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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来自关于1914年以来湖北财政情况报告的文章，《湖北财政月刊》第5卷第3、4期，第225——228页。
2.《民国21年湖北省财政报告书》，第30——31页，表格。
3.《民国22年3月至6月湖北省财政报告》，附录。
注：1.此处1914——1928年间的数据只分出了土地税和统一货物税两类，其余部分无法得到分类根据，故都不分类而列入后面的“1914——1928年未分类”的栏目中。
2.除了1932——1933年度外，没有收集到单独开列的公债的收入数字。该年度数字中，还有一笔1，631，476.15元的公债收入数字前后不一致。
3.来源1的文章中提供了1927——1928年度和1931——1932年度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数额，曾有1，000，000元到7，700，000元的误差。
表86 第Ⅰ部分（续）
续表
表86 第Ⅱ部分
1914——1933年间湖北省政府的支出（实际）
续表
表86 第Ⅱ部分（续）
续表
注：1.民事行政，包括民政、财政和省级政府行政。1914——1915年度还包括外事支出。
2.其他支出，包括债务偿还、公共卫生、地方补助、储备、公营企业支出和外汇手续费、1929——1931年度上交中央政府的支出等。
3.1927——1928年度的军费开支，除了一小部分外，可能未列入总支出。
税收负担和支持教育的负担
表87表明，湖北省平均每年向国库交税3，700万元，即人均1.386元；向省库交税1，470万元，人均0.55元；向县库交税700万元，人均0.264元。总交税负担为5，900万元，人均2.2元。国家税收中大部分间接税款来自汉口、沙市和宜昌，因而此负担不免还要由周围各省的民众分担;然而假定征税过程中“一份税收三份漏”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湖北民众的负担远比这个数目重得多。
表87 湖北省人民交税负担总额表（估算）
续表
资料来源：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税务概要》，1932年9月，第207——212页。
平均算下来，全省每人仅担负县级教育费0.05元（见表88和表90第38栏）、省级教育费0.089元和中央教育费0.025元，合计0.164元。这只是每人交给各级政府的税收总和的7.5%。
有40个县，每人担负教育费低于0.05元；有9个县，每人担负超过0.08元。应城每人担负教育费最高，达0.254元；房县最低，仅0.01元。这些估算都是以总支出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各县所做的努力及其负担。情况请见表88至表90：
表88 湖北省人均教育费负担分布表
▲实际支出；▲▲预算。
资料来源：请见表90，第36、37栏。
教育方案扩展的经费
在湖北省,特别是在破产的各县，近期是无法把现行教育方案扩展到任何可观规模的，除非国家拨款补助。然而，若恢复了和平与秩序，就须追加预算以推行这种必要的方案了。
湖北省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由于全国扩大改进方案总经费的概算，根据的是学龄儿童人数占总人口的10%和文盲占总人口的80%（参见表58）。如果撇开完全由中央资助的项目，将采用全国方案总经费概算值的6%作为湖北独立推行同类方案所需经费的近似值，就是正确的。而且，那项概算中采用的单位经费7元，与表90第36栏所示湖北省各县生均经费7.82元非常接近。那项概算采用的学龄儿童在校的平均百分比，肯定远远高于湖北省学龄儿童在校率，因为如表81第1行所示，湖北省学龄儿童入学率排名非常低。所以，那项概算的6%这个数字将会远低于实际需要。然而，在更准确的估算出来之前，本书还是采用它。
笔者对今后20年义务教育方案的费用做了估算，需要大约178,000,000元。注345
以6%为根据，湖北今后20年扩大改进方案经费总额至少需要336，120，180元，其分配如下：
1.义务教育和师资培训 239，160,000元
2.成人继续教育和扫盲 20，371，500元
3.小学教师每年薪水上调 15，900,000元
4.中等学校的扩展和改进 12，329，640元
5.社会教育的改进 48，359,040元
合计 336，120，180元
省库必须支付49,478,700元，即每年支付2,474,000元；各县库须支付144,911,000元，即每年支付7,245,500元；中央国库支付 141,731,000元，即每年支付7,086,500元。需要记住的是，这里都是按货币等值计算的。
湖北人民能持续供养得起这样一个教育方案吗?这个问题只有在和平和秩序完全恢复后才能有肯定的回答。
湖北省支持教育的能力
湖北省与其他省的比较
湖北省正常年份经济能力的排位情况，请见表89。
表89显示，湖北省人口密度在全国各省排名第九。但在最富裕同时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12个省中，湖北省在人口压力的方面，是第四小的。根据两项估算，湖北省人均耕地排名第一和第八，贸易排名第五，矿产和棉花生产排名第六和第三，省政府收入排名第七。总之，在正常年份，湖北省经济和财政活力常常排名第五或第六。所以，有理由希望湖北省在教育支持方面的排名不低于第五或第六位。
表89 湖北省正常年份经济能力排位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与说明：
Ⅰ.1.面积来自最新估算，参见China Year Book，1933，p.4；人口来自最新报道，参见《申报年鉴》，1933年，第D4页。
2.来源于张心一：《中国农田和农作物估算》，第11页，表Ⅲ。
3.更正了的数据来自刘大钧：《中国农田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经济问题》，第36页。根据张心一的统计，湖北省的数字是19，在25省中排第8。他的数据是根据（68个地区中的）37个地区报告的仅有3，300万亩的土地得出的。他推算所有地区合计为6，100万亩，这与刘的统计数据154，000，000万亩相比，就太低了。
4.来自张心一书中的表Ⅱ。
5.数字已核正了，引自上引刘大钧文，第51页。
6——16.来自Fong H.D.（方显廷），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p.31,Table Va.
17.来自《内政部公报》第5卷第10——11期，1932年3月11日。副工业产品包括牛、家禽和蚕等的产值，湖北省是106,913,152元，全国是2,239,946,968元。
Ⅱ.1.来自行政主计处：《民国二十年度（1931——1932）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之概算》，1932年，第1——3页。
2和3.Bruno Lasker, “Problem of the Pacific”,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angchou,1931,p.79 sqq,Table Ⅲ and Ⅳ.
4.China Year Book，1933,p.341,第19个财政年度（至1931年6月30日）出入支出等总报表。
当前经济危机的外来因素
本书第五章已经描述过中国的经济大危机。虽然所有的省都受到了影响，但湖北及其邻近省份，却因一些外来因素所受影响更为惨重。湖北省比大部分省份都更易受到军阀侵扰，自1912年以来由于频繁内战造成的损失创痛巨深，且自然灾害的影响几乎每年都波及广大地区。北伐胜利后，形势因两个空前的事件而愈发严重：
一是1931年发大水。68个县有48个县即全省28.7%的地方被淹没，财产损失达518，434，900元，农作物损失达84，220,000元，8，263，577人沦为难民，54，807人失去了生命。注346
二是战乱。9个县惨遭破坏，23个县受到严重波及，25个县相对影响小一点。1932年有264，551人伤亡，946，114人沦为难民，财产损失总计477,033，880元。礼山、黄安、麻城、应山、黄陂、罗田、黄冈、孝感和英山等县有6%——60%的农田被毁。注347幸运的是，这些县渐渐恢复了和平与秩序，但西北和西部的一些县情况还不甚平稳。
1933年3月，据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报告，湖北省有900万难民，这个数字在有报告的14省中，仅次于河南省，名列第二。注348
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财产损失超过1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省亟待解决的是人民吃饭、穿衣和住房的问题。除非国家财政援助，湖北省近期不太可能扩大教育机会。
由于本书收集的都是有关正常年份湖北省各县的经济资料，所以目前不适于做明确结论。
各县正常年份的教育支付能力
表90 湖北全省各县经济、财政、教育相关数据表
从表90可得出的重要观察结果如下：
1.1933年湖北增加了应山和礼山两个县，共有70个县。由于尚未获得这两个县的数据，故本书的研究无法涉及它们的情况。本省人口密度从鹤峰的每平方英里42人到云梦的每平方英里1,036人不等，全省平均为每平方英里363人。有12个县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每平方英里不足200人（见第4栏）。
2.耕地占总面积的百分比代表了经济能力，也显示了巨大差异。其差距从通城的2.41%到恩施的59.64%不等，全省平均耕地占总面积的19.96%。有13个县的耕地面积不到其总面积的10%（见第6栏）。
3.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差距从武昌的26.9%到咸丰的95%不等，43个县的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70%以上（见第7栏）。
4.据估算湖北省耕地的总价值为2，212，993,000元（见第9栏），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价值，从通城的5.83元到恩施的438.57元不等。只有36个县的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价值超过100元（见第11栏）。
5.湖北省十种作物的生产总值估计为644，881，735元。农业人口人均生产总值从通城2.25元到石首的151.76元不等，只有13个县的人均超过50元（见第14栏）。
6.表90的第15至18栏，结合土地价值和生产价值两个因素，专就68个县农业人口的经济实力排了位次。这个排位没有考虑农副业收入，因为目前无法得到各县的该项具体收入数据。农副业收入整体说来占全省正规农业生产总量的58.34%（见表89第17行）。不过，上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无法确定城市人口来自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收入和财产，因此也没有将其纳入考虑。于是，这个排名也就并非各县总人口的能力的排名。但这里，有两条理由证明这个（只限于农业人口的 ）排名为什么可以公正地说明各县支持教育的相对能力：
（1）农业人口负担了大部分教育经费（超过80%）；
（2）土地这一项占中国财富估值总量的82%。
我们发现，用上述这个程序来衡量各县对比，比现在省政府采用以面积、人口和税收来分类衡量的办法更好。因为新方法可以从中发现15栏和16栏之间、11栏（地价）和27栏（税收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统计学上看更扎实有效。
计算积矩“r”的公式如下：
在这里，X是X的平均数；Y是Y的平均数。
人均（农业人口）土地价值和人均生产价值的每百相关系数是+0.3939，这个系数正相关，因此把这两栏结合起来进行县的排位是很有意义的。如果用总人口人均来替代的话，那么系数就比更高一些的+0.59还要高。农业人口人均拥有土地价值和农业人口人均交付土地税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495，这表明，两者是负相关。因此，税收量不能用来衡量各县相对的经济实力，过去一贯以它为划分各县的根据之一是不可取的。
篇幅有限，这些相关关系运算的全过程资料都已存档，以备查询。注349
7.法律上，湖北省民众应向县政府交土地税约420万元，向省政府交280万元（见第19、20、21栏）。而实际上，土地税的征收近几年大幅度下降。从全省范围内看，县政府的税收收入64.66%来自土地税，从陨县的10.53%到建始的89.42%不等，只有四个县情况特殊。58个县中有49个县的土地税收超过50%，有33个县的土地税收超过60%以上（见第22栏）。
8.土地税是学校收入的一个来源。从整体上看，县级土地税的40.03%用在了教育上，这个百分比从恩施的13.51%到沔阳的72.92%不等，58个县中有26个县把40%以上的土地税收用于教育（见第24栏）。
9.这里试图估算一下民众的赋税负担。传统按每亩交多少税来计算赋税负担的办法，是不可靠的。因为：（1）“亩”的大小不一。根据陈翰笙等人的研究，江苏省无锡县的“亩”相当于从2.5公亩到8.5公亩不等，总共有173个不同的大小。注350（2）因肥沃程度不同，而每亩的价值差别也很大。据悉，湖北省每一居民要交约27.2分的土地税，而按农业人口算，每一农村居民就得交53.2分的税（参见第27栏）。在各县中，农业的人均土地税从宜昌的6.6分到宜都的1.74元。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一个公民要比另一个公民多交26倍多的土地税。且考虑到要交的其他赋税及个人的总体能力等相关情况时，这个不公平则更不合理了。因此，衡量土地税负担的较好方法是，根据土地价值的一定单位来计算土地税的数额。这里，就用得上米尔衡量法了注351,相应地我们则采用以每千元价值抽税数作为计算税收的办法。由于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估数出来，本书以第8栏里的土地价格作为计算根据，这样一来，得出的结果只能是大致的估计了。
10.土地税负担的变化（见第28、29栏）。土地税负担的平均数是4.32米尔，有30个县的土地税负担超过这个数字，最高达31.62米尔（罗田），最低的为0.33米尔（宜昌），彼此相差几乎100倍。这种极端的不平等，正是人们高呼农民负担的土地税超过其容忍程度的主要原因。人均0.532元的土地税显得很低，而这种不公平以及征税中“一分入库三分漏”的所谓陋规劣习，已给农民带来伤害。
如果以农民的收入指标————生产价值为根据来衡量，那么，土地税负担平均为14.76米尔，即每千元产值平均交14.76元的税。58个县中只有27个县低于这一平均值。最高的县是通城，达288.89米尔；最低的是宜昌，1.34米尔。通城是宜昌的215倍多。
11.估计68个县的税收总计为7,202，697元，平均只有18.77%用于教育，其中有14个县还低于这一平均值。本书教育应占35%——40%的建议，只有5个县实现，7个县超额实现了。
军费开支占县财政总预算的54.73%。68个县中有30个县预算的50%以上用于支付军费开支。这是一种非常状态，建议这笔费用在恢复和平和秩序后能转用于教育。
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重建中的主要实际问题
由于笔者长期脱离实际环境，而且，事实上未来切实可行的规划，必须建立在更加全面的数据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对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的重建提出明确建议。
兹列举湖北省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下：
Ⅰ.与学校财政密切相关的问题
1.经济和社会调查
a.人口普查。湖北省人口的确切数字为多少?每个地理区、年龄组、行业各有多少人?
b.财富和收入。人民的财富和收入总额是多少?这些财富和收入是怎么分配的?
c.农业、工业和贸易的情况如何?
这些问题应该由省政府统筹，教育厅应该从教育的角度使数据覆盖周全。实业部要对这类项目进行资助，并且予以充分合作。
2.除了要对学校财政调查外，还要对学校做科学的调查
a.传统的管理结构是否确保高效，是否适合实际需要?
b.教学质量如何?
c.学校系统产品的质量如何?
d.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和保护是否良好?
e.生产教育和农村教育能否有效推进?与建设部门配合方案的前景如何?
Ⅱ.学校财政的调查
1.财政独立
a.学校财政控制的最有效管理结构是怎样的?需要对湖南、江苏等省现行结构的优缺点进行研究。
b.根据税务专家们推荐的税收标准来衡量，什么税是教育收入的最佳税源?从平稳而充足的原则与能力的原则相比较的角度看，在近期，盐税与烟酒税、契约税、卷烟税、营业税、屠宰税等比较起来，何者为优?从长远看，利用地价税、所得税和遗产税作为教育税源的前景如何?
c.根据国民政府现行的合法规定，应采取什么实际措施?
2.地方自主与集中控制
a.除了财力不足外，地方缺少支持公立教育的主动性的原因是什么?
b.是以县作为教育支持的一个单位好，还是都集中到省教育厅好?
3.国家扶助和省级扶助
a.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湖北省能指望中央政府对本省的教育给与多少帮助?
b.在匪患后恢复的各县，公立教育的实际善后救济计划是怎样?
c.负担均等。测定各县支持教育的能力与负担的最正确方法是什么?如何才能在湖北省制定出一个均衡的方案?
4.税务制度的整体重建
a.据民政厅估计，经土地清册调查后，每年征收地价税的收益将为4，700万元。注352这笔税收，能否按1934年5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建议，拨出一部分用于教育，以替代不久即将废除的土地附加税和小额税?
b.即将于1935年通过的《五五宪草》，已写入所得税和遗产税应拨给教育使用，在预期其实现期间，教育工作者们应做些什么?
c.在五花八门的“杂项附加税和小额税”废除后，资助地方教育的近期计划是怎样的?
d.在这些税目被废除前，各县的各种教育税源能够如何简化?多种税源是否在保证平稳上比单一税源更好些?税率能否更简单公正?它们与征税成本和行政效率关系如何?
5.机会均等
a.由于湖北省近期无力承受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负担，那么在普及教育最终实行之前，可否制定一个计划，选择一批聪明儿童接受教育，使花的钱得到更好的回报呢?公平选拔能避免破坏民主原则的指责吗?评估手段能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b.能否继续让富人多交点学费而减免穷人的学费?怎样才能准确而公正地评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能增加省级给成绩优秀而家境贫寒的学生的奖学金吗?各县也能实行这样的计划吗?
c.农民的子女和享有城市财富的人的子女之间是如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汉口应该把一部分财富献给全省人民，这种观念能否深入人心?
6.学校地产
a.在教育厅的督导下，现在有些县正在对学校地产和其他财产进行调查，最佳管理计划是怎样的?学校能指望从这项收入来源得到多少收益呢?
b.成百万亩的荒地和林地能否转用来建立农业和林业学校?
c.湖北省的寺庙财产有多少?把其中部分或整体转用于办教育的实际计划是怎样的?
d.将宗祠部分财产转用于办教育的实际计划是怎样的?
7.湖北学校系统还可申请一些法定收入
a.湖北可望从退赔的庚款中得到多少?能否按何荫棠博士建议将其总额6%用于农村教育的相应部分退给湖北?
b.原定用于修铁路的米税公债和交通部欠湖北的过期债务————到1930年，前者的本利之和已达2,051,000元，该款曾在财政部的控制下储存以备资助湖北的公营企业。后者的本利之和到1930年达到708,000元。省政府曾将这两项基金划为对教育的捐赠款。妨碍这两项基金回归学校系统的障碍是什么?就这件事有什么实际行动计划?注353
8.宣传活动。怎样才能激发公众对改进教育支持的持续兴趣?湖北省能否划出一个像河北省定县那样的实验区注354，来向人民展示现代教育的生产率呢?
9.教师的保障。一个湖北省教育工作者的科学的薪资明细表应该是怎样的?
10.教育不能等待。能否以一些稳定的税收作担保，通过发行公债来借款办教育?农民银行和合作社能在多大程度上资助教育?
11.如何消除教育支出中的浪费?以湖北省的实际情况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节约?
与教育经费支出相关的问题繁多，时间和篇幅不允许笔者一一尽述。
上面谈的全是当前的首要问题。笔者迄今收集到的这类数据，还不足以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过去众多的纸上计划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源，有时考虑现实问题又过于理想化。这里我们建议湖北省教育厅设立一笔充足的基金，以便对教育支持和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一次科学的研究。有理由相信此事能争取到国民政府以及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并应该任命一个由教育专家和税务专家组成的班子，对上述问题进行调研。笔者相信这样一个工程项目，远期必将取得丰厚的回报。否则，含糊的建议、纸上的计划和纯粹的空喊，到头来都落得流风逝影。同样的恶性循环像甲子流年轮环无尽。富兰克林曾说过：“无劳则无获”；伟大的伯里克利曾说过：“承认贫穷并不可耻，贫穷而不去努力克服才是真正可羞的咧。”时至今日，此时此刻，正是着手行动的时候了！
图7 估算中国不同年龄段人口百分比之方法示意图
资料来源：
1.League of Nations,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Geneva,1933,Table 3,p.30.
2.Lord E.Percy,The Yearbook of Education,1933,London:Evans Brothers,p.XCVIII.
3与7.《统计月报》，第3卷第3期，1931年3月，第27页。
4.关于定县统计的详细资料，承蒙太平洋国际学会F.V.菲尔德先生提供。
5与6.《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第5页。
9与16.J1，表3。
表91 湖北省历年人口表
资料来源：a.此处是根据户籍普查核正的数据。
b.教育部采用的数据，加上了汉口的616，174人；《申报》，第D3页。
c.26，232，270人，加汉口的616，174人。内政部长的报告，《内政部公报》，第3卷第2期，1930年3月。
d.26,695,231人，包括汉口的569，444人。《民国的两年》，第413页。 （汉口的人口数可能采自两个来源的1928年不同月份的报告。）
e.几乎与“c”相同；可能是因为汉口人口的变化所致。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第一部分，第2页。
参考文献注355
Ⅰ.书目、索引
1.Alexander, Carter, Compiler.Bibliography on Educational Finance. Publica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Finance Inquiry, Volume IV.New York：Macmillan Co.，1924.
2.Alexander, Carter, and Covert, Timon, Compilers.Bibliography on School Finance, 1923——1931.The National Survey of School Finance.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3.邰爽秋等：《1909——1929年教育论文索引》（修订版），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
4.《人文月刊》期刊索引，上海：人文月刊社，第1——5卷。
Ⅱ.年鉴
1.Chicago Daily News Almanac and Year Book, 1933.Chicago：Chicago Daily News, p.276.
2.《中国年鉴》或《第一次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一期，第82——145、587——588、622页。
▲ 3.Ji Ji Year Book, 1933.Tokyo, Japan.
4.League of Nations.Armaments Year Book, 1933.Geneva.
5.Percy, Lord Eustace. The Year Book of Education.Table 59, pp.XCIX, C, Table 58，pp.XCVIII.London：Evans, 1933.
6.《申报年鉴》，1933年、1934年，上海《申报》。
7.Statesman’s Year Book, 1932. New York: Macmillan.
8.Woodhead, H.G.W., Editor.The China Year Book,for the years 1921——1922, 1923,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1930,1931, 1932 and 1933. Tientsin and later Shangha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d.
9.World Almanac, The, 1933. New York: The World Telegram.
10.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
11.舒新城：《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1926年。
Ⅲ.数据主要来源
（一）教育统计数据来源
据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博士说，迄今见于政府文献的最早学校统计，可以追溯到《元史》。《元史》卷十四记载，1286年已有学校20，166所。卷十五载，1288年全国学校有24，400所。卷十六载，到1291年为21，300所。自现代学制建立以来，政府公布的有关学校的统计资料如下（Ⅰ项除外）：
A.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B.1908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C.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D.1912——1913年度，《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E.1913——1914年度，《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F.1914——1915年度，《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G.1915——1916年度，《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H.1916——1917年度，《第五次教育统计图表报告》。
I.1922——1923年度，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统计概览》 （1922——1923年度），第16期公报，第Ⅱ卷，北京，1923年。
J.1.《1929——1930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南京：教育部，1932年4月。
J.2.《1928——1929年度全国中等教育概况》，1932年7月。
J.3.《1928——1929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1931年11月。
J.4.《1928——1929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1931年8月。
K.《1931——1932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3年7月。（1930——1931年度的其他数据未找到。）
（二）内部文件和通过通讯、问卷的回复和计算表格得到的零星数据
1.1909年以来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教育财政的论文篇数表。
2.教育行政方面的优秀著作及其偏于教育财政主题的概况表。
3.自1912年以来，导致教育发展放慢的主要政治、军事和财政事件一览表。
4.关于教育未得到充分和稳定支持的证据和原因的数据来源（参见脚注）。
5.遣送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的估算
6.关于1900年以来全国及一些城市批发物价指数的数据。
7.1931——1932财政年度20省和5特别市的教育预算和总预算的计算表。
8.“Chart Your Budget Here.” Compliments of A.J.Nystrom and Co., Chicago, Ill., U.S.A.
9.根据可资利用的数据制定的中国教师工资明细表。
10.1933——1934年度湖北省学校教育工作者每月薪资数额的频率分布。
11.1933——1934财政年度湖北省教育厅预算的百分比率分析。
12.A.62个国家教育经费和军事经费占其全国预算总额的百分比计算表。
12.B.Exchange rates issued by the U.S.Federal Reserve Board, October 10, 1933.
12.C.Exchange rates of Chinese Mexican dollars in U.S.cents.
13.根据1929——1930年度的数据显示中国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成人扫盲教育所应承担的教育任务分量的示意图。
14.陕西省教育厅对1932年12月17日问卷的回复与数据。
15.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就中央政府1928——1934年间教育预算问题所做的回复，1933年11月2日。
16.中华民国政府1933——1934年度国家预算，并与1932——1933年度相比较。
17.关于中国争取在专业领导下教育财政独立斗争的数据来源（参见脚注）。
18.自1912年以来中国债务的计算表和数据来源。
19.Cheng, Ronald.Y.S.Technical Education or Education for Industry in England and Its Lesson for China. Term paper, Summer, 1932.
20.The Cost of the U.S.Federal Government in seven charts,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Summer，1933.
21.中文版湖北通志、10府志、69县志书目，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22.湖北各县学款学田计算表。
23.清朝湖北各县岁入岁出计算表。
24.湖北省20年义务教育方案的概算。
25.相关系数运算数据表。
26.湖北全省各县生产总值计算表。
27.本书使用过的空白调查问卷。
（三）官方报告与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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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月报》第3卷第2期，1931年2月，1932年11——12月，19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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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express such a minimum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product and the time may come when this will be possible.For the present, however, the best that can be done is to express it in terms of money accompanied with such prescrip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facilities and curricula as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may find it practicable to lay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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