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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来，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篹》一书，时贤诟病，几等不足齿之伧！然余以为《姚篹》之病在取径太狭，既不如《曾钞》（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博涉经子；而择言偏洁，又不如《李钞》（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足有才藻；规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类必溯其原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辙，近儒章炳麟曰：“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见《菿汉微言》。）后之续者，有遵义黎庶昌、长沙王先谦两家。然黎氏之书，上采经史，品藻次第，一准绳其师曾国藩之言，要为《曾钞》之别子，而非绳武于《姚篹》也。惟王氏之辑，志在续姚，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家，论其得失，区别义类，悉遵姚氏，斯可以窥见文章之流变，而觇当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题及其篹例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古文辞类篹》者，盖桐城姚鼐分类篹辑古之文辞而为总集之一，篹之为言论篹也，盖本《汉书·艺文志序》论语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一言；姚氏《序目》称“以所闻见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篹》”者是也。盖编次之际，姚氏曾以所闻见详经论说而不为苟然；如《序目》考论文体十三类之起原，及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汉志》题“篹”，师古注：“篹与撰同”；或题曰“纂”者讹也。（姚氏之非题“纂”，本滁州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篹后序》，而详加以考证。）
惟总集之作，导源《诗》、《书》。《诗三百》，周诗之总集也。《书》百篇，周以前文之总集也。考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见刘知幾《史通·六家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义礼，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见《史记·孔子世家》。）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盖《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者也。然《诗》、《书》二者，崇入经部，不以隶集。
《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之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论者胥推为总集之祖！其书逸不传；而体裁犹可悬想而知；盖《志》如《书》之按代次？而《流别》疑如《诗》之依类分者也？特后之辑者，鲜有按代。独明梅鼎祚之《文纪》、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时先后为次；是为总集家变例。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选》以下，亡虑分类者为多。古文辞类篹者，盖古文辞辑而论篹之按类者也；故题曰“类篹”。然总集之分类不一：《昭明文选》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七类。而姚氏斥其“分体碎杂，立名可笑”；而以后来编集之相仍者为陋，故不之采，其类篹定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而文之体类始明。盖以体势分也，此一法也。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分古今文为“放胆”、“小心”二种。后来曾国藩本姚氏阴阳之说，（见《续篹·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而衍之为《古文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或者暗觑谢氏之筋节而之《姚说》？张其旗鼓，谓为前人所未发！自今观之：“气势”、“趣味”，“放胆”文也。“识度”、“情韵”，“小心”文也。（此采予弟孙卿之说，见《文章举隅序》。）此以神理分也，盖又一法也。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则以作用分，曰“辞令”，曰“议论”，曰“叙事”，而殿之以诗歌一体。后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析体十一而综以三门：曰“著作”，即真氏之议论；曰“告语”，即真氏之辞令；而所谓“记载”者，则真氏之“叙事”也，盖异名而同用者尔？此又一法也。三者之中，厥以分体势者为夥。然总集分体之可考见者，莫古于《文选》三十七类。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为有见！今按其中如“骚”、“七”之别类，“诏”、“册”、“令”、“教”之分四类，“表”、“上书”、“弹事”之分三类，“启”、“笺”、“奏记”、“书”之分四类，“颂”、“赞”、“符命”之分三类，“序”、“史论”、“史述赞”之分三类，（史论、史述赞皆史，汉纪传后论赞要为序跋之类。）“诔”、“哀”、“吊文”、“祭文”之分四类，及“碑文”、“墓志”之别为二，如此之类，皆全不知体要；而因名立类，每类之文，或廑一两篇。姚氏所谓“立名碎杂”者也。至《七发》诸篇不并入“骚”而别题“七”；策秀才诸问不题“策问”而题曰“文”；班、范前后《汉书·纪传赞》不并入“史论”而别题“史述赞”；哀永逝诸文不并入“诔”或“吊文”而别题“哀”；如此之类，杜撰题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姚氏所谓“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选》之“序”、“史论”、“史述赞”并入“序跋”；“表”、“上书”、“弹事”并入“奏议”；“启”、“笺”、“奏记”、“书”并入“书说”；“诏”、“册”、“令”、“教”、“文”、“檄”并入“诏令”；“赋”、“骚”、“七”、“对问”、“设论”、“辞”、“连珠”并入“辞赋”；“诔”、“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为“碑志”；“箴”、“铭”并为“箴铭”；“颂”、“赞”、“符命”并为“颂赞”；实较昭明为简当！而别增“传”与“状”为一类；“赠序”、“杂记”昭明所无，以拾其遗；篹古文辞，要为明其伦类！顾挽近以来，或以昭明总集之眉目而相震惊；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寻响捕风，崇《萧选》而薄《姚篹》，以为不足与斯文；尚得为知其类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诗》为姚病！然韵散殊体，《诗》、《书》别经，自古已然，奚独以为《姚篹》病！余昔读《四库全书提要》撰录总集，论文论理，发其殊途；而于篹例；阙然未有论列；因泝源《诗》、《书》而为《姚篹》疏通证明，发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辞类篹》之本子
此《篹》当为姚氏未及论定之书。而通常习见者三本：一嘉庆季年姚氏门人兴县康绍镛巡抚粤东得武进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雠校焉。一道光五年江宁吴启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刘钦任雠校焉。“康刻”据乾隆中叶姚氏主讲扬州梅花书院钉本。而“吴刻”则据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所授本，与“康刻”本互有异同。盖“康刻”入方苞、刘大櫆之文；而授“吴本”无云，“以姚命”增入焉。意者姚氏亦知方、刘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乡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点而“吴刻”祛圈点者。据云“姚氏晚年嫌‘圈点，近时艺’，未及刊落”故以授吴而命去之也。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订稿本，字里行间，圈点狼藉，又与“吴刻”之无圈点者不同；卒未闻末命刊去。可知姚氏此书毕生论篹，而未以为惬。“康刻”固早年手笔，“吴刻”亦不为定本矣！昔贤之竺老于学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绪之世，滁州李承渊好姚氏书，参据康、吴两刻，而见《史记》、前后《汉书》、《文选》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家专集旧椠，有关姚氏《篹》录之文者，随时校勘字句，用朱墨笔注上下方；其圈点则过自“雉本”，而得之雉乡人兰陵逸叟转录者也。既，博考群书，正其句读，矻矻二十年，勒为定本，世传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视康、吴两刻后来居上矣！“吴刻”之祛圈点，云“本姚意”，然事无佐证，而圈点之于《姚篹》，实有不可祛者。考姚氏《答徐季疋书》称“圈点启发人意，愈解说”。及篹此书，圈点评注，厘订再三。桂林吕璜者，自宜兴吴德旋而私淑诸姚氏者也。尝称吴氏诰以读《姚篹》之法，曰：“《古文辞类篹》，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语见《初月楼古文绪论》。而吴与姚氏同时交好，其言当有所本。今以吴氏之说，籀诵康、李两刻，而窥其圈点用意之所存，诚有在寻常笔墨蹊径之外者！知吴氏之言，不尽诬也！
挽近以来，徐州徐树铮尤喜谈姚氏之学，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诸家批点，旁考诸集评识，标于“康刻”眉间，而折中以己意，最为精审！桐城文章老宿马其昶、姚永概诸人，序而刻焉；所谓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是也。则又于康、吴、李三刻之外，别成一家矣！
三、《古文辞类篹》之前因后果
巴陵吴敏树曰：“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见王氏《续篹·吴与篠岑论文派书》。）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参观王氏《续篹例略》、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挽近或以古典文学少桐城，未为知桐城也！不知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自康熙朝，侍郎方苞以古文鸣海内，上接明之归有光；而有光之所以见重后世者，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言之綦详；谓：“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原文见王氏《续篹》。）今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明，沿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异军突起，乃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唐宋之文扫地以尽！既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唐宋之坠绪以相撑拄！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季之起，文以沈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骄，虚骄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起，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尤高，地望尤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归氏绍述欧、曾，矫以清真，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而不为钩章棘句者，归氏之力也！
苞敩归氏而衍其旨，力崇雅澹而排涂饰，倡义法；谓：“自南宋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无一雅洁者。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故曰：“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后之所以浸不厌人意而别出阳湖派、湘乡派者以此；然初之能风靡一世而莫之京者亦以此！其乡人刘大櫆继之，遗风遂畅。姚氏尝受古文法于刘氏，然自以所得为文，不尽用刘氏法。刘氏为文学庄子，尤喜摹昌黎，而气不足以举其辞！其篇法之洁，不如方氏；而意度之舂容，又视姚为逊。论者胥称三家，而刘氏有蜂腰之讥也！顾当刘氏之世，吾常州堠山钱氏有伯坰字鲁思者，尝亲受业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其友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州部士夫，素胜俪语，而张氏辞赋能追司马相如、杨雄之所为，撰《七十家赋钞》，尤藉藉人口，厥后乃多治古文者。于是常州有桐城之学！此则著于阳湖陆祁孙《七家文钞序》者，可考按也！（文见王氏《续篹》。）然在桐城士夫，方欲螟蛉我常州人而诏之曰“似我似我”。讵知州滨具区而处，山水明丽，风土所会，绮体为近；虽有大力者莫之能回！士之学为文章者，莫不取径汉魏六朝；晚乃效韩愈、欧阳修为古文，（恽敬《张皋文墓志铭》曰：“少为辞赋，尝拟司马相如、扬雄之言；及壮为古文，效韩氏愈、欧阳氏修。”文见王氏《续篹》。）其能者，实能属辞瑰伟，声情健茂；以视桐城之上承归氏，“修辞虽极雅洁，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者，（曾国藩曰：“方溪修辞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见薛福成《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上》。）颇亦足救声味稀淡之病，学者稍稍好之。于是附庸蔚为大国，而有阳湖派之目！迨李兆洛起，则尤盛扬其波，篹录《骈体文钞》以与姚氏此《篹》作旗鼓之当，而崇汉魏六朝为不祧之祖；至谓学古人之文舍是末由！泾县包世臣作《李氏傅》，所谓“时论方崇归、方，薄骈体而扬散行；而先生则谓‘唐宋传作，无不导源汉魏；汉魏之骈体，即唐宋散行之祖’”者也！虽然，李氏自为文之“澂然而清”、“秩然有序”，则固揆之陆氏序《七家文钞》所称“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殊途而合辙者。顾王氏续篹，取恽敬、张惠言而不收李氏文者；倘谓恽、张之源出桐城，陆氏序明著之；而李氏《骈体文钞》之于姚氏此《篹》有违指也耶？抑何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而不自广也！
自李钞骈体，开设户牖，而阳湖古文之学，乃别出于桐城，然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而桐城派三字，始于题自姚氏，姚氏以前，罔有也！新安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与姚氏欢好，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见姚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文载王氏《续篹》。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只称周书昌语，而近来兴化李详论桐城派，以为程语斥曾非是。然姚序并称程、周，语意甚明，曾特遗程耳，不必李之为是而曾之为非也。特以姚序为准，而附辨其说于此。）隐若以姚氏承方、刘而相推肩斯文之统。姚氏亦曰：“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见《吴定金先生榜墓志铭》。）一时之言文章者，翕然归服焉！然姚氏不敢以自承，其与王惕甫书，但自居于宋穆伯长、柳仲涂一流，为扬徽之首涂，声闻过情，姚氏若有歉然！徒以乾嘉诸老，姚氏最老寿，从容论说，深造而自有得。其文为世所称诵者，词旨渊雅，夐绝尘表。
姚氏既死，而门弟子播天下者，称述其术，竺好而不厌。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东树、姚莹，四人者称高第弟子；而梅曾亮名最高！然梅氏之文，浸淫六朝，（见梅氏《管异之文集书后》，载王氏《续篹》。）意度萧闲，而辞句矜练，于阳湖诸老为近，而与姚氏不同。（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曰：“梅先生为余言：‘归氏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见王氏《续篹》。）顾同时憙宗姚氏者，群尊梅氏为魁，如孔门之有若焉！姚氏之薪火，于是为烈！复有朱琦、龙启瑞、王拯、曾国藩、冯志沂、邵懿辰之徒，相与附丽。于是桐城古文之学大张！
诸人者，既一时通儒硕望；而曾氏为《欧阳生文集序》，复条其流衍，亟推姚氏，至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氏于咸同之际，勋名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而姚氏之名益尊，昭昭然若揭日月！独吴敏树《与书欧阳篠岑》，以曾氏《欧阳生文集序》称引相及，力自剖别，谓：“非素喜姚氏者。时论称刘姚之学，习于名而未稽其实；譬之江西诗派，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而心折者在归、方；谓：“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自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原文载王氏《续篹》。）顾曾氏则以为“姚氏突过归、方，吴氏比之吕居仁，讥评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其文为世称诵者，皆义精词俊，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然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为才弱矣！而其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论文亦多诣极之语，有古人所未尝言，姚氏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者！惟极称海峰，不免阿私所好，要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见曾氏《复吴南屏两书》，载王氏《续篹》。）斯为平情之论！然吴氏非素喜姚；而文之意境闲眇，神逸而韵流，乃与姚为不期之似！（王氏《续篹例略》曰：“南屏沉思孤往，其适于道也；与姚氏无乎不合。”）曾氏论文从姚入而不必从姚出；其自为文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杨、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树一派，可名之曰湘乡派。（王氏《续篹例略》曰：“曾文正公亟许姬传。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其尤倬倬者，则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薛氏致力事功，未遑殚精学问；而雄直之气，无忝于师门。（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曰：“叔耘辞毕醇雅有法度，不规规于桐城论文，而气息与子固、颖滨为近。”）黎氏入官虽早，然治文字颇劬，其持论大指以为“桐城宗派之说，流俗相沿以隃百岁，其敝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讥！然本朝之文，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词始雅洯。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亡可偏废。”（见黎氏《续古文辞类篹序》。）于是上赓《姚篹》以阐扬师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乡之学，特究阃奥；如桐城之有《姚篹》，阳湖之有《李钞》矣！张氏于曾门四子才最高；而吴老寿，至清季犹存，屹然海内文伯；而独心折张氏，以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杨、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弱薄，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解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见吴氏《与姚仲实论文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二人者，造诣不同，而祢曾则一。桐城已在祧列，而桐城之再盛，要以其县人马其昶为后劲！其昶少小耽文章，尝请古文义法于吴氏。吴氏则戒作宋元人语曰：“是宜多读周、秦、两汉时古书。”此湘乡之师法；而非桐城家言也！又言：今天下宿乎文者，无过张廉卿。子往问焉，吾为之介。赋诗一篇，谐庄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见马氏《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此特一时谑戏之言，而不必以为定论！顾马氏则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而义无所让，有《抱润轩集》。义宁陈三立跋其目曰：“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盖吴氏闳湘乡之师法；而马氏袭桐城之家风，故不同也。侯宫林纾特与马氏友善，又自称“文章见赏吴氏”（见林氏《赠马通伯序》。），依桐城之末光，清季之言文章者宗焉！顾其文气矜为隆，殆甚吴氏；匪马氏之体气闲适，上追姚氏者可比！马氏妻弟曰姚永概者，姚氏之从孙也，擅其家学，有《慎宜轩文集》，其为文章，遣言措意，切近的当，而自澹荡有致，可谓“聿修厥德，无忝尔祖”者！（林氏《慎宜轩文集序》曰：“叔节慎宜轩文，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此与马氏皆足以殿桐城之后劲者矣！顾并马、姚之世，有生桐城之乡而不为桐城之文者，陈澹然也！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家言，自命能为太史公，下笔不自休，其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喜。马、姚二氏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见陈衍《送陈剑剑潭南归序》。）故以附于桐城之末。
世之毁誉桐城者，徒为尚口之争，罕有条贯之纪！独念桐城者，让清一代文学之中坚也，不有所述，监观何从！近儒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叙以短论，特用以为汉学之衬笔。语言而不详；以其于文学非专治也！余搜篹近代文学史料十余年，差有采猎，而董理未遑，谨篹桐城始末，以补梁氏书之阙！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宁只以供读《姚篹》者之参考也哉！
四、《古文辞类篹》之读法
读书之法，贵能观其会通。而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余前论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尝拟《姚篹》之读法有二：
第一，分体分类读 学文之道，首在辨体。姚氏此篹，分十三体，《王续》因之。而其文章之得失，不可不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宁都魏禧论苏明允《上田枢密书》，“首句‘天之所以与我者岂偶然哉’，便已无体！书以道情，开口一句挺然便出议论，直作论耳！书虽文，要与面谈相似”（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实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以自解也！姚氏亦称“韩退之《伯夷颂》，似太史公论赞，非颂体”；而以入论辩类。至曾国藩论文章之美，分阳刚与阴柔，曰：“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辩、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宜喷薄。序跋、诏令、书牍、典志、杂记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见《求阙斋日记》。）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志墓之文，惧千百年后，谷迁陵改，见者不知谁氏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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