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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赞”、“词赋”、“哀祭”，文体之用以表情者也。然传状有系论赞以昭监戒；杂记或出议论以发慨叹；则记事也而说理表情寓焉。论辩著陈事由以立断案；序跋次第篇藉以见作意；则说理也而记事不废焉。奏议贵乎责难；赠序志于劝善；则表情也而说理丽焉。颂赞必系行实；哀诔首详履历；则表情也而记事先焉。大抵记事欲其实，不欲其夸。说理欲其显，不欲其奥。抒情欲其真，不欲其饰。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赋”、“比”、“兴”者，《诗》“六义”之三。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赋直而兴微。比显而隐。比之与兴，虽同是托外物；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似阔而味长。人知诗之有赋、比、兴；而不知一切文学之不外于赋、比、兴。所谓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者，特就其大概言之尔！若细论之，则一体文学自有一体文学之赋、比、兴。试以《姚篹》所录者为例：赋者如事直陈，则有如秦始皇《泰山刻文》，班孟坚《封燕然山铭》，韩退之《曹成王碑》，苏子瞻《表忠观碑》，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记》，记事文之出于赋者也。贾生《过秦论》，韩退之《原道》、《原性》、《师说》，柳子厚《封建论》，李习之《行己箴》，张子《西铭》，说理文之出于赋者也。司马子长《报任安书》，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韩退之《送董邵南序》，柳子厚《寄京兆许孟容书》、《与萧翰林俛书》，表情文之出于赋者也。比者以彼喻此，则有如韩退之《毛颖传》，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苏明允《木假山记》，记事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守戒杂说》，苏明允《乐论》，说理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送杨少尹序》，表情文之出于比者也。兴者托物兴辞，则有如韩退之《圬者王承福传》、《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山水诸记》，记事文之出于兴者也。扬子云《酒箴》，张梦阳《剑阁铭》，欧阳永叔《集古录自序》，说理文之出于兴者也。杨子幼《报孙会宗书》，韩退之《送孟东野序》，表情文之出于兴者也。即此可知一体文学有一体之赋、比、兴；固不限于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抒情妙托兴矣！明乎赋、比、兴之分类；而后言文学始造微也！
第二，分代分人读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论诵《诗》读《书》，必推及于知人论世。然不分代分人看，亦无以知人论世也。读《姚篹》、《王续》二书，既分类看以明文之因体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风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无异，尤必分人看以体认各家面目。朱子云：“学文学诗，须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后看他人亦易知。”（见《语录》。）姚氏亦云：“凡学诗文，且当就此一家用功良久，尽其能，真有所得，然后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于孟浪者！”（见方东树《昭味詹言引》。）曾国藩曰：“初学揣摩古人文，惟须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见《日记》。）斯皆经验有得之谈。而读一家之文，能先检读《二十四史》本传以为知人论世之资，则体认亲切而益有味矣！今按《姚篹》、《王续》所录自晚周以下作者：凡晚周二十六人，曰楚莫敖、子华、赵良、陈轸、苏秦、苏代、苏厉、张仪、淳于髡、范雎、虞卿、乐毅、周䜣、孙臣、鲁仲连、触詟、冯忌、蔡泽、中旗、信陵君、魏加、汗明、黄歇、屈原、宋玉、庄辛、景差。凡秦三人，曰秦始皇、李斯、陈余。凡前汉三十八人，曰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贾山、贾生、晁错、邹阳、枚乘、太史公谈、东方曼倩、司马长卿、董子、淮南王安、淮南小山、严安、主父偃、吾丘子赣、司马子长、路长君、张子高、魏弱翁、赵翁孙、庶子王孙、杨子幼、萧长倩、贾君房、刘子政、匡稚圭、侯应、谷子云、耿育、贾让、扬子云、刘子骏。凡东汉七人，曰汉光武帝、班孟坚、傅武仲、张平子、崔子玉、王子山、诸葛孔明。凡魏一人，曰王仲宣。凡晋六人，曰张梦阳、张茂先、潘安仁、袁彦伯、刘伯伦、陶渊明。凡宋一人，曰鲍明远。凡唐四人，曰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李习之。凡宋八人，曰欧阳永叔、曾子固、苏明允、苏子瞻、苏子由、王介甫、张子、晁无咎。凡明一人，曰归熙甫。凡清四十一人，曰方灵皋、刘才甫（以上《姚篹》）、姚南青、朱梅崖、彭秋士、彭尺木、罗台山、姚姬传、鲁絜非、吴殿麟、秦小岘、恽子居、王悔生、张皋文、陆祁孙、陈硕士、姚石甫、邓湘皋、周星叔、吕月沧、刘孟涂、姚春木、毛生甫、吴仲伦、管异之、梅伯言、方植之、张石州、朱伯韩、冯鲁川、曾涤笙、吴子序、龙翰臣、彭子穆、王定甫、邵位西、鲁通甫、戴存庄、孙子余、管小异、吴南屏（以上《王篹》），都一百三十六家；而桐城派之所自衍者，厥惟四家，曰司马迁（子长）、韩愈（退之）、欧阳修（永叔）、归有光（熙甫）。盖司马迁之文所以卓绝千古，自成一家者，徒以叙事之中有唱叹而已。一推其原，盖本于《诗三百》，所谓“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是也。《国风》而后，屈原得之。《楚辞》而后，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灵均借以抒幽愤；《刺客》、《滑稽》，史迁假以发牢骚；其所以抒发者不同，而所抒发之者则一。《太史公自序》称：“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然则《太史百三十篇》，其文则《史记》也；其情则《诗》、《骚》也。以其情出于《诗》、《骚》，故有唱叹；因有唱叹，故有不尽之意；因有不尽之意，故有神韵。后世得此神韵而发之于卓荦为杰者，韩愈也。其次才力稍逊，而蓄之以纡徐之妍者，欧阳修、归有光也。世称“唐宋八家”，韩、柳弁首；而后学所宗，端在韩愈。然按愈《答尉迟生书》称：“所谓文者，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书载《姚篹》）其自为文，安雅而奇崛。厥后李翱（习之）学其安雅，庶几“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者乎！皇甫湜似其奇崛，倘云“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者乎！是皇甫湜、李翱皆有韩愈之一体。其衍李翱之“优游”一体者，至则为欧阳修（永叔）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子固）、苏辙（子由）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介甫）之峻奥，不至则为苏洵（明允）、苏轼（子瞻）之奔放。而欧阳修深远矣！兴化刘熙载曰：“太史公，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端乃觇入妙。”又曰：“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参以活笔。欧文往往似此。”（见《文概》。）魏禧曰：“欧文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史迁加以超忽不羁，故其文特雄。”（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欧阳修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方苞曰：“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见方氏《书震川文集后》。）姚鼐亦言：“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归有光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昔贤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倘以桐城派为衡，曰韩愈、欧阳修、归有光，庶几桐城之“三宗”也。所谓“一祖”者，惟司马迁足当其人耳！
第三，分学读 或者谓：“姚氏此《篹》文章虽美，聊无裨于学术者。”不知文章学术，本是两事。文章贵美，学术崇真。文章之美在情韵；而学术之真在智识；即不学，奚损于文章之美！况国人之“文以载道”，昔贤早垂明训；文章之事，亦未必绝无当于学。姑拟分学读一法以广其意。谓予不信，请陈其目：
（甲）通论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欧阳永叔《唐书·艺文志序》、曾涤生《圣哲画像记》、曾涤生《致刘孟容书》、刘才甫《息争》
（乙）道家文学
归熙甫《张雄字说》（论老之知雄守雌）、梅伯言《韩非论》（论非之不善用老）、姚姬传《庄子章义序》、梅伯言《书〈庄子〉后》、柳子厚《辨〈列子〉》、柳子厚《辨〈文子〉》、柳子厚《辨〈鹖冠子〉》、梅伯言《〈淮南子〉书后》、姚姬传《扬雄大元目录序》、吴仲伦《书〈抱朴子〉后》
（以上道家诸子考论）
屈原《远游》、司马长卿《大人赋》、张平子《思玄赋》、吴南屏《新修吕仙亭记》
（以上道家之游仙文学）
刘伯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苏子瞻《前赤壁赋》、苏子瞻《后赤壁赋》、苏子瞻《方山子传》、苏子瞻《超然台记》、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归熙甫《筠溪翁传》、归熙甫《畏垒亭记》、刘才甫《樵髯传》（以上消摇游生活）、潘安仁《秋兴赋》、潘安仁《笙赋》、苏子瞻《游桓山记》（以上及时行乐）、扬子云《解嘲》、张茂先《鹪鹩赋》（以上知足不辱）
（以上道家之人生哲学）
（丙）儒家文学
王介甫《读〈孔子世家〉》、韩退之《送王秀才埙序》（说孔、庄、孟、荀之渊源）、欧阳永叔《郑荀改名序》（辨荀、老之异）、韩退之《读〈荀子〉》、曾子固《新序目录序》、方植之《书言后》、姚姬传《仪郑堂记》（论汉学）、姚姬传《赠钱献之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涤生《送唐先生南归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吴南屏《书〈文中子说〉后》、朱梅崖《道南讲授序》（论宋五子）、吴殿麟《重建紫阳书院记》（论朱学）、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序》（论朱之可通于王）、曾涤生《书〈学案小识〉后》（论陆王、颜李之蔽）、姚姬传《复蒋松如书》（论汉宋之得失）、邓湘皋《〈船山遗书〉序》（论汉宋之会通）、曾涤生《〈朱慎甫遗书〉序》（论清代汉学之末流）、曾涤生《复贺耦耕中丞书》（论清儒学风之极敝）
（以上历代儒学考论）
董仲舒《对贤良策三篇》、刘子政《条灾异封事》、刘子政《上星孛奏》（以上论天人相与之际）、韩退之《原性》、李习之《复性书》、王介甫《原过》、张子《西铭》、曾涤生《答刘孟蓉书》（论学以复性）、曾涤生《送刘淑云南归序》（论尽性践形）、曾涤生《复陈虎臣书》（论主静。以上论尽性）、崔子玉《座右铭》、韩退之《游言行好恶知名五箴》、李习之《行巴箴》、王悔生《座右箴》、曾涤生《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朱伯韩《名实说》（以上论修身）、恽子居《先贤仲子立石文》（论春秋君父之义）、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孝）、王介甫《临川王君墓志铭》（孝）、归熙甫《归氏二孝子传》、刘才甫《胡孝子传》、朱梅崖《兰陔爱日图记》（孝）、姚姬传《萧孝子祠堂碑文》、姚姬传《赠文林郎镇安县知县婺源黄君墓志铭》（孝）、朱伯韩《北堂侍膳图记》（孝）、梅伯言《艾方来家传》、曾涤生《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孝）、曾涤生《台洲墓表》（孝）、吴南屏《许孝子传》、管异之《孝史序》、韩退之《讳辨》、韩退之《复仇议》、柳子厚《驳〈复仇议〉》、王介甫《复仇解》、苏明允《族谱引》（论亲亲之原于孝）、梅伯言《家谱约书》、彭子穆《读〈蔡仲之命〉》（论周公之处兄弟）、姚姬传《亡弟君俞权厝铭》（弟）、吴南屏《亡弟云松事状》（弟）、姚姬传《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义夫。以上伦理观念）、龙翰臣《宋伯姬论》、宋玉《神女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两赋描写女子之发乎情，止乎礼义，皆儒家伦理也）、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疏》、欧阳永叔《泷冈阡表》、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王介甫《曾公夫人万年太君王氏墓志铭》、王介甫《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王烈妇传》、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先妣事略》、方灵皋《二贞妇传》、方灵皋《书孝妇魏氏诗后》、朱梅崖《黄贞女传》、彭尺木《曾孝女传》、姚姬传《张贞女传》、姚姬传《记萧山汪氏两节妇事》、姚姬传《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吴殿麟《王节母传》、张臯文《先妣事略》、姚石甫《来孝女传》、邓湘皋《黄虎痴继室陈氏墓志铭》、梅伯言《鲍母谢孺人家传》、梅伯言《朱孺人墓志铭》、梅伯言《倪孺人墓志铭》、梅伯言《书杨氏婢》、曾涤生《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曾涤生《丁烈妇墓表》（以上伦理妇女观念）
（以上儒家之人生哲学）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曾子固《筠州县学记》、王介甫《慈溪县学记》、曾涤生《江宁府学记》、曾涤生《送吕介存南游序》（以上论古代教学之法）、梅伯言《书〈后汉书〉后》、梅伯言《书复社人姓氏后》（以上论教学之敝）、韩退之《进学解》、曾子固《墨池记》、吴子序《城南书舍图序》（以上论自学之法）
（以上儒家之教学法）
韩退之《处州孔子庙碑》、欧阳永叔《襄州穀城县夫子庙碑记》、苏子由《东轩记》（论颜子之乐）、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韩退之《施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胡先生墓表》、欧阳永叔《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连处士墓表》、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铭》、姚姬传《朱竹君先生传》、罗台山《邓先生墓表》、张皋文《祭金先生文》、恽子居《张皋文墓志铭》、邓湘皋《例授修职郎岁贡生候选训导邹君墓志铭》、梅伯言《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梅伯言《国子监学正刘君墓表》、曾涤生《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涤生《仁和邵君墓志铭》、曾涤生《唐确慎公墓志铭》、曾涤生《苗先麓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涤生《邓湘皋先生墓表》、曾涤生《祭汤海秋文》
（以上儒家之学者人格）
（丁）墨家文学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管异之《读〈晏子春秋〉》
（戊）法家文学
苏子瞻《韩非论》（排道、法）、李斯《论督责书》、苏子瞻《论始皇扶苏》（论秦法治之敝）、萧长倩《入粟赎罪议》
（己）兵家文学
姚姬传《读〈司马法〉〈六韬〉》、姚姬传《读〈孙子〉》、苏明允《孙武》
（以上兵家考论）
晁错《言兵事书》、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赵翁孙《屯田奏》、苏明允《论项籍》、苏明允《论御将》、苏子瞻《练军实》、苏子瞻《论勇敢》、苏子瞻《论战守》、苏子瞻《策断中》、《策断下》
（以上兵家权谋论）
（庚）农家文学
晁错《论贵粟疏》、贾生《论积贮疏》
（以上古农家言）
贾让《治河议》、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以上水利）
韩退之《潮州祭神文》、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以上荒政）
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归熙甫《归府君墓志铭》、归熙甫《守耕说》、曾涤生《大界墓表》
（以上农家生活）
（辛）纵横家文学
柳子厚《辨〈鬼谷子〉》、刘子政《战国策序》、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
（以上纵横家考论）
苏季子《说燕文侯》、苏季子《说赵肃侯》、苏季子《说韩昭侯》、苏季子《说魏襄王》、苏季子《说齐宣王》、苏季子《说齐闵王》、苏代《约燕昭王》（以上言纵）、范雎《说秦昭王》、张仪《说魏哀王》、张仪《说楚怀王》、张仪《说韩襄王》、黄歇《说秦昭王》（以上言横）
（以上纵横之策）
此文之涉于诸子九流者也。其涉于小学者则有：
曾涤生《钞朱子小学书后》、曾涤生《复李眉生书》（论古文家用字之法）、曾涤生《与朱仲我书》（论转注）
其涉于经说者则有：
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西汉今古文之争）、苏明允《易论》、张皋文《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序》、姚姬传《复休宁程南书》（论易之图书。以上易）、苏明允《书论》、王介甫《书义序》、姚姬传《辨〈逸周书〉》（以上书）、苏明允《诗论》、王介甫《诗义序》、梅伯言《书毛郑异同考》（以上诗）、王介甫《周礼义序》、姚南青《复某公书》（论周礼非刘歆伪窜）、韩退之《读仪礼》、曾涤生《书仪礼释官后》、刘子骏《毁庙议》、韩退之《礼袷议》、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劄子》、姚姬传《复孔约论禘祭书》、韩退之《改葬服议》、吴殿麟《答金理函书》（论殇服）、曾涤生《复刘霞仙中丞书》、曾涤生《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以上论礼）、苏明允《乐论》、归熙甫《二石说》（以上论乐）、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序《春秋左传》传授之源流）、姚姬传《左传补注序》、管异之《读三传》、龙翰臣《春秋王不称天辨》、龙翰臣《君氏卒》、龙翰臣《及晋处父盟》、龙翰臣《逆妇姜于齐》、龙翰臣《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龙翰臣《论外臣书归书入例》（以上论《春秋》）、柳子厚《〈论语〉辨》、曾涤生《〈孟子〉要略序跋》（以上论《论》、《孟》）
其涉于论史者则有：
姚姬传《书〈货殖传〉后》、恽子居《读〈货殖列传〉》、恽子居《读〈张耳陈余列传〉》、毛生甫《练伯颖〈后汉书公卿表〉序》、梅伯言《十经斋文表序》（论《后汉书》儒林、文苑分传）、恽子居《书〈三国志〉后》、鲁通甫《正统论》、周星叔《书苏文忠〈正统论〉后》、周星叔《再书〈正统论〉后》、苏明允《族谱后录》、曾涤生《〈衡阳彭氏谱〉序》（以上论史例、史意，附族谱）、恽子居《三代因革论》、苏明允《申法》、苏明允《田制》、苏子由《元祜会计录序》、苏子由《会计录民赋序》（以上历代经制因革）、韩退之《对禹问》、苏子由《商论》、柳子厚《封建论》、苏子瞻《论周平王》、司马子长《六国表序》、苏明允《论六国》、苏子由《六国论》、周星叔《赵孝成王论》、苏子瞻《战国任侠》、贾生《过秦论》、苏子瞻《始皇论》、鲁通甫《秦论》、严安言《世务书》（论周秦之得失）、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恽子居《西楚都彭城论》、苏子由《汉文帝论》、贾生《陈政事疏》、贾生《论封建子弟疏》、司马子长《汉兴以来诸侯年序表》、司马子长《高祖功臣侯年表序》、班孟坚《汉诸侯王表序》、东方曼倩《答客难》（论士处势之异古今）、苏子由《三国论》、周星叔《书苏文定〈隋论〉后》、苏子由《唐论》、欧阳永叔《五代职方考序》、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子瞻《上皇帝书》（以上论历代事势推迁）
其涉于论文者，则有：
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论文之阴阳）、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论文之奇偶）、梅伯言《书〈管异之文集〉后》（论文之骈散）、曾涤生《〈湖南文徵〉序》（论文有情、理之分）、曾涤生《〈经史百家简编〉序》（论章句、校雠、评点三学。以上通论）、韩退之《答李翊书》、韩退之《答刘正夫书》、韩退之《答尉迟生书》、韩退之《与冯宿论文书》、苏明允《仲兄文甫说》、朱梅崖《又答李磻玉书》、梅伯言《〈舒伯鲁集〉序》、梅伯言《答朱丹木书》、梅伯言《答吴子序书》、管异之《〈方植之文集〉序》、曾涤生《复陈右铭太守书》（以上论学古文之法）、韩退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退之《贞曜先生墓志铭》、李习之《祭韩侍郎文》、欧阳永叔《梅圣俞墓志铭》、苏明允《上欧阳内韩书》、苏子瞻《祭欧阳文忠公文》、王介甫《祭欧阳文忠公文》（以上论唐宋文学家）、曾涤生《书〈归震川文集〉后》、吴南屏《〈归震川文别钞〉序》、吴南屏《记钞本震川文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王梅生《祭海峰先生文》、陆祁孙《〈七家文钞〉序》、曾涤生《〈欧阳文集〉序》、吴南屏《与篠岑论文派书》、曾涤生《复吴南屏书》、邵位西《赠陈艺叔序》（以上论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辑之文，亦未必无当于学也，“文以载道”，古人自是如此。而今之学者，又或诟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笔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长浇薄！呜呼！余欲无言！
余蚤承家学，服诵《萧选》，导以韩、柳，自以为壮彩烈词，风骨无惭于古；而揆之桐城义法，则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为意也！独于姚氏此篹，虽病其规模少隘，然窃以为有典有则，总集之类此者鲜！钻研不厌；而不欲轻附时贤，作应声之骂。昔孔文举论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于姚氏亦云！
《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
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特是经名学而史不闻，（浦起龙《史通通释》叙曰：“六经之名，始见《庄》、《列》书。史名尤古，见于《书》、《论语》。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史有书而学罕述。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然载笔有人，而述学罔见！囊括大例，榷而为论，史之名学，断自二家：唐有刘知幾。近推章学诚。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纂《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作！然而有不同者：刘知幾别出经生而自成史家。章学诚综赅经学而贯以史例。刘氏之业专，而章氏之学大！其不同者一也。刘知幾著书言史法。章学诚发凡籀史意。刘氏之裁断有法，而章氏之议论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刘知幾议馆局纂修之制。章学诚明一家著述之法。刘氏之论备，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章氏《家书》二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刘氏，而后可与读章氏之书！然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仆纂兹篇，爰析四目：一曰论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叙传，知章氏之为人也。三曰解题，正名以核实也。四曰读法，发凡而起例也。至“读法”之章，重分四节：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众篇之异趣。曰原学，明作者之有本。曰异议，竟群言之流别。将以究义蕴，诏读例。词不必自我出，学庶以明一家！伯尔君子，尚览观焉！
一、论世
夷考让清一代学派，实开自昆山顾炎武亭林。其后婺源有江永慎修，休宁有戴震东原，歙有程瑶田易畴；而休宁戴氏声誉隆洽，最称大师。由声韵、训诂、名物、度数以反求之于诸经，一洗宋元儒者肤受之陋；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三吴间则吴县惠栋定宇禅其家学，亦称大师，衍昆山顾氏之绪，与休宁戴氏同。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学，博闻强识，以信而好古为揭帜，说者谓之纯汉学。戴氏之学，“空诸依傍”，以“实事求是”为鹄的，（戴氏《东原文集·与某书》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传》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说者谓之考证学。皖之有戴氏，犹吴之有惠栋。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县江声艮庭、余萧客古农；而嘉定王鸣盛西庄、钱大昕辛楣，乃汲吴县惠氏之流而别自成家。盖吴县颛汉儒治经家法，而嘉定则以其汉学考证之法，旁及诸史也。夫嘉定出于吴学，而门户较吴为大，非吴学所得赅；犹之文家阳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为大国，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尝执经问业于惠栋，则是皖者吴之旁出也。惟吴中惠氏世守古学，张皇补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谓有志闻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考诸篆书由《说文》以睹古圣人制作本始，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遂为后来治学者开一法门！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为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采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其播教四方，传于北，有曲阜孔广森顨轩、楼霞郝懿行兰皋，传于南，有金坛段玉裁懋堂、高邮王念孙怀祖。段玉裁阐扬师说，穷微极博，撰《说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说字音字义，谓：“《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群经之大义。”而于是汉学之机括以发！王念孙精深古训，乃别出机杼而撰《广雅疏证》一书，谓“训诂之指，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扩充于《说文》、《尔雅》之外。无所不达，传其学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宁之门户始大！郝懿行为《尔雅义疏》，乃不惮繁词，以阐发字借声转之义，正名辩物，旁笺子史，并为休宁法嗣。独孔广森虽从戴震学，而工骈文，说《公羊》，不类休宁朴学面目！其间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而高邮王氏父子尤以朴学精识正经传，旁及诸子，裒然为乾嘉大师，以追休宁戴氏，骈称曰休宁、高邮之学。特是休宁专治经训，而高邮旁及诸子。盖高邮之学，由名物训诂以通大义，出皖派师法，而别开蹊径；犹吴派之别出嘉定也。德清俞樾曲园、瑞安孙诒让仲容、余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邮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义逃难！“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采姚鼐《赠钱献之序》，见《古文辞类篹》卷十二。）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独章学诚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谓“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家书》五，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治学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离于事，将以实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经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致远，救汉学之碎。理贵实证，言不离宗，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辩章旧闻，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学，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儒远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广森之渊雅，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大原，则有非休宁、高邮诸儒所能谛言者！盖休宁、高邮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惟章氏能会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刘承幹《章氏遗书序》。）休宁、高邮诸儒之学既世学者承袭，浸成风会，破坏形体，支离大道，而所以议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则以章氏之召世疾也，盖有五焉；何则？
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凭据佐验，得一孤证，即可间执承学之口，而不必问其全书宗旨之如何；不通，则引申假借以说之；又不通，则错简衍文以迁就之。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巧！人情喜巧而恶拙。一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劳于目治，逸于心获，但使有古类书字学书数十种，左右钩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条。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易！人情趋易而避难。二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严绝勦说，故必引据成文；往见时贤解经之书，王伯申说，段茂堂说，开卷灿然；非是则人以为陋；为章氏之学则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异不非，惟义之与比；放之四海而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故为章氏之学也约，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约。三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详一训，虽繁杀殊科，而其义也，皆有所底。为章氏之学，则规矩诚设，其运无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学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称广譬验之造述而后确者，虽复节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谬，而正无害其大体。故为章氏之学也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实！人情畏虚而夸实。四也。抑又有其可异者！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以墨守为宗，再传而后，疲精许、郑，至甘以大义微言，拱而让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则往往援之以自重。为章氏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虽以举世所鄙弃之郑樵，举世所呰毁之象山、阳明，章氏扬搉所及，亦且时时称道焉。章氏以不党救党，而守门户者以为党！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识者以为衺！故为章氏之学也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骛之。五也。虽然，学之为术，有统有宗，必伦必脊；或治其分；或揽其总；虽相迕而实相济，譬则振裘然；章氏挈其领，而休宁、高邮诸儒则理其氄。为章氏之学，而不以休宁、高邮精密征实之术佐之；凭臆肤受，其病且与便词巧说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张尔田《章氏遗书序》。）
而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全，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倘无章氏以持其后，则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术将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问于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
方当让清乾嘉之世，休宁、高邮之学既称极盛，而异议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为桐城派之文学，姚鼐、方东树其选也。其一为浙东派之史学，章氏及邵晋涵其著也。其一为常州派之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其桀也。大抵桐城、浙东以宋学为根柢；而常州则以西京张门户。桐城、浙东以大义为导扬，而常州则以微言恣诡诞。大义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与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论，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桐城复以浅见寡闻诒讥儒林。独章氏疏通知远，阐扬书教，以起为浙东开山之祖。谨为寻其脉络，条其流别，以著于篇；而为读章氏书者知人论世之资焉。
二、叙传
章氏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其先世由浦城迁居山阴，再徙而籍道墟称道墟，章氏；（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三《家谱杂议》。）后又自道墟迁居绍兴府城，至学诚盖百年矣。（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仲贤公三世像记》。）父镳，字骧衢，号励堂，乾隆壬戌进士，官湖北应城知县。少孤，喜读书，而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义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氏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然聚书无多，仕官所历，随身三数千卷，（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最重余姚邵廷采念鲁《思复堂文集》。廷采尝及事同邑黄宗羲黎洲，讲肄宗阳明，而学问则贯串群史，盖衍浙东学术之绪。（浙东学术语详《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而为镳家学之所自出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浙东学术，始余姚黄宗羲，盖出山阴刘宗周蕺山之门，而开鄞县万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经史之学；再传而得鄞县全祖望谢山，三传而得余姚邵晋涵二云，皆以史学有闻于当世；而晋涵，廷采从孙，与学诚欢好。学诚之学，可谓集浙东学术之成者焉；其好学深思，于史学盖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镳。镳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而学诚时年未弱冠，亦议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亦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然幼而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无两月功，资又椎鲁，日诵才百余言，犹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顾拙于记诵，神于解会。初镳之聚徒授经也，评点诗文，为及门称说，深辟村塾传本之胶执训诂；独究古人立言宗旨。（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听者罕会。而学诚尚为群儿嬉戏左右，闻父言，则私心称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年十六，侍镳应城官舍，童心未歇，从学于江夏柯绍庚公望；绍庚工书，善举业，而学诚则无意于应举文，独好为诗赋，绍庚意以为恨；曰：“文无古今，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顾学诚不屑其言！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所记述，见者相与叹赏；学诚益喜自命。（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又取《春秋左氏传》删节事实。镳见之乃诲曰：“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凡百余卷（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
自以读书当得大意，方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独怪休宁戴震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既骇其说，就而问焉。震应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学诚闻震言则大丑。（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徒以天性高明，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古人所未到处！年二十岁，购吴兆宜注《庾开府集》。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为镳所见，则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学诚读之，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家书》六。）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尝谓“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称“廿三四时所笔记者，后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迨老不能易者！”（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年二十三，始游北京，应顺天乡试。自是三应举。三报罢！年二十八，始读《史通》。既累举不得意，肄业国子监，乃问学于大兴朱筠竹君。筠既通儒硕望，一见许以千古！独言及时文，则曰：“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学诚请益，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筠对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与曩者所闻柯绍庚言不同。学诚则大服！（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汪龙庄简》。）顾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闻人之所习业；（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别传》。）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证曩昔之所治学，有幼时所见，至是证其至当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小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致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序》。）
年三十一，实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顺天乡试副榜！而国子监司业仁和朱芬元春浦为同考官，见学诚对策言国子监志之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闻！（见《章氏遗书》卷十六《文集》一《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读学士出提督安徽学政，与偕者胥一时名士，而学诚与焉，所与上下议论，欣合无间者，最称邵晋涵；时学诚方学古文辞于朱筠，苦无藉手，晋涵辄据前朝遗事，俾学诚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晋涵论史契合隐微（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没齿不贰！然晋涵长于学，而学诚善于裁。（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五。）方当乾隆御宇，四库馆开，广献书之路，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贵与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应麟之所为考逸搜遗。独学诚语于晋涵曰：“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晋涵闻之，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修宋、辽、金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晋涵遂慨然自任；尝据宋事与史策流传大违异者凡若干事，燕闲屡为学者言之。学诚因言：“俟君书成，余更以意为之，略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之《晋书》，各自为家，听抉择于后人！”晋涵曰：“何如？”学诚曰：“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晋涵曰：“如子所约，则吾不能！然亦不过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专家之体也！”学诚曰：“愿闻立言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世之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其言而耸然！
学诚尝盛推晋涵从祖廷采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则谦挹之甚！疑学诚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学诚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独君家念鲁先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晋涵虽诺，未深然也，久之，乃过学诚曰：“近忆子言，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学诚因为言曰：
思复堂文，全氏祖望著书尝排诋之！然以余所论：全氏通籍馆阁，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视念鲁先生终老诸生，穷伏海滨；闻见自宜有进，然论文章则不如思复堂远甚！何者？盖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有所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仓王世贞）之雄才博学，实过震川（昆山归有光），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过弇州；而《思复堂集》高过震川数等，岂可轻相非诋！是全氏之过也！
晋涵深契其论！（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及其子贻选跋。）
晋涵尝为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鉴》以续司马光书；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义。”宛转迁避，盖取不敢遽续司马光书，犹世传李焘所续，谦称为《长编》尔！而学诚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祖谦撰辑之《宋文鉴》一书，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晋涵又仿司马光例，年经国纬，以为事鉴目录，而学诚则曰：“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晋涵就求其说，则应之曰：
纪传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马、班篇叙之法亡，而后史乃于篇首为目录。倘作史者诚取目录子注之意，而稍从类别区分，著于编首以为别录焉；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矣！大抵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混矣！盖枉欲矫而直欲揉，归于相济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也！倘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别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两国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要使入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司马光目录举要诸编，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司马光书以为编年者法！
问何所昉？学诚则言“其意盖本于杜预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编一《史篇别录例议》，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沅善其说而不能用也！
学诚尝以马班而后，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其间独推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明古人大体！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固、刘向，溯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约为科律，为《文史通义》一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严冬友侍读》、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补遗》。）大指以为：“撰述欲圆而神；记注欲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后世袭用其体，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尚书》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实乎？《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编；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尚书》讫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贾、董二传，仿《尚书》训诰之记言，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逮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学；则是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之明效大验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神奇。《纪事本末》之作，本无深意，而因事名篇，不为成法，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吾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诚窃以为当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推论甚精徒以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常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学诚随父镳客湖北天门，适改修县志，请镳主其事，为撰《修志十议》；时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学诚之二十七岁也。其后二十六年间，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诸州县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上乘也；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又与永清论文》。）盖学诚方志之学，于是为大成也！居常持论，谓：“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而必取于备物者。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州县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资于《百宝书》，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积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文例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载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照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教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独断之学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时虽称善。顾莫之大用！
尝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代州冯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负高名，见《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学诚曰：“不然！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震拂衣径去！学诚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门，谓：“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往复辩难，终不为屈！（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既，毕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余力以修常德、荆州、石首诸府县志，皆有成书。独《湖北通志》，书未成而论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审订，成《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大要参取古今史志义例，剪裁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叙其因革条例，以为《掌故》。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为《文征》。勒成三家之书，而推本于六经；《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至于畸说剩言，采摭所余，虽无当于正裁。颇有资于旁证，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者；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不可阙之书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检存稿》一《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见其义法焉，学诚地产霸材，天挺史识；（见《两浙轩录》补遗《章学诚传》后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刘氏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尤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
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所咸被敬礼，而所学异趣。学诚则谓戴震功力不浅而无得于性情。汪氏聪明有余而不足于识力。何以言其然？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富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今有文章如入万花之谷，学问如窥五都之市，可以窥奄陋而箴鄙僿矣！问其何以为言，不能答也，盖与荒经灭古，舍学识而空言一贯者，其功虽有难易之殊，其于无当则一也。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是宋学末流之失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学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今观汪氏《述学》所为《内篇》，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也；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内外分篇盖有经纬。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一书只如一篇，无泛分内外之例。汪氏之书，不过说部杂考之流耳，何以为内篇哉！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然汪氏工辞章而优于辞命，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古者行人之遗，流为纵横家学，其源实出于《风诗》也，引申比兴，抑扬往复，可以穷文心之极变，达难显之至情，用以规谏讽喻，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无过焉！戴氏之过，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费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骂朱子，不得为通人；则戴氏实为作俑！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沈、黄幹；再传而为真德秀、魏了翁；三传而为黄震、王应麟，其后为许谦、王柏、金履祥；至国初而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之学，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此饮水而忘其源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书》、《朱陆篇后补遗》，又《与朱少白书》。）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而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即如王应麟搜罗摘扶，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诸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多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勉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秣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今之学者，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应麟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趣，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狥风气；（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博约中》。）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与陈鉴亭论学》。）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愈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以其毕生莫殚也，故终其身而无可属辞之日；然不应妨他人之属辞也！韩子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扬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于六书音画，有何隐奥未宣究也？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傍，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考辨，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所贵君子之学术，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于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析向贵有耑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然而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要之议论不为苟同。又以并世学者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往往劝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与邵二云》。）
所自著书以《史籍考》为最博，而《文史通义》为最精。金坛段玉裁若膺读《通义》有精深者，相与叹绝！而文句有长排作偶者，则曰“惜杂时文句调”！学诚闻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被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绳吾《通义》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简》。）《史籍考》代毕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经义存亡考》例，凡十二纲，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谓史部虽占四部书之一，其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范围广博，竭毕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则亡！仅存《释例》！独《文史通义》盛传于世云！
三、解题
《文史通义》何谓也？曰：章氏著书以明“文史通”之义云尔。《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夫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通横》。）朱筠尝谓人言：“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顾章氏以为朱氏言通，盖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则高明者驰骛于浩博难整之数而无所得；中人以下，又谓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诣，非常人所可几及，而自安固陋以为当然。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说，适足为学者患！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后之学者不知用其资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尧舜之所不知不能，则求通而骛于其名之过也！古人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汉初儒者学守专经，言无旁出，推而及于当世，卓然见其本末；儒效于是见矣！元成而后，学者旁通曲究，不专一家之言，其业可谓富矣！而儒术之显，乃转不如汉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观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林秀才书》。）章氏之于史学，盖有天授；独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见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书阐明其义焉尔！故题目之曰《文史通义》也。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义则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昔曹子建自谓辞赋小道，而欲采庶官实录，辨时俗得失，成一家言。韩退之自谓记事提要，纂言钩玄，而正言其志，则欲求国家遗事，考贤人哲士终始，作唐一经。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郦食其请立六国之后，时势不同楚汉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犹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人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至于传记碑碣之文，与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辞，或书具官，或书某官，而不载其何官；或书某某，而不载其何名何姓；或书年月日，或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载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为史裁，则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传录者或以为无关文义，略而不书；则不知录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诸弊，皆是偏重文辞，不求事实之过。（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斯则不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为史之志传。记叙之文，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此史笔与文士之分别。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识如郑樵，而讥班史于孝武前多袭迁书。然则迁书集《尚书》、《世本》、《战国策》、《楚汉牒记》，又岂为不蹈袭哉？充其所说，孔子删述六经，乃蹈袭之尤矣！岂通论乎！夫工师之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观史迁之东渐南浮，则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则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论：文劣而事庸者，无足道矣！其间有介两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两美之伤，而不能不出于割爱。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显也。如以化裁而论：则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以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遽不可以为宛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文至举子之《四书》义，可谓雕虫之极难者矣！法律细于蚕丝牛毛；经生老儒白首攻习，而较量于微茫秒忽之间，鲜能无憾，其故非他；命题虚实偏全，千变万化；文欲适如其题而不可增损故也。史文千变万化，岂止如《四书》命题之数：而记事记言，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恐左马复生，不能无遗憾也。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往有极意敷张，其事勿显，刊落浓辞，微文旁缀，而情状跃然；是贵得其意也。记言之法，增损无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当日意中之所有，虽增千百言而不为多！苟言虽成文，而推言者当日意中所本无，虽一字之增亦造伪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减省文句而意转刻露者；是又以损为增，变化多端，不可以笔墨罄也！前明信阳何景明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辞，并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见闻，敢此妄议！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掇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右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以至规矩方圆如班固，卓识别裁如陈寿，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欧阳修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特非信阳诸人所可议耳！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于《官》、《礼》，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礼教，而专子尤长于《诗》。故昌黎善立言，而优于辞章；无伤其为山斗也！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噫！此殆难以与文学士言也！（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又《答朱少白书》、《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上朱大司马论文》。）然则章氏明文史之通义，而推究言之，未尝不知史笔与文士之异趋也！昔人论刘勰知文不知史，刘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晋涵《题章氏与陈观氏论史学后》。）读章氏书，而文史可以各识职矣！
四、读法
解题既竟，可论读法。章氏言：“立言有本。”然则读章氏书者，不可不知立言之所本也。然不事众义之剖析，而漫言大本之一贯；则所谓“一贯”者，徒笼统之假借耳，故必先籀明一致之百虑，而后可与言殊途之同归。然则不先溯流，乌能探源？欲言原学，宜事析篇。章氏言：“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见《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然则记诵者，启悟之所资也；《析篇》者，将以启记诵之途径，探学问之堂奥。然《析篇》之事，先以《辨本》者；盖善本不得，则记诵末由！而“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斯明立言之有本，而窥学术之大原矣！然人心不同，亦如其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终之以异议，而得失有可互镜者焉！穷原竟委，说以四事：
第一，辨本 按章氏《文史通义》一书，最初让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刻于河南开封，为大梁本；盖章氏次子华绂绪迁之所编，而属大梁书院山长洪洞刘师陆子敬及华亭姚椿春木为之覆勘者也。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厥为后来诸刻之所自出。其后南海伍崇曜翻之为“粤雅堂本”，山阴杜氏亦有翻刻；而华绂“大梁刻板”旋亦携回原籍；于是两板皆存越中至咸丰十一年辛酉，太平军徇下绍兴，两板皆毁，独华绂从子□□同卿，携“大梁本”一册，游河南得存！因笺正僢讹以付其子季真小同。光绪元年乙亥，季真游幕贵州按察使署；乃重刊之，为“黔刻本”；其底本即同卿笺正之“大梁本”也。始于丁丑二月付雕；至戊寅七月竣事。华阳王秉恩雪澄实按察贵州，而与贵筑罗口口植庵任雠校焉。尝以“粤雅堂刻”斠数四；其同卿笺正者依改乃知“粤雅堂刻”依“大梁本”，校未精审；然有夺讹而无增减；间有据改“大梁本”者至《校雠通义》中引《汉书·艺文志》，“大梁本”捝讹尤多，则据志正之；乃知“大梁本”虽华绂初刻。刘、姚覆勘，而讹捝不免；是非未可凭也！其后仁和谭献访得“大梁板刻”于会稽周氏祠堂，亦阙逸矣！出箧中旧本，补刻于浙江书局。坊行本皆由此翻；所谓“浙刻本”是也。其目次板式，一依“大梁刻”。而据“大梁刻”华绂跋称：“其父易箦时，以全稿付萧山王谷塍先生乞为校定；时嘉庆辛酉年也。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云云。不知章氏当日本不以原编篇次为定，故以属稿于王氏；而托言“更正”，乱其篇从；可谓无知妄作，不善继志者矣！王氏，名宗炎，谷塍其号，亦称谷人；乾隆庚子进士，未授官而归；藏书甚富，号十万卷楼；尤精校勘，故为章氏所崇信；年八十余，犹孜孜不讫，著有《晚闻居士集》者也。集中有《答实斋先生书》，论章氏集编次之例；其大恉分内外篇。内篇又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集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附以《湖北通志传稿》，凡三十卷；中《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此王氏论录之大略也。华绂之“大梁刻”行，而王氏所编者不出！嘉兴沈曾植子培购得王编本。吴兴刘承幹翰怡爰录而覆刊之，益以已刊未刊《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永清县志》、《和州志》诸书。曰《章氏遗书》：自卷一至八，为《文史通义》内外篇。卷十至十三，为《校雠通义》内外篇。卷十四、卷十五，为《方志略例》。卷十六至二十三，为《文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为《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十八、卷二十九为《外集》。卷三十为《湖北通志未成稿》。自此以上，一依王氏编目而稍有勘定。如王编《方志略例》有《和州志》、《湖北通志》、《永清县志序录》诸文。而刘氏以《通志》已有检存稿载于后；和州、永清志则均刻入外编，删之以避重复。又据“浙刻本”《文史通义》外篇三，增《答甄秀才论修志书》二篇，《论文选义例书》二篇，《修志十议》、《天门县志艺文、五行、学校三考序》，《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入《方志略例》；是也。此外又《外编》十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合共五十卷。钱唐张尔田孟劬、元和孙德谦隘堪序而行焉；于是章氏之学赅备！今取“浙刻本”《文史通义》以与对勘：其内篇卷一同，惟浙刻少《礼教》一篇。浙刻卷二《原道》、《原学》、《博约》三篇之后，即取《遗书》本卷四《言公》上中下三篇继之，为第二卷。浙刻卷三至五载各篇，均不出“遗书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内，而次序多为改易。“遗书本”卷六有《同居》、《感赋》、《杂说》三篇，为浙刻所无。浙刻外篇卷一、卷二，均在“遗书本”《方志略例》二卷之内。惟省《和州志序例》十五篇，《永清县志序例》十五篇。其余浙刻外篇所有，皆在“遗书本”《方志略例》卷一之内。又“浙刻本”《校雠通义》三卷，与“遗书本”《校雠通义》内篇三卷，次序、篇数一一相合，而无外篇。惟“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校雠通义》外篇所录，皆取驳议、序跋、书说诸文之与《内篇》意相发明者；是诚王氏《答实斋先生书》时称“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与章氏平日持论“内外分篇，盖有经纬”之指相合辙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内篇七《立言有本》。）而华绂妄为更张，乱其篇从；斯亦过矣！
第二，析篇 刘氏刻《章氏遗书》卷帙繁重。而章氏精要之论，具于《文史》、《校雠》两通义及《方志略例》。今按浙刻《文史》、《校雠》两通义内篇与《遗书》无大出入，而《文史》外篇，亦备《方志略例》之要删。所不足者，厥指未能经纬内篇，无当章氏著书之指耳！然具体而微矣！匪曰卑之无甚高论；徒以世本通行，学者便于购读，姑以浙刻为主，而籀其指意，析其篇目，都为五部：曰穷经，曰核史，曰衡文。而先以“通论”者，明宗趣之所归，知学问之径途也。终以“校雠”者，辨学术之异同，通群书之伦类也。庶几学者循序渐进，知所观览焉！具目如左：
（甲）通论 《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天喻》，《朱陆》，《浙东学术》，《博约上、中、下》，《假年》，《针名》，《砭异》，《师说》，《横通》，《辨似》，《习固》，《妇学》，《妇学篇书后》，《说林》。
（乙）穷经 《经解上、中、下》，《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中、下》。
（丙）核史 《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上、中、下》（以上史例通论），《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答甄秀才驳文义例书》，《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地志统部》（以上志例通论），《书吴郡志后》，《书武功志后》，《书朝邑志后》，《书姑苏志后》，《书滦志后》，《书灵寿县志后》（以上论古方志），《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和州志·官师表序例》，《和州志·选举表序例》，《和州志·民族表序例上、中、下》，《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和州志·田赋书序例》，《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和州志·政略序例》，《和州志·列传总论》，《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中、下》，《和州文征序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永清县志·六书例议》，《永清县志·政略序例》，《永清县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列女传序例》，《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文征序例》，《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中、下》，《亳州志·掌故例议上、中、下》，《张为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覆崔荆州书》，《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以上方志例议）。
（丁）衡文 《言公上、中、下》，《文集》，《篇卷》，《质性》，《文德》，《文理》，《古文公式》，《繁称》，《匡谬》，《黠陋》，《砭俗》，《俗嫌》，《答问》，《古文十弊》。
（戊）校雠 《原道》，《宗刘》，《互著》，《别裁》，《辨嫌名》，《补郑校雠条理》，《著录残逸》，《藏书》，《补校汉艺文志》，《郑樵误校汉志》，《焦竑误校汉志》，《汉志》，《汉志六艺》，《汉志诸子》，《汉志诗赋》，《汉志兵书》，《书志术数》，《汉志方技》。
按校雠别出为书。王目亦同浙刻。兹析篇而不分书，总称以《文史通义》者；仍章氏之意也。昔章氏与严冬友侍读书，自称“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渊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则是校雠之学，已赅《文史通义》一书之中；而以别出《文史》之外；自为一书；非章氏之意矣！因附辨之于此。
第三，原学 夷考章氏之学，其大指在即事以见道，明经之本史。王阳明《传习录》上卷一答门人徐爱问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谓异。”疑若章氏之学所由本焉！然章氏不自承出阳明；而细籀其所著书，盖读《汉书·艺文志》而有会，因以推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三代之盛也，官守学业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及其衰也，官司失其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禁《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汉书·艺文志》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既以读书有得，疏通伦类，傅合《周礼》之分官，旁采郑略之校雠，而条其义例，上宗刘向父子，辨章旧闻，观其会通，由艺文以见道原，推史意以穷经学；列篇数十，而义则一以贯之者也！“道虽不难于事，学必致之用”，是也。所论之事不一，而理则无不相通，知道之所以然，而施之事实也。通经于史：而私家之专集，文章之体裁，亦以史例绳之。归史于实用：而著述之变迁，风气之出入，亦以实用概之者也。
其学一衍而为仁和龚自珍定庵，作《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一本题曰《治学》），以明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官师合一”之说也。又著《古史钩沉论》以明《五经》为周史之大宗，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六经皆史”之衍也。具见《定庵文集》。然矜其独得，而讳所自出，不云本章氏。（章氏卒嘉庆六年，龚自珍年才十岁）近儒余杭章炳麟太炎讥之，著为《校文士》一文，谓“自珍剽窃成说而无心得；其以六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章氏之质”者也！其后章氏之学，再衍而为章炳麟：衍“官师合一”之说，以征《曲礼》“宦学事师”之义。（见《诸子学略说》，未收入《章氏丛书》。）又推本章氏“六经皆史”之指，以明孔子之述而不作，而难今文家说之称孔子作六经者。（见《国故论衡》中《原经》。）亦尝箴其阙失，见所刊《太炎文别录》二《与人论国学》一书。
又一衍而为钱唐张尔田孟劬、元和孙德谦隘堪。尔田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著《史微》内篇八卷，以丕扬章氏“六经皆史”之义。而德谦则为《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两书，以论定雠例；又著《太史公书义法》二卷以究明史意。斯皆《通义》之嗣响，章学之功臣！
所可异者：章炳麟嬗崇古学，（《国故论衡》中《明解故下》曰：“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古文者，《书》、《礼》得于孔壁；《周官》写于河间左氏，献于张苍者是已。”）张尔田指归今文；（《史微》内篇一《史学》曰：“六艺者，先王经世之书也。经世之书皆掌诸柱下，皆太史之所录。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先王制作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见孔子删修之大法。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十翼，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而经之名始立。”刘彦和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言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宗尚不同，而诵说章氏则无乎不同；信足以见大道之一贯，而藉征章学之毕该也已！
第四，异议 伯祀以来，章氏之学，既大明于世！然而见仁见智，难者不一。湘潭王闿运壬秋，博学通人，最称同光间大师，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顾读章氏《通义》，谓“其言方志体例甚详，然别立文征一门，未为史法；其词亦过辩求胜。‘《诗》亡然后《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岂可代《诗》乎？孟子受《春秋》，知其为天子之事，不可云王者微而孔子兴，故托云‘诗亡’。而章氏入诗文于方志，岂不乖类！要之以志为史，则得之矣！余以诗词不入志为宜，而有鸿章巨著，事关经国；各附本传以征生平；斯谓合体！”（见《湘绮楼日记》第三册《同治十年辛未三月四日》。）不啻微言讽刺于章氏而已！然闿运楚产不尚浙学，而又好言《公羊》，称今学大师；与章氏之称引《周官》媲于古文者不同。宁必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不足于章氏宜也！
顾有生章氏之邑，以后生自居；而核于持论，不为苟同者：会稽李慈铭爱伯也！其大指以为：“章氏用力方志，实为专家，而自信大过，喜用我法，尝言‘作史作志，必须别有宗旨，自开境界’此固可为庸下针砭；而其弊也，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途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章氏识有余而学不足，志大而才实疏！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鲁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肐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见《祥琴室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即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而论，其抵牾有不胜诘者，谓史须兼苞百代，司马子长是已！后世惟梁武《通史》为知其法！《通史》不传，幸有郑樵《通志》知其遗意，而痛诋班氏《汉书》，谓史法由之而亡！又极诋《文献通考》为类书俗学。（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释通》、《申郑》及《答客问》上中下篇。）夫班氏之去马，近百余年，自后易姓，代必修史。如章氏之言，则将百年为限，编一通史，叠床架屋，陈陈相因！抑或易代之际，姑且不为，悬待数姓以归统辑？著作之事，恐无是理！且所谓兼苞百代者，将如郑樵之依次剿录，同于钞胥乎？抑将别立宗旨，各自为书乎？同则毋乃过烦！异则恐穷于变！此不可解者一也！谓今之各省，当称各统部，以总督、巡抚为主，不以布政司为主。（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地志统部》。）夫元以设行中书省而有省名。明改为布政司而仍称省，此明代之陋！国朝未及更正，然事主布政司，而督抚持节监临，版籍赋税，未当属之督抚也。曰督，曰抚，曰巡，明是巡行监察之义。故督抚之关防，布政司之方印，未尝改也。且统部之名何居乎？六部之设，自在中朝。督抚所兼，皆是虚号；未尝实有部权，分立部名也。况督抚皆又兼都察院，何以略院而不言也？舍显设之司，而称虚拥之部，既非国制，又非古称，以名则不正，以言则不顺！此不可解者二也！谓著录之例，大小戴《记》，当依类分编，如《汉志》别出《弟子职小尔稚例》。（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别裁》，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焦竑误校汉志》。）《周易》‘经’及‘十翼’亦当分载。夫《弟子职》故是古书别行，非刘、班所出。《小尔雅》今在《孔丛子》；《孔丛子》明是伪书，特窜入《小尔雅》以示可信，是后人之窃《小雅》非《汉志》之析《孔丛》；乃欲缘斯谬胳，遍乱古经：则卦画之文，当别收于图籍；赓歌之语，且分录于诗篇！此其不可解者三也！谓府县地志，当以人物为重，不在考核疆域。（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夫古人之地记，本不及人，后世滋繁，意存夸饰。今谓四至八到。可以略举，古今沿革，无须过详。是则志以地名，已亡其实；人以地系，先迷其邦！将晋宋之之扬州，尽为广陵之产，秦汉之会稽，悉成东部之英！此其不可解者四也！凡此四端，实为大谬，贻误后学，不可不辨！其谓作史须别有宗旨；欲作《宋史》，当以维持宋学为主。（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又谓《周官》师儒本分：师者，道学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学》、《儒林传》为是。皆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见《越缦堂骈文》卷口《与谭仲修书》。）至讥近儒著述，多自称某某学，谓误用《汉书》某经有某氏之学语而不通，此尤不根之论！不知近儒经说之称某某学者，乃用何劭公《公羊解诂》称‘何休学’之例，明谦辞也，非用《汉书·儒林传》语。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切并时江疆涛、戴东原、汪容甫、洪北江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失之不考，大率类此！（见《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其一生所最长者，在辨体例，明义法；自昌黎、半山皆诋之不遗余力，以为其文全不知法。今章氏文之传者，皆冗枝缓漫，气体缓弱，其不中与韩、王作奴仆，三尺童子能辨之！夫古人文成法立，本无一定之义法也。章氏严核称谓，诚文章之要义，然其中亦自有辨！执而求之，则不能通！盖称谓莫严于碑志传状，不容一字出入，郡县官名，一参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记，则可稍宽矣；又降而至书问笺启，则更可稍宽矣。今名称之古而失实者。有如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者乎？然与士友通书问，而必称之曰某生员、某举人，则哗然骇矣！名称之俗而不典者，有如知县为大令，同知为司马乎？（唐之长史乃今同知之职，司马秩在别驾下，略仿汉之都尉而非是。）然与当路通笺启，而必目之曰某知县，某同知，则色然愠矣！是惟求其不大戾乎古以病吾文；而因文体之所宜，择近焉者以不骇乎俗，古人于此，盖亦有所不得已也！故大令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明府。司马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郡丞。生员，则秀才之可也。举人，则孝廉之可也。若碑版纪载，则确守不可易。此仆为文之旨，而亦尝取以裁量古今者也！章氏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旨纰失，亦不能为之讳！”（见《越缦堂骈文》卷口者《谭仲修书》。）辞致峻厉，殆有甚于闿运者焉！而条举件系，同根煎迫，要不得不令前贤畏后贤也！
然慈铭守康成而宗戴氏；而章氏翘朱子以正戴学，道不同，不相为谋。尚曰固其所尔！亦有揭引章氏，貌同心异，而匡谬发讹，自比诤友者；是则章炳麟、张尔田也！
章炳麟与人论国学，每谓“郑樵《通志》，章氏《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者可尔！若读书驳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郑樵所长，独在校雠、图谱、氏族数事，其他皆无采，六书尤谬。章氏欲护其短，则云‘创条发刊，未尝与小学专家絜长短’，（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若尔，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辞曲证为邪！章氏虽以谬语，然其用只在方志。内篇《易教》以佛书本于《羲文》，诞妄实甚！至谓象通六艺，取证尤肤，（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无异决科之策。且于文人作传，则斥辨职之言；（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准是为例，范晔作《后汉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编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替窃正章，上拟麟笔，独于《太玄》、《潜虚》，谓其非分，适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谓‘子长非作谤书，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语亦谛审。至谓‘微文讥谤，为乱贼之居心’，（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宁知史本天职，君过则书，不为讪上！又述朱元晦语以为《离骚》不甚怨君。是则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职，类能为之；何当与日月争光，而《古今人表》列于仁人孟、荀之伍哉！刘子玄云：‘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斯为至言！章氏之论，徒教人以陷耳！其余陋者，自撰《文德》以为新奇，（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第二。）不悟《论衡》已有斯语。《论衡·佚文篇》：‘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文气出于魏文《典论》而徒推本韩、苏，何其厚弇古人也！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上》。）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录。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以《艺文志·平原君》七篇，谓是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益质疑，因以名篇居首。（见《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不晓平原固非赵胜，艺文本注谓是朱建；建与郦生、陆贾、娄敬、叔孙通同传；陆、娄之书，亦在儒家；《汉书》明白，犹作狐疑，以此匡谬，其亦自谬云尔！昔人云：‘玉巵无当，虽宝非用。’学者喜郑、章二家言，至杜佑、刘知畿则鲜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朴质无华；刘亦精审不作犷语，学之既非骤了，以资谈助则不如郑、章之恢宏，故其弃录如此！由斯以谈亦见学人苟简专务窃剽矣；故其铺陈流别，洋洋盈耳，实未明其条系，甄其得失也！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乎！则知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见《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别录二《与人论国学书》。）盖章炳麟之褒弹则然也！
至张尔田则益疾言激论语明六经之出于史，而非六经之即皆史；声章氏诬圣之罪，不惮作鸣鼓之攻！其辞曰：“章氏著《原道篇》，以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孔子删述六艺，则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自此论出，而先圣后圣，始若分茅而设矣！不知周、孔不容轩轾也！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后，则不可无孔子！天不生周公，不过关系一姓之兴亡而已；而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书犹在也！天不生孔子，则群圣人之道尽亡，虽有王者，无从取法矣！何则？周公思兼三王，监于二代，集牺、农群圣之大成，为一代致太平。孔子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周公之大成，为万世立名教，为一代致太平，则典章制度，不能不详备。为万世立名教，则惟典章制度而已，必有其精义存焉！故《周易》，史也，而孔子赞之；《诗》、《书》，史也，而孔子删之；《礼》、《乐》，史也，而孔子定之；《春秋》，史也，而孔子笔削之；非敢僭越王章也；以为后王制法，不得不然也！夫六艺皆周公之旧籍也；而有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今文诸说是也；有未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古文诸说是也。今文为经；经主明理，故于微言大义为独详。古文为史，史主纪事，故于典章制度为最备。典章制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我孔子思存前圣之业，有德无位，不能不假周公之旧史制法后王；其中有因乎旧史者；亦有本旧史之文，别创义例者。”（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六艺皆三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顾问，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艺”修于孔子，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后世辟儒，其知六艺为史者鲜矣！其知六艺由史而为经者更鲜矣！知六艺为史者，挽近独一章实斋，可谓好学深思，不随流俗之士也！然章氏只知六艺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故其持论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又曰：“六艺皆周公之典章；孔子有德无位，不敢操制作之权，惟取周公典章申而明之，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夫六艺为周公之典章法度，是固然已！然典章法度，历代不相沿袭者也。六艺虽周公旧史，苟非经孔子删定纂修，垂为万世不刊之经，又何取乎历代不相沿袭之典章法度以垂教后王也！且如章氏言，则后世会典通礼，其为政教行事之实，岂不更切于周公之典章法度乎？而章氏何以不与六艺并列为经也！既不列会典通礼于经，而独奉孔子手定之六艺为经，则六艺因孔子而重；而非因周公之典章法度而重，亦可知矣！如此而犹谓孔子不敢操制作之权，何其视圣人不如一钞胥哉！以钞胥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为万世之教祖也，欲辨孔子之教，亦惟正经与史之名而已！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章氏有言：“周公集典章法度之大成以行其政。孔子集周公之政以明其数。”因以为“政见实用，而教垂空言。儒生崇性命而薄事功，皆由于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若然，则垂教者绌于行政矣；政与教，岂可以空言实用分优劣哉！自周公至今日凡几姓矣，典章法度，未闻仍沿用周公之创制。然而人莫不有亲，莫不知孝其亲；莫不有长，莫不知敬其长；则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改焉者也！夫典章法度，所谓政也。孝亲敬长，所谓教也。孰可实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若如章氏言，以为政见实用耶？吾未闻后世天下可以实行数千载上周公之典章法度者也体以为教垂空言耶？吾未闻有亲可以不孝，有长可以不敬者也！章氏以晚近之人，服晚近之服，言晚近之言；不责人孝亲敬长，而望人实行周公之典章法度，亦可谓进退失据矣！（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夫一代之典章法度，一代之风系焉，文质异尚如循环；虽以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创制，不能历久而不变；而况周公一王之法哉！（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此宰我所以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宰我之言，见述于孟子。使孟子而崇性命，薄事功，则章氏议之是矣！使孟子而非崇性命，薄事功也；则章氏诬圣之罪为何如哉！其所以然者，由于知史而不知经也！（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斯足以明国学之准绳，而当章氏之诤友！（张尔田《史微·明教》篇后题曰：“章实斋先生书，博学详说，余所服膺。惟斯言则害于道，故敢附于诤友之列，赞而辨之。”）宁得曰“蠢生于木，还食其木”，漫为譬喻，而引以相讽哉！然张尔田特明六艺之由史而为经，而非径斥“六经皆史”之说，以为巨谬不然也！
乃有发“六经皆礼”之说，而明“六经皆史”之大相剌谬者。是则盐城陈钟凡斠玄也！今按钟凡之言曰：“六经皆古之典礼。百家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上世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凡百制作，莫备于典礼。是故诸夏学术，三古礼隆其极。故礼事起于火化。礼文昭于祭祀。祭礼行于明堂，礼乐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礼云礼云，诸夏道术之滥觞矣！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圣之旧典，经论制作，备于礼经。礼经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征诸《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太卜之职，大祭祀，则眠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则陈龟。凡丧事，则命龟。是《易》用诸丧祭迁国师旅诸卜筮者也；则《易》为礼经，此其证矣！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太师之职：大祭祀，则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朄读为道引之引）大飧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大丧、帅瞽而而作旧谥。是诗亦用诸饔射师旅丧祭者也；则《诗》为礼经，此其证矣！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乐之职，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叙之，以祭，以享，以祀。是乐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则《乐》为礼经之明证。《汉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书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大戴礼》曰：‘内史太史，左右手也。’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内史太史。《尚书》、《春秋》，内史太史所掌之籍也。考太史之职：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事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内史之职，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以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是《春秋》为丧祭师旅迁国及会同朝觐之典；《尚书》者，叙事策命制禄赏赐之籍；则《春秋》、《尚书》皆礼经之明证也。故观于太卜、太师、大司乐、太史、内史，皆宗伯之属；则其所掌《易》、《诗》、《书》、《乐》、《春秋》皆先王之典礼，昭然若揭，奚待韩宣子适鲁而后知《易象》、《春秋》之为《周礼》哉！（《左氏》昭二年传）故曰：‘六经皆古之典礼也。’诸子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考诸《汉志》：儒家出于司徒。《周官》载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二曰以阳礼教让。三曰以阴礼教亲。四曰以乐礼教和。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礼教民者也，儒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道家出于史官。而太史、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记》又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庄列传》）《小戴记》孔子对曾子问礼，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曾子问》）则道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周官》冯相氏、保章氏之职，礼官之属也。《大戴礼》谓：‘明堂为天法。’（《盛德篇》）《礼明堂阴阳录》曰：‘阴阳者，王者所以应天。’（引见《牛宏传》及《御览》。）蔡邕亦谓：‘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宫象日辰。’（《明堂月令论》）是以观象授时，本明堂之大典。阴阳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名家出于礼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职也。法家出于理官，大小司寇之职也。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马迁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自叙》）陈宠曰：‘礼经三百，威义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本传）故刘氏谓其辅礼制；则名家、法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周官》巫祝之职也。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堂，则曰明堂。异名同实，其实一也。’（《明堂月令论》）《吕览》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当染》）则墨家出于礼之明验也。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周礼》大小行人之职也。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则纵横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杂家出于议官；《周官》三公之职也。《尚书》言：‘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周官》）《吕览》首陈十二纪；《淮南》亦训《时则》，并本夏时遗制，为《小戴·月令》之所本。是杂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国语》载虢文公谏周宣王曰：
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土阳阐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及期，王祼鬯飨醴乃行。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国语》）
是后稷播时百谷，必遵太史敬授民时，则农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小说家出于稗官；《周官》土训、诵训、训方氏、匡人、撢人诸职也。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诵训，掌道方慝。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撢人，掌诵王志。凡是诸职，皆所以训四方，道方志方慝以诏王国，是小说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然则诸子出于王官者，其学即莫不原于典礼，故礼学，为道术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经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蘗，章学诚不明乎此，妄有‘六经皆史’之论。若谓六经掌于史官，应得史称？不知《春秋》、《尚书》掌于太史、内史；而《诗》、《易》则分掌于太卜、太师；乐掌于司乐；礼掌于宗伯；各有当官，非必史官之专守，（史氏所掌当属其贰）则不得并名为史。‘六经皆史’之说，发自王守仁。章学诚申其说。龚巩祚更畅言之，谓‘任照之史，为道家祖。任天之史，为农家祖。任约剂之史，为法家祖。任文之史，为杂家祖。任讳恶之史，为阴阳家祖。任喻之史，为纵横家祖。任本之史，为墨家祖。任教之史，为小说家祖。’（《古史钩沉论》）语半无征，将焉取信！今推寻本柢，正以六经之礼之说。”（见《诸子通谊》卷上《原始》。）则是与章氏之明“六经皆史”者，如别黑白之不同矣！然其以《周官》为根柢，以《汉书·艺文志》为崖廓，则又与章氏无乎不同者也！可谓貌同而心异者焉！於戏！章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中也！”（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余故备著异议，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博端诵章书，发蒙髫年，迄今四十，玩索不尽。粗述睹记，以为成学治国闻者观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