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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文选类纂[2]》之辑录既毕，意有未申，于是濡毫吮墨以发其指曰：
《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质无底，奚所能为役！独念博学通人，希圣有作，亦有辨章学术，条析流派，以示途辙，牖方来。谨以诵览所及，写著其文，以当明述，辑为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雠目录之部，而题其耑曰《国学文选类纂》。将以宏阐国学，考镜源流，统斯文之条贯，诏学者以知方；庶几国学之筦枢，文章之林囿也！傥有睹记旁逮，足备考论，见仁见知，义各有当，附之于篇，为后学治国闻者览观焉。然而鄙怀之所欲陈，则固别有在。傥挟册而以为窥国学之宏秘焉，博愿有以进之也。诚窃以为必先知“学”之涵义，而后可与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按“学”之为言“觉”也。《说文·教部》：“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3]声。学，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矇未知；譬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辩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幹《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荀子·劝学篇》。惟“觉”斯征“学”，惟“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与“数”之辩；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此不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於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辩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讵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度、训诂、书数者，徒荀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说，逐于数也。虽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见《荀子·劝学篇》。此“觉”与“不觉”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己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诩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寖以放废。于是“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则民治以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问学徒恣横议。放僻邪侈，纪纲无存。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一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诰于国曰：“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黩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黤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傥一国之人，自上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抟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傥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诵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浃肌沦髓，深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于爱国；如物理学之摄力，抟捖一国之人，而不致有分崩离析之事也；如化学之化合力，熔冶国人，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然后退之足以自固壁垒，一乃心，齐乃力，外御其侮，而进焉则发挥光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为邦家之光！此国性自觉之第一义也。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故物，还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树艺积久而必萎，国性积久而有窳。时移势迁，有不适者。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见《荀子·非相篇》。又曰：“礼时为大。”见《礼记·礼器》。因时制宜，宁容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固也。如人性然，变化气质，增美释回。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傥如“戕贼杞柳以为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为之乎！然则斲丧国性以致富强，富强未致而国性先坠，庸国人之所利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戏！挽近以还，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而浅尝之士，于所学曾未深求，辄捃摭所闻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其仁义道德传自往昔，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者；则或以其中国老生常谈，放言高论，务摧灭之以为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强食为公理，以裸体相向为美术，以贪冒淫侈为文明。问其所以？曰：“欧儒云尔，我亦云尔也。”人心日即于浮嚣，国事日征其蜩螗。生心害政，以若所为，而曰“强国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饮酖而救渴，吾见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倾，国之未强而人心先坏。安其危而利其灾，所谓“强国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则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者，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发国性之自觉，其必自言学者知“义”与“数”之辩始。见《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劝学，兼综“数”、“义”，以为：“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见《荀子·劝学篇》。“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见《荀子·劝学篇》。则是荀子劝学，贯“义”与“数”而一之；彻始彻终，非二物也。后儒则离“义”与“数”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有陈其“数”而疏于“义”者，有明其“义”而遗乎“数”者。将以便举称，明殊指，为之题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义”，一曰“古典主义”。
“人文主义”者，以为国学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据为琐碎。此明其“义”而遗乎“数”者也。
“古典主义”者，以为国学之指趣，在考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义道德为空谭。此陈其“数”而疏于“义”者也。
於戏！国之有学，非一日矣。竖尽往古，亘极来今，盖亦有其变迁递嬗之迹可举者焉。庄生有言曰：“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见《庄子·天运篇》。事实之所诏我，实以两主义相摩相荡，迭为兴仆，运转而不能自止者也。大抵汉学尚考据，明训诂。荀子所谓“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古典主义”之可征者也。宋儒道性善，明义理。荀子所谓“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人文主义”之可征者也。虽然，犹有辩：
汉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世以致用，微言大义是尚；此汉学之近于“人文主义”者也。古文稽古以释经，名物训诂是谨；此汉学之偏于“古典主义”者也。然而今文极盛于西京，古学代兴于东汉；古学既盛而今文遽绝焉。《后汉书·郑玄传》曰：“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则是“古典主义”擅汉学后起之胜也。
宋儒有朱陆之争：朱子道问学，读书不害穷理。《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载：陈北溪答李贯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而下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此宋儒之不废“古典主义”者也。陆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见性。《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先生与兄复斋会紫阳于鹅湖，复斋倡诗有‘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先生和诗亦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陆沉。’紫阳以为讥己，不怿。”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义”者也。然朱学极盛于宋、元；阳明崛起于明代。陆学重光，而朱学少衰矣。则是“人文主义”擅宋学后起之胜也。
然当宋儒未起，汉学将变之际，老、庄于魏、晋，佛于隋、唐，士大夫谭名理、崇高致，以清言为尚，以章句为尘垢，亦由风气穷而思变，学术蕲于自觉。厌考据之烦琐，无补人生；乐名理之简隽，欲以自慰。此实古今学术升降一大转机也。徒以玄谭自放，君子不贵；佛说外道，吾儒所鄙；国学一线，端系六经。然而魏晋经学，衍之东汉，统绪分明，详见《隋书·经籍志》。而有不同于东汉者。盖同者其传说，而不同者其精神。东汉言训诂，或流繁琐；而魏晋好名理，亦出简隽也。“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采《朱子语类》。“自晋以来，改变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自作文。”采《朱子语类》。则是“古典主义”也，而“人文主义”寓焉矣。后来宋儒之师心说经，其经义大抵汲魏晋之流风者也。然魏晋诸儒，尚解经而为经注，如王弼、韩康伯之注《易》，杜预、范宁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经注也。至南北朝则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且旁引诸说而证明之，所谓义疏者也。则是义疏者，盖注注而非注经。是故汉迄魏晋，经学也；南北朝，注学也。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刘焯、炫之伦，著录繁夥。至唐孔颖达修订《五经正义》，贾公彦、元行冲、徐彦、杨士勋赓续有作，遂遍诸经。百川洄注，潴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然则唐学者，殆集南北朝注学之大成，而为东汉古学尾闾之宣泄焉！
宋儒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游心六艺，旁参禅乘，周敦颐从僧寿崖学，阐太极无极之旨。程颢资性过人，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返求诸六经，而充养有得。张载勇于造道，已求诸释老，乃返求之六经。朱子亦阐禅理，阳儒阴释。宋儒无不如此。明德新民，壹主于率性修道。国学之人文主义，所以昭明于有宋，如日中天者，实以天竺明心见性，般若大觉之佛说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亲民之经蕴内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艺异树，接种乃佳。生物然，学术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废问学，犹于吾儒为近；而陆王偏尊德性，弥于禅宗有会耳。
然自明中叶，王阳明以致良知，昌明陆学，风靡一世，号曰“姚江学派”，理想缤纶，度越前古。及其敝也，士不悦学，徒长虚憍！谈空说有，相矜以口，益见迂阔而远于事情。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刘宗周证人一派，已几于王学之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革变，天下稍稍恶虚趋实。陆世仪、陆陇其等生清之初，始专守朱子，辩伪得真；高愈、张履祥坚苦自持，不愧寅践。风气所鼓，一时景从。此由陆王之“尊德性”而反之于朱子之“道问学”者也。至顾炎武、阎若璩等卓然不惑，以为“经学即理学”，全谢山《鲒埼亭文集·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求是辩诬，开一代之风气，导厥先路。乾隆以还，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天下所宗。自是学者务于经籍传注，考订发挥。“诸经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张旧释，补阙匡违，若邵晋涵、郝懿行之《尔雅》，焦循之《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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