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禽滑厘 宋钘尹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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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已，止也。即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大顺即太甚之意，言应做之事做得太过分，应节止之事，亦节止得太过分。顺、甚音近可通也。）。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诸子平议》曰：名山当作名川。），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博按：“不与先王同”，当连下“毁古之礼乐”读，所以证墨子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也。盖墨子之意，主于节用，生当先王礼明乐备之后，而“毁古之礼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此其所以“不与先王同”，岂非所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耶？此《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之指也。“先王”，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后世”则专指周而言。《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正所谓“靡于万物”，“晖于数度”之世。《说文·日部》：“晖，光也。”《太玄经·视·次五》：“厥德晖如。”注：“晖如，文德之貌也。”墨子之嫉文德与老子同，而微有异者，盖老子欲反周之文以跻之“古始”之“朴”（《老子》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而墨子则矫周之文胜而用夏之质。《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庄子之称墨子曰：“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与淮南之说同。而儒者荀子则著《富国》篇以非墨子之节用，著《礼论》篇以斥墨子之短丧，著《乐论》篇以贬墨子之非乐，而最其指于《解蔽》篇，一言以蔽之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皆指此篇所称“墨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毁古之礼乐”而言。至荀子《天论》篇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其非墨子之见于《非十二子》篇者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此墨子《尚同》之指，而此篇所云“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者也。“不异”，即荀子所谓“有见于齐”；而“不异”之“异”，即荀子《非十二子》篇“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之“异”。惟荀子所谓“僈差等”者，承“上功用大俭约”而言，犹是《节用》、《节葬》之指。而庄生所云“不异”者，承“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而言，乃是《兼爱》、《非攻》之义。然则庄生云“不异”，荀子曰“僈差等”，谓墨子之“有见于齐”同；而庄以议墨之兼爱，荀以非墨之节用，所以谓墨子之“有见于齐”者则异。墨子之道多端，其书七十一篇，著有[2]《汉书·艺文志》，今存者五十三篇。《鲁问》篇：墨子之语魏越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今《墨子》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而要其归，不外《节用》、《兼爱》。其余诸端，皆由《节用》、《兼爱》推衍而出。如《节葬》、《非乐》诸义，由《节用》而出者也；《上同》、《上贤》、《非攻》诸义，皆由《兼爱》而出者也。《汉书·艺文志》论墨家者流，于胪举诸端之后，而卒之曰：“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亦要其归于节用、兼爱二者。而节用尤为墨道之第一义，一则俭于自为，乃能丰于及物，二则兼爱者不暇自爱，不暇自爱则亦不侈于自奉。此荀子所由专非其节用。庄生虽并称兼爱，而特侧重于节用。所谓开宗明义，特揭其出古之道术，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也。然而论之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则是内不能达情遂命以通于“圣”也。又曰：“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则是外不能与物俱往以跻于“王”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此则墨子之大蔽也。墨子行事不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禽滑厘，墨子弟子，见《墨子·公输》篇。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郭庆藩《庄子集释》曰：倍谲，背之借，外向之名。庄子盖喻各泥一见，二人相背耳。），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觭字不见他书，疑为畸之异文，实即奇字。《说文》云：奇，不偶也。），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博按：《韩非子·显学》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是即此篇所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也。而“俱诵《墨经》”之“《墨经》”有二说：一谓“《墨经》”指《墨子》书卷一之《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黄震《日抄读诸子》曰：“墨子之书凡二：其后以‘论’称者多衍复，其前以‘经’称者善文法。”钱曾《读书敏求记》[3]曰：“潜溪《诸子辩》云：‘《墨子》三卷：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予藏弘治己未旧抄本，卷篇之数，恰与其言合。”毕沅《墨子注叙》曰：“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仅见此本，有乐台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今亡。”世所传十五卷本不分题经、论而三卷本上卷七篇，必于目下题经，故号曰经。此相传之古说也。一谓“《墨经》”乃指《墨子》书之《经·经说》而言。孙诒让《墨子闲诂》谓：“《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近儒梁启超、胡适皆宗焉。此挽出之新说也。自博观之，当以古说为可信。按《管子》书有《经言》九篇；《韩非子·内储说上》有“经”七篇，《内储说下》有“经”七篇，《外储说右上》有“经”三篇，《外储说右》有“经”五篇，皆以“经”冠诸篇之首，则《墨子》书之“经”亦应冠于篇首。而《经·经说》，其篇次列第四十至第四十三，如真以为《墨经》，不应后其所先，轻重倒置若此。一也。且题曰“经”者，必全书之大经大法。而《墨子》书之大经大法，不过《天志》、《尚贤》、《兼爱》、《节用》、《非乐》荦荦数大端，而此荦荦数大端，皆于卷之一七篇中发其指（张采田《史微原墨》），斯足以揭全书之纲，题之曰《经》而无愧。至《经·经说》不过“辩言正辞”而已，小辩破道，奚当于大经大法。二也。故曰：“《墨经》者，乃指《墨子》书卷之一《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曰“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者，谓相里勤、邓陵之徒，虽俱诵《墨经》，然背谲所言，有乖于墨子之大经大法，故曰“而”，“而”者，辞之反也。“相谓别墨”云者，谓人以别墨相谓，若曰“墨家之别派”云尔，不以正宗予之也。曷为不以正宗予之？以其背谲所言，相訾以“坚白同异之辩”，相应以“觭偶不仵之辞”，与《墨经》称说不同也。故不以正宗予之，而相谓曰“别墨”也。然相里勤、邓陵之徒，则不以“别墨”自居，而欲得为巨子，辩其所是以为天下宗主，而篡墨家之统焉！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巨子，若儒家之硕儒。巨子为墨家之所宗，如儒者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也。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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