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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又谓《周官》师儒本分：师者，道学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学》、《儒林传》为是。皆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见《越缦堂骈文》卷口《与谭仲修书》。）至讥近儒著述，多自称某某学，谓误用《汉书》某经有某氏之学语而不通，此尤不根之论！不知近儒经说之称某某学者，乃用何劭公《公羊解诂》称‘何休学’之例，明谦辞也，非用《汉书·儒林传》语。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切并时江疆涛、戴东原、汪容甫、洪北江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失之不考，大率类此！（见《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其一生所最长者，在辨体例，明义法；自昌黎、半山皆诋之不遗余力，以为其文全不知法。今章氏文之传者，皆冗枝缓漫，气体缓弱，其不中与韩、王作奴仆，三尺童子能辨之！夫古人文成法立，本无一定之义法也。章氏严核称谓，诚文章之要义，然其中亦自有辨！执而求之，则不能通！盖称谓莫严于碑志传状，不容一字出入，郡县官名，一参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记，则可稍宽矣；又降而至书问笺启，则更可稍宽矣。今名称之古而失实者。有如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者乎？然与士友通书问，而必称之曰某生员、某举人，则哗然骇矣！名称之俗而不典者，有如知县为大令，同知为司马乎？（唐之长史乃今同知之职，司马秩在别驾下，略仿汉之都尉而非是。）然与当路通笺启，而必目之曰某知县，某同知，则色然愠矣！是惟求其不大戾乎古以病吾文；而因文体之所宜，择近焉者以不骇乎俗，古人于此，盖亦有所不得已也！故大令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明府。司马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郡丞。生员，则秀才之可也。举人，则孝廉之可也。若碑版纪载，则确守不可易。此仆为文之旨，而亦尝取以裁量古今者也！章氏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旨纰失，亦不能为之讳！”（见《越缦堂骈文》卷口者《谭仲修书》。）辞致峻厉，殆有甚于闿运者焉！而条举件系，同根煎迫，要不得不令前贤畏后贤也！
然慈铭守康成而宗戴氏；而章氏翘朱子以正戴学，道不同，不相为谋。尚曰固其所尔！亦有揭引章氏，貌同心异，而匡谬发讹，自比诤友者；是则章炳麟、张尔田也！
章炳麟与人论国学，每谓“郑樵《通志》，章氏《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者可尔！若读书驳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郑樵所长，独在校雠、图谱、氏族数事，其他皆无采，六书尤谬。章氏欲护其短，则云‘创条发刊，未尝与小学专家絜长短’，（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若尔，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辞曲证为邪！章氏虽以谬语，然其用只在方志。内篇《易教》以佛书本于《羲文》，诞妄实甚！至谓象通六艺，取证尤肤，（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无异决科之策。且于文人作传，则斥辨职之言；（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准是为例，范晔作《后汉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编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替窃正章，上拟麟笔，独于《太玄》、《潜虚》，谓其非分，适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谓‘子长非作谤书，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语亦谛审。至谓‘微文讥谤，为乱贼之居心’，（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宁知史本天职，君过则书，不为讪上！又述朱元晦语以为《离骚》不甚怨君。是则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职，类能为之；何当与日月争光，而《古今人表》列于仁人孟、荀之伍哉！刘子玄云：‘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斯为至言！章氏之论，徒教人以陷耳！其余陋者，自撰《文德》以为新奇，（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第二。）不悟《论衡》已有斯语。《论衡·佚文篇》：‘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文气出于魏文《典论》而徒推本韩、苏，何其厚弇古人也！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上》。）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录。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以《艺文志·平原君》七篇，谓是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益质疑，因以名篇居首。（见《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不晓平原固非赵胜，艺文本注谓是朱建；建与郦生、陆贾、娄敬、叔孙通同传；陆、娄之书，亦在儒家；《汉书》明白，犹作狐疑，以此匡谬，其亦自谬云尔！昔人云：‘玉巵无当，虽宝非用。’学者喜郑、章二家言，至杜佑、刘知畿则鲜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朴质无华；刘亦精审不作犷语，学之既非骤了，以资谈助则不如郑、章之恢宏，故其弃录如此！由斯以谈亦见学人苟简专务窃剽矣；故其铺陈流别，洋洋盈耳，实未明其条系，甄其得失也！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乎！则知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见《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别录二《与人论国学书》。）盖章炳麟之褒弹则然也！
至张尔田则益疾言激论语明六经之出于史，而非六经之即皆史；声章氏诬圣之罪，不惮作鸣鼓之攻！其辞曰：“章氏著《原道篇》，以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孔子删述六艺，则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自此论出，而先圣后圣，始若分茅而设矣！不知周、孔不容轩轾也！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后，则不可无孔子！天不生周公，不过关系一姓之兴亡而已；而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书犹在也！天不生孔子，则群圣人之道尽亡，虽有王者，无从取法矣！何则？周公思兼三王，监于二代，集牺、农群圣之大成，为一代致太平。孔子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周公之大成，为万世立名教，为一代致太平，则典章制度，不能不详备。为万世立名教，则惟典章制度而已，必有其精义存焉！故《周易》，史也，而孔子赞之；《诗》、《书》，史也，而孔子删之；《礼》、《乐》，史也，而孔子定之；《春秋》，史也，而孔子笔削之；非敢僭越王章也；以为后王制法，不得不然也！夫六艺皆周公之旧籍也；而有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今文诸说是也；有未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古文诸说是也。今文为经；经主明理，故于微言大义为独详。古文为史，史主纪事，故于典章制度为最备。典章制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我孔子思存前圣之业，有德无位，不能不假周公之旧史制法后王；其中有因乎旧史者；亦有本旧史之文，别创义例者。”（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六艺皆三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顾问，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艺”修于孔子，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后世辟儒，其知六艺为史者鲜矣！其知六艺由史而为经者更鲜矣！知六艺为史者，挽近独一章实斋，可谓好学深思，不随流俗之士也！然章氏只知六艺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故其持论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又曰：“六艺皆周公之典章；孔子有德无位，不敢操制作之权，惟取周公典章申而明之，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夫六艺为周公之典章法度，是固然已！然典章法度，历代不相沿袭者也。六艺虽周公旧史，苟非经孔子删定纂修，垂为万世不刊之经，又何取乎历代不相沿袭之典章法度以垂教后王也！且如章氏言，则后世会典通礼，其为政教行事之实，岂不更切于周公之典章法度乎？而章氏何以不与六艺并列为经也！既不列会典通礼于经，而独奉孔子手定之六艺为经，则六艺因孔子而重；而非因周公之典章法度而重，亦可知矣！如此而犹谓孔子不敢操制作之权，何其视圣人不如一钞胥哉！以钞胥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为万世之教祖也，欲辨孔子之教，亦惟正经与史之名而已！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章氏有言：“周公集典章法度之大成以行其政。孔子集周公之政以明其数。”因以为“政见实用，而教垂空言。儒生崇性命而薄事功，皆由于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若然，则垂教者绌于行政矣；政与教，岂可以空言实用分优劣哉！自周公至今日凡几姓矣，典章法度，未闻仍沿用周公之创制。然而人莫不有亲，莫不知孝其亲；莫不有长，莫不知敬其长；则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改焉者也！夫典章法度，所谓政也。孝亲敬长，所谓教也。孰可实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若如章氏言，以为政见实用耶？吾未闻后世天下可以实行数千载上周公之典章法度者也体以为教垂空言耶？吾未闻有亲可以不孝，有长可以不敬者也！章氏以晚近之人，服晚近之服，言晚近之言；不责人孝亲敬长，而望人实行周公之典章法度，亦可谓进退失据矣！（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夫一代之典章法度，一代之风系焉，文质异尚如循环；虽以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创制，不能历久而不变；而况周公一王之法哉！（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此宰我所以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宰我之言，见述于孟子。使孟子而崇性命，薄事功，则章氏议之是矣！使孟子而非崇性命，薄事功也；则章氏诬圣之罪为何如哉！其所以然者，由于知史而不知经也！（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斯足以明国学之准绳，而当章氏之诤友！（张尔田《史微·明教》篇后题曰：“章实斋先生书，博学详说，余所服膺。惟斯言则害于道，故敢附于诤友之列，赞而辨之。”）宁得曰“蠢生于木，还食其木”，漫为譬喻，而引以相讽哉！然张尔田特明六艺之由史而为经，而非径斥“六经皆史”之说，以为巨谬不然也！
乃有发“六经皆礼”之说，而明“六经皆史”之大相剌谬者。是则盐城陈钟凡斠玄也！今按钟凡之言曰：“六经皆古之典礼。百家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上世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凡百制作，莫备于典礼。是故诸夏学术，三古礼隆其极。故礼事起于火化。礼文昭于祭祀。祭礼行于明堂，礼乐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礼云礼云，诸夏道术之滥觞矣！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圣之旧典，经论制作，备于礼经。礼经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征诸《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太卜之职，大祭祀，则眠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则陈龟。凡丧事，则命龟。是《易》用诸丧祭迁国师旅诸卜筮者也；则《易》为礼经，此其证矣！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太师之职：大祭祀，则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朄读为道引之引）大飧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大丧、帅瞽而而作旧谥。是诗亦用诸饔射师旅丧祭者也；则《诗》为礼经，此其证矣！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乐之职，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叙之，以祭，以享，以祀。是乐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则《乐》为礼经之明证。《汉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书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大戴礼》曰：‘内史太史，左右手也。’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内史太史。《尚书》、《春秋》，内史太史所掌之籍也。考太史之职：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事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内史之职，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以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是《春秋》为丧祭师旅迁国及会同朝觐之典；《尚书》者，叙事策命制禄赏赐之籍；则《春秋》、《尚书》皆礼经之明证也。故观于太卜、太师、大司乐、太史、内史，皆宗伯之属；则其所掌《易》、《诗》、《书》、《乐》、《春秋》皆先王之典礼，昭然若揭，奚待韩宣子适鲁而后知《易象》、《春秋》之为《周礼》哉！（《左氏》昭二年传）故曰：‘六经皆古之典礼也。’诸子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考诸《汉志》：儒家出于司徒。《周官》载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二曰以阳礼教让。三曰以阴礼教亲。四曰以乐礼教和。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礼教民者也，儒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道家出于史官。而太史、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记》又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庄列传》）《小戴记》孔子对曾子问礼，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曾子问》）则道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周官》冯相氏、保章氏之职，礼官之属也。《大戴礼》谓：‘明堂为天法。’（《盛德篇》）《礼明堂阴阳录》曰：‘阴阳者，王者所以应天。’（引见《牛宏传》及《御览》。）蔡邕亦谓：‘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宫象日辰。’（《明堂月令论》）是以观象授时，本明堂之大典。阴阳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名家出于礼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职也。法家出于理官，大小司寇之职也。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马迁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自叙》）陈宠曰：‘礼经三百，威义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本传）故刘氏谓其辅礼制；则名家、法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周官》巫祝之职也。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堂，则曰明堂。异名同实，其实一也。’（《明堂月令论》）《吕览》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当染》）则墨家出于礼之明验也。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周礼》大小行人之职也。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则纵横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杂家出于议官；《周官》三公之职也。《尚书》言：‘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周官》）《吕览》首陈十二纪；《淮南》亦训《时则》，并本夏时遗制，为《小戴·月令》之所本。是杂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国语》载虢文公谏周宣王曰：
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土阳阐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及期，王祼鬯飨醴乃行。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国语》）
是后稷播时百谷，必遵太史敬授民时，则农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小说家出于稗官；《周官》土训、诵训、训方氏、匡人、撢人诸职也。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诵训，掌道方慝。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撢人，掌诵王志。凡是诸职，皆所以训四方，道方志方慝以诏王国，是小说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然则诸子出于王官者，其学即莫不原于典礼，故礼学，为道术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经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蘗，章学诚不明乎此，妄有‘六经皆史’之论。若谓六经掌于史官，应得史称？不知《春秋》、《尚书》掌于太史、内史；而《诗》、《易》则分掌于太卜、太师；乐掌于司乐；礼掌于宗伯；各有当官，非必史官之专守，（史氏所掌当属其贰）则不得并名为史。‘六经皆史’之说，发自王守仁。章学诚申其说。龚巩祚更畅言之，谓‘任照之史，为道家祖。任天之史，为农家祖。任约剂之史，为法家祖。任文之史，为杂家祖。任讳恶之史，为阴阳家祖。任喻之史，为纵横家祖。任本之史，为墨家祖。任教之史，为小说家祖。’（《古史钩沉论》）语半无征，将焉取信！今推寻本柢，正以六经之礼之说。”（见《诸子通谊》卷上《原始》。）则是与章氏之明“六经皆史”者，如别黑白之不同矣！然其以《周官》为根柢，以《汉书·艺文志》为崖廓，则又与章氏无乎不同者也！可谓貌同而心异者焉！於戏！章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中也！”（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余故备著异议，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博端诵章书，发蒙髫年，迄今四十，玩索不尽。粗述睹记，以为成学治国闻者观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