正综隅，有以隅综正。其论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然《上下经》各十八卦，本之旧说；而所说中爻之象，亦即汉以来互体之法；特知德纵横推阐，专明斯义，较先儒为详尽耳！既清儒崛起，务摧剥宋学，宏宣汉《易》，别成风气；而首驱除夫难者，要推余姚黄宗羲太冲、宗炎晦木兄弟，暨德清胡渭朏明三氏。初陈抟推阐《易经》，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接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征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邵雍、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于是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纠本原之依托，著《易学象数论》六卷，自序云：“世儒视象数为绝学，今一一疏通，知于《易》本无干涉，而后反求程《传》，亦廓清之一端。”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而病朱子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可谓了当！而宗炎著《周易象辞》附《寻门余论图书辨惑》二十四卷，大指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元陈应润之说合。而论“四圣相传，不应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别有伏羲之《易》，为不传之秘。《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转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则尤笃论也！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独胡渭著《易图明辨》十卷，辨《河图》《洛书》，辨五行九宫，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辨《龙图易数钩隐图》，辨《启蒙》图书，辨先天《古易》，辨后天之学，辨卦变，辨象数流弊；大指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独《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于是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黄氏兄弟所论，尤为穷源竟委，其功不可没也！然此三君子者，于宋儒有摧陷廓清之功，而汉学之究宣未极宏。至吴县惠士奇天牧撰《易说》六卷，以为：“今所传《易》出费直《易》。费本古文，王弼尽改俗书，又创虚象之说，而汉《易》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然士奇博学无所成名，力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征引赅备，而失之杂。其子曰栋字定宇者，博通经史，尤邃于《易》，谓：“孔子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精研三十年，引伸解类，始得贯通其旨，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成《易汉学》八卷：凡《孟长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宝《易》附见。《郑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则栋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又究汉儒之传以阐明《易》之本例，凡九十类，成《易例》二卷。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又自为解释，成《周易述》二十三卷，专宗虞翻，而参以郑玄、荀爽、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持论尤精警者：孔颖达《正义》据马融、陆绩说，以爻辞为周公作，与郑学异；其所执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岐山”，皆文王后事。论者不能夺也！独栋引《春秋传》、《禹贡》、《尔雅》以证王用亨岐山之为夏后氏，而非文王。而箕子明夷，则用汉赵宾之说，疏通证明，以为：“‘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箕。’刘向云：‘今易箕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箕子为荄兹。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三统术》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终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其子之明夷’。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读其为箕，盖涉《彖传》而讹。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易》例甚矣！谬种流传，兆于西汉博士施雠读其为箕。蜀人赵宾述孟氏之学，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滋也’。宾据古义以难诸儒，诸儒皆屈。于是施雠、梁邱贺皆嫉之。孟喜与雠、贺同事田王孙。喜未贵而学独高。喜所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得自王孙；而贺恶之，谓无此事。语闻于上。宣帝遂以喜为改师法，中梁邱之谮也！雠、贺嫉喜而并及宾。班固作喜传，亦用雠、贺之单词，皆非实录。刘向《别录》犹循孟学；故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用宾古义。”虽敢为异论，而不尽合事实；然自是清儒论《易》家，多信孟喜真传田王孙学者，其说实自栋发之！然按《汉书·儒林传》云：“赵宾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滋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此赵宾谓“箕子”二字为“荄滋”之误也。然则赵宾所见之《易经》，本是“箕子”二字矣。虞翻云：“箕子，纣诸父。五乾天位，今化为坤，箕子之象。”虞翻世传孟氏《易》，而不从“荄滋”之说；可见孟氏《易》不作“荄滋”矣。惠栋言《易》尊虞翻，何以于此独不从虞翻乎？此不可解也。惟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而栋之学宗祢虞翻，有未通，补以郑荀诸儒。学者以无家法少之！未若武进张惠言皋文治虞翻《易》之为专家绝学也！惠言之论，大指以为：“翻之《易》学，自其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世传其业，至翻五世。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惟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注奚从也！”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周易虞氏义》九卷；表其大指，为《周易虞氏消息》二卷。又撰《虞氏易礼》、《易事》、《易候》、《易言》及《虞氏略例》，务以探赜索隐，存一家之学焉？惟惠、张二家，咸以汉《易》之亡，归狱王弼，独甘泉焦理堂循明其不然。其大指以为：“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刘谓刘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兄宏，字正宗，亦撰《易义》。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己见，而解箕子为荄兹，正用赵宾解。又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甕，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之属，皆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补》一卷，可谓持平之论也！考循之《易》本出家学。尝疑一号咷也，何以既见于《旅》，又见于《同人》？一拯马壮也，何以既见于《复》，又见于《明夷》？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蛊象》与《巽象》同例？乃遍读说《易》之书，既悟洞渊九容之术，实通于《易》；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以《易》解《易》，触类求通，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旁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本卦无可易，则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先二五，后初四、三上为当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为失道。易之道惟在变通。二五先行而上下应之，此变通不穷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则上下不能应；然能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复》，失道矣；变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复五》，《复初》不能应，《姤初》则能应；《小畜四》不能应，《豫四》则能应《坎四》之《离上》而成《井》、《丰》，失道矣；变通之，《井二》之《噬嗑五》，《丰五》之《涣二》，《丰上》不能应，《涣上》则能应；《井三》不能应，《噬嗑三》则能应。此所谓时行也。比例之义，出于相错。如《睽二》之《五》，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为无妄；故《睽》之噬肤，即《噬嗑》之噬肤。《坎三》之《离上》成《丰》，《噬嗑上》之《三》亦成《丰》；故《丰》之日昃，即《离》之日昃；《丰》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渐上》之《归妹三》，《归妹》成《大壮》，《渐》成《蹇》；《蹇》、《大壮》相错成《需》。故《归妹》以须之，即《需》也。《归妹四》之《渐初》，《渐》成《家人》，《归妹》成《临》；《临》通《遁》相错为《谦》；《履》故眇能视，跛能履；《临二》之《五》，即《履二》之《谦五》之比例也。”《易通释》既成，复提其要，为《易图略》八卷，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复成《易章句》十二卷，总称《雕菰楼易学三书》，共四十卷。盖其为学，不拘汉魏各师法，惟以卦爻经文比例为主。号咷密云，踪迹甚显；蒺藜樽酒，假借可据。如郭守敬之以实测得天行也，可谓冥心孤往，独辟蹊径者矣！尤岂惠张诸家墨守汉《易》姝姝一先生之言者所可及耶！晩清善化皮锡瑞鹿门撰《易学通论》，以张惠言为专门。焦循为通学，而谓“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可谓知言之士！然锡瑞论《易》，崇义理而黜象数，实主王注程传，据《汉书·儒林传》以证明孟喜《阴阳灾变书》之不出田王孙，京房《纳甲》之托孟喜；而深慨清儒惠栋以来重理孟京之绪之为大惑！曰：“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至孟、京出而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近儒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独焦循说《易》，自辟町畦，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驳正之以示后学，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斯又侃侃敷陈，清儒之箴砭也！他如衡阳王夫之而农之《周易稗疏》，萧山毛奇龄大可之《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三书，旌德姚配中仲虞之《周易姚氏学》，甘泉江邻堂藩之《周易述补》，震泽陈寿熊献青之《读易汉学私记》，宝应成蓉镜芙卿之《周易释爻例》之属，皆清儒《易》学之有根据、有条理者。虽立说或有未纯，要其创通新解，补苴前贤，多可取者。然《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近儒侯官严复又陵序其所译英儒赫胥黎著《天演论》，则又据《易》理以阐欧学，其大指以为：“欧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挽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可谓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严复尚非《易》家也，不过为阐《易》道以欧学者之大辂椎轮而已！至海宁杭辛斋出，精研《易》义，博及诸家传注，而搜藏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并世之言易藏者莫备焉！著有《易楔》六卷，《学易必谈》初集、二集各四卷，《易数偶得》二卷，《愚一录易说订》二卷，《读易杂识》一卷，《改正揲蓍》法一卷。其平日持论，以为：“《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如君主立宪，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乃至日光七色，见象于《白贲》；微生虫变化物质，见象于《蛊》。又如《系辞传》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所谓‘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之前。盖理本一原，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偏废。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惟《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而宏其指。”此则推而大之以至于无垠；而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涂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