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极端公道与极端自由的组织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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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纲：共法与互约————共需与各产————共权与分能————共情与专智。

    一个美的社会须从二个极端的方面做起：一个是从社会全体说，当采用极端的公道，举凡法律、需要、政权与情感，都使人人受了平等的保护与分配。一个是就个人方面说，则任其极端的自由，凡契约的订定、生产的方法、办事的能力与理智的运用，皆当听各人的才能与意志安排。

    公道与自由不是相反而适相成的。凡一地方上的公道愈大则个人的自由也愈大。故凡一地方上能极端的从公道去组织，则个人的自由也愈能得到极端的自由。

    野蛮的社会百无组织，一切公共的保障全无，故个人的自由也几等于零，不必说弱者固受强者的侵剥，致其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意志情感不能发挥。即就强有力者的酋长头目说，其地位也仅能全靠一时的势力去维持与靠命运的侥幸。势力既可以变迁，而命运当然不能长靠得住，故今日可以揭竿而起取人天下的，明日则就有他人取而代之的危险。总之，要得个人的自由，不能全靠个人的自由行动，须从社会的公道组织起。

    可是，社会组织的方法有种种，有时，愈有组织的社会，愈使个人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毛病是它的组织不善，外面上似有公道的现象，底里乃是一种假公道的实状，个人的自由当然免不了为这样社会所牺牲。例如：在古时的各种宗教团体的组织，在近代的为法治国家的组织，在今日的为民主国与苏俄共产的组织，其实皆不是真正的好组织，故自古及今真正公道的社会尚未发现，无怪个人的真正自由也终不可得了。故现在我们所求的不但社会要有组织，并且要求得到一个美善的社会组织。它的组织怎样才是美善呢？就是一面使社会上有了真正的公道，别一方面又求个人有真正的自由。我今先说第一项的这样组织法，这是在达到：

    一、共法与互约

    因为在今日“法治国”之下，表面上似是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似是人人受了法律的保障，似乎强者不能欺负弱者，富人不能压制平民，在位者不能滥用其威权，在野者不受非法的侵害。其实，许多法律皆是欺骗人的器具，毫无一点的用处。

    第一，就法律的使用上说，强有力者当然不肯受法律的制裁，故法律仅为一班弱者的枷锁而已。

    第二，就法律的本身说，法治国的法律必极多，正因律例愈多，个人受法律的束缚也愈甚。在这样的国家，法律变成桎梏，人民变成机械，所谓一切思想与行为的自由也完全被法律所夺去了。故我们虽不是如无政府党的主张取消一切法律，但最少须把法律的本身与使用二层上大大改良。就其本身说，凡法律条文当从概括上入手，不必枝枝节节去着意。法律如玄学的本质一样，凡非紧要的，多一件不如少一件好。

    我意谓最好的法律当为一种“礼节化”的，它仅处于指导的地位而无压抑的强迫。譬如以“婚事”说，好的法律约略如下方的规定：“凡由男女两方情意相投而结合者就享有夫妻的权利与义务。至于怎样结合的条件全由两方同意去规定。”换句话说，今后法律仅是一种社会的指南针，专在指示人民最好的方向。至于社会实在裁制的效力，则全在各人由自己的意志所立的契约上。这样社会一方面有了公共遵守的大法若干条，而条文意义并无强迫的性质，故人人皆愿奉行，不至如昔日强者对于法律得以利用，而弱者则乐于逃避了。而别一面，则让全权于各人所立的契约，举凡两造同意所立的契约，经过一定的手续后而又不背于大法的范围者，就许得以完全发生其效力，如一方不肯履行，则就其契约所定的，应受了相当的惩罚。这样办法，公共的律条极少，故执行者不能舞文弄法，而人民也不至于受法律的束缚，得以由个人自由去立契约，这是对于法律执行一方面上的便利了。法律本身的改良与契约使用的利便同时并进，由此使人民一边皆得了法律的保护，而一边又得了随意立约的自由，这就是在公共法律之下人人得了公道的实利，同时便使个人有充分自由去运用他的责任心了。例如法律大纲上规定男女以情爱结合者即是夫妻，则凡以情爱结合者，不管他是久的，暂的，公开的，秘密的，一夫一妻的，多夫多妻的，但凡在他们互相承认为结合的期内，则就承认其为夫妻。这样一来，于情爱上，何等公道，又何等自由。它是公道的，因为凡以情爱相结合者，不管一方面的势力地位与外界的纠葛如何，对于所缔结的契约，就有履行的义务，而其对手下就有“法律”的保障，与求得相当的权利。它又是自由的，仅要两面的同意，则各种的契约可以成立，如彼此愿于二年内为试验结婚期也可，愿不为夫妻而永为情人也可，愿结婚后如一方犯了某种条件就须离婚也可，以及其他种种的规定均无不可。

    推而凡一切的法律皆当照此大纲去编定，如此，各种的法律，皆以实现社会的公道为目的，而各人所立的契约，则以发展个人的自由为依归。举凡先前法律的弊病可以免除，而契约的利益可以得到了。必要这样承认各种契约为个人自立的法律，然后才能活用法律的妙谛。又必要使公家所立的法律变为一种礼节化的，无硬性强迫的，然后才能得到法律的真义。这是我们今后努力改良法律的意见，以期达到我们第一步所希望的公道与自由的两利。

    现当说及第二步的公道与自由怎样始能得到的方法了。

    二、共需与各产

    这是经济的问题，当然为社会的一个大关键。(1)

    三、共权与分能

    狭义说，这为政治问题，广义说这是社会问题。先就政治说，我极佩服孙中山先生权与能的分别。他在《民权主义》第五和第六讲上，主张权与能分别的重要。依他的意，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权的作用应全归人民。所谓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五权，乃是能的作用，则应归诸政府。他说：“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这个区别确实重要。以政治说，“权”归人民，政府不能专制，“能”属政府，人民不可掣肘。如此，政府于受人民付托之后，在一定范围之内能够发挥其所长。其实，社会的一切组织如会社，如公司，如学校等等皆当作如是观，然后一方面才能得到权势的平均，而一方面又能得到各人能力的发展。这个理由，是“权”为公共的，是整个不能分析的，能是专属的，是分析不是整个的。权是公共的，故人人皆有相等的权力，所谓人权由于天赋，人人是主人翁，谁不能欺负谁，侵害谁。可是能乃专属的，故因智愚贤不肖的不齐，则某人仅宜做某事，不是某事去勉强某人。人人同有相等的权力，故人人平等。人人各个的才能不齐，故所任的事业各别。前的平等，才是公道。后的不齐，才是自由。前的公道，始能使一班有才能者不敢滥用威权以欺负无能者。后的自由，始能使一班有能者得于职分之内尽量发展其所长。有前的公道，然后有后的自由。能的自由，正使权的公道格外坚固，因为各人各尽所能，能，即是他们的权力了，已够使他们满足了，当然不必去滥用威权以取胜。能即是各人的权，凡各人能用他的能者，即得了他的权。由此看来，权与能虽一为公而一为私，一讲平等，一讲阶级，但彼此互相调制并不枘凿。由此更使我们坚信公道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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