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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毫厘之差。

    上举“不独”一语便是“先后倒置”的一个例。

    其次又要有照应。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单就语言一面而论,如:

    沽酒 市脯不食 。(《论语·乡党》)

    大夫不得造 车马 。(《礼记·玉藻》)

    润 之以风 雨。(《易·系辞》)

    猩猩 能言,不离禽 兽。(《礼记·曲礼》)

    等例中,造字对于马,润字对于风等便都欠照应。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的呢?所以宋代陈骙称它为“病辞”(见《文则》上),俞樾也称它为“疏略”(见《古书疑义举例》二)。再如: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 曰,吾 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以及: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 ,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 ,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红楼梦》第一回)

    也是同样的可议。韩文一例,正如金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三十五)所说“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却是言之者自解也。……”所用的“解之者”三字和“吾”字自然未免同上文欠照应。至如《红楼梦》一例,甄家丫鬟不但“忙转身”便能看清雨村的又是敝巾旧服,又是面阔口方,又是剑眉星眼,又是直鼻方腮,并且在看呆了的雨村的对面也能看见雨村的“背厚”,这就更加离奇了。虽然人有活泼自由不拘小节的人,话也可以有超然脱略,富于“入不言,出不辞”的风趣的话。但这大抵在联络照应之外,行其活泼不拘,且也不宜过于突兀。至于照应、关联、统一却就是整个制作所以为整个制作的基本,阙欠了它,是要陷于支离险怪的。《三侠五义》第二十一回开头,有“忽听得寒光一缕”一语。寒光可听,或许可以插加新解,然而总之已涉险怪,不是侧重理解的文字所宜用。

    四 词 句 平 匀

    在内容方面能如上述具备明确和通顺两个条件,对于记述大体已算称职了,但还难保便是一篇平稳无议的达意语辞。要求平稳无议,大约还须在明确通顺以外或以上,另从语言方面注意以下几件事。

    第一选词造句,究竟用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文的白的,官的土的,粗的细的,生的熟的,难的易的,繁的简的,须有一个平正的标准。关于标准,普通说的有纯正、雅洁等条项,现在可采取的是平匀。因为平易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读听者便不致多分心于形式,可以把整个心意聚注在内容上面。消极的达意的选造词句,最好拿它做标准。

    宋惠洪《冷斋夜话》(一)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不知白氏究竟如何;倘真常行此事,可说崇尚平易极了。同偏爱僻涩,被欧阳修嘲为用“宵寐匪祯,札闼洪庥”等僻字撰史的宋子京,简直是南北极。但要一一依着老妪的声口来校改自己的词句,也不是人人耐烦做的事。寻常实行的,大抵不是校对任何具体的语言,而是凭据下列公用的三条件:

    第一,以地境论,是本境的;

    第二,以时代论,是现代的;

    第三,以性质论,是普通的。

    超出本境的是非读者听者的民族语言及方言。将来世界语言或有统一的一日,那时所谓本境便是全球,球语之外或许更无所谓民族语言;抑或限于乡土,像骆宾王或者我,对于自己的父母弟妹说的,自然都是些“大”“小”有语尾变化的义乌话,方言之外也竟更无亲切惯熟的语言。像这情形,球语方言便是本境的了,当然人人都欢喜用。但是现在,阔还不及世界一统,狭也不能专对故乡人说故乡话,所谓本境也者,暂时自然应以同文的区域为界。把这区域以外以内的外国语作外国语用,方言作方言用,固然有时也是必需而且有趣;但因为它不能使多数人声入心通,决不宜用作经常的工具。例如《儿女英雄传》里安老爷在上房见程师爷时: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 ;底样卧 !”(第三十七回)

    程师爷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当时除了安老爷以外,满屋里就没有第二人能够懂得就是等于“什么话,什么话”的一句谦逊话。日本仁斋汉文写的《语孟字义》里的

    俭而好施者,为诚 大德之人。(第三十三章)

    这句里头的“为诚”虽然可懂,又要能够像徂徕那样知道所谓“为诚”就是“诚为”才能通晓,这都是不用读者听者本境语言所生的障碍,要求平易,先当留意。

    单单注意地境还嫌不够,其次还当采用现代的。语言也如其他的一切,不无新陈代谢,虽然有的依旧留存在现在的语言之中,有的实已淘汰成为古语、死语、废语,或者貌似神异,早已改变了古有的意思或情趣。例如“共和”一词,虽然大众共知,但周代“共和”的意趣已不全含在如今的“共和”之中;而“则个”“恁地”等等,便连语言也已经死了废了。死废的东西,在别一方面也许另有一种价值,例如几千年前的骸骨,倘若至今尚存也就异常可贵。但若迷恋这考古学上的骸骨,以为今人不如古骨,必欲拥骸骨以凌活物,却就不免是特种的怯者。刘知几的《史通·言语》篇中说: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顾亭林在《日知录》(十九)论“文人求古之病”也说: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 ,非文有今古 ”,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所谓“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就是说古代的语言变成现代的语言,语言的不同,乃由于时代的不同,故若骇怪文变了,倒不如骇怪时变了。《镜花缘》(二十三回)中那著名的淑士国酒保和儒者拟古的可笑,并不是偶然的。以后我们采用古语废语,自当充分地审慎。采用新语、生语,也应如此。废语已经不是现代的了,生语还未成为现代的,两者都不是现代的语言。

    除了现代的和那本境的之外,还有一条应当留意的便是性质的普通。普通与否大抵同职业或团体有关系。社会上一种职业或一个团体之中往往有一些特殊的语言,如商贩的市语,江湖的切口之类,为一般社会或别一职业别一团体的成员所不明了。倘若任意使用此种局中语,也便将同局外人有了语言的隔膜。所以普通的一条也当留意。明陶奭龄著《小柴桑諵諵录》(上)中有这一节:

    元末闽人林钱为文好用奇字,然非素习,但临文检书换易,使人不能晓。稍久,人或问之,并钱亦自不识也。昔有以意作草书,写毕付侄誊录,侄不能读,指字请问,伫视良久,恚曰,何不早问?所谓热写冷不识,皆可笑。

    这所谓以意作草书者,在宋惠洪的《冷斋夜话》(九)中指明说是张丞相。又前曾经提及的《涵芬楼文谈》(五)载:

    宋人宋子京……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札闼洪庥者,谓书门大吉也。宋不觉大笑。

    这连成一片的自笑和他笑,也不是可以看作偶然而忽略过去的事(“书门大吉”,《涵芬楼文谈》原作“阖宅安吉”,今依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文章忌假借条》校改)。

    但文章的传达情思究竟以密切实际为第一要义。譬如走路,上文说的不过是平时平稳地走法;遇到非常,自然跳越飞跃也是事所可有。尤其在文学变动的时候,倾向已经变了,应得从新估定的一切之中的语言,因为倾向限制,自然也不能“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如果再凭着本境的、现代的、普通的三个条件去选,或许更难有适切的语言可以表达情思。遇着这等情形的时候,自当以自己达意为急,使人了解从缓,或另外设法:应该毅然决然地使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且把生语充分地增制。先力求被选的词汇丰富,暂将选的标准换作自由。这时的选词造句,大抵只求态度和文格的条贯,就是标题上所谓“匀”。平是经常的,匀是最后的。我们应该最后不忘经常,处处都以平易为主。

    五 安 排 稳 密

    除了上述词句的平匀,第二就应注意词句的安排,是否契合内容的需要。词句对于内容的需要,至少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

    稳不是说同世间相妥协,只是同内容相贴切。而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譬如目的,作者初执笔时,便该自审,在乎教诲,还是在乎诱导。想要辩正是非,还是想要叙述事实。此等目的不同,所有词句上的安排,也便应得随着而有变动。倘然随笔所至,意在诱导的却用了些嘲刺语,意在叙述的却用了些教诲语,或者此外有了种种同内容需要不相符合的表达,这就使人不能理解作者的态度究竟怎样,同时也不能理解写说者的本意到底何在。如此的写说,纵在别一意义上还可算是好说话好文章,然而总已埋没了写说者当时的意思,因而在当时的思想上总之是已经失败了。

    其次内容的情状更同词句的贴切有关系。往往同一的词句,在这里价值少,在那里价值多,在别一处不但全无价值而且要有牵累。《文则》曾引“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的古话,来说词句各有所宜,不便任意摘抄,所见极是。例如“抚恤”两字何尝不是平易可用;但用在《红楼梦》四十五回开头“话说凤姐正在抚恤平儿,忽见众人进来”一句里面,便觉得有些不稳,不如有正版本,刊作“安慰”。而在别处,“安慰”或又不如“抚恤”,自然各随情状而定。

    文要切合情状,颇须辨别意义仿佛的语言。那些意义仿佛可以称为类语的语言,瞥眼虽然相类,细辨也许仍有应辨的差异。或有广狭的不同,就如“溪”和“河”;或有强弱的不同,就如“失望”和“绝望”;或有公私上下的不同,就如“告示”和“告白”;或者含有主客施受的不同,例如“望”和“见”,“听”和“闻”等。甚或一切都相同,单因地域有别,时代有别,却也不能混用。如东京有巡查,杭州南京有警察,这是地的关系;四十余年前只有华众会,如今只有青莲阁,这是时的关系。

    文要切合情状,也须能够应合当时的急需。就像《红楼梦》第十九回的这一段:

    袭人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 坐褥拿了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 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 手炉掀开烘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中。然后将自己的 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

    文中连用了四个“自己的”,看去似乎烦赘,其实正该如此,才可写出作者在本段里所要竭力描写的宝袭两人的亲昵光景来。所以虽然重复,倒是极应急需,同所述的内容贴切。

    但若无如此急需而有烦赘或疏缺的词句时,这可便是稳的反面,同时又是密的反面,却当竭力戒避。例如:

    从人看此光景,必是闹出来了,一壁也就随着跟来 。(《三侠五义》第十回)

    “随着跟来”就像烦赘。又如:

    王使屈平为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 ,以为 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三十七)便说“曰字与以为意重复”。又如:

    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 之舟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

    邵博《闻见后录》(十六)便说“曾南丰读欧阳公《昼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又如:

    虽无丝竹管弦 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集序》)

    周煇《清波杂志》(五)说“《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再如《汉书·张苍传》:

    苍免相后,年 老口中 无齿,食乳。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也说“盖于此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文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就是说它太烦赘了。

    反之,如《史记·樗里子传》“……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古史》删了“樗里子”三字,作“母,韩女也,滑稽多智”。黄震《黄氏日钞》(五十一)就说“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又如《史记·甘茂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苏辙《古史》去了一个“事”字,作“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于是黄震《黄氏日钞》(同卷)又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再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晞一营大噪尽甲。……太尉……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宋子京(祁)在《新唐书》中只作“吾戴头来矣”。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四评云,“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这又就是说它太疏缺了。

    词句的是否契合内容需要,原是一件必须审察却又难以详细分析列举的事。不过我们知道,不密大抵由于用语数量的太多或太少,不稳大抵由于语言性质的不切境对机,追寻病源,并不烦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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