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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极可注意的修辞现象。

    四 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

    辞格的项目,也不是一定不易。现在已有的或许要消灭了,现在未有的也许要产生出来。就现有的例来说,如出奇的造作的回文便已经要消灭了,而藏词却是从汉代以后才产生的,如今也已消歇了一半,不过发达了一半。能知此种变动的状况,然后能够对于古来已说的敢于抛,古来未说的敢于取,也就是对于旧来用烂了的敢于避,而对于从来未见有人用过的敢于创。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在答某君《论辞格论效用》的一封公开信上曾经说过:“据我看来,辞格论的用处,约有四项:(一)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读书或讲书时容易通晓或解释作者的真意;(二)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作文时尽可在通则里回旋,不致拘拘去摹仿别人的一点一画;(三)让我们统观已有的一切格,修辞不致偏于自己偶然留心到的一面;(四)让我们周览现在已有的一切格,进而创造现在未有的多少格。”我们的憧憬,原本不是在守成,而是在创新。所以第四项,可以说是我们的理想。第二第三项就不过是写说的学习,第一项更不过是读听的学习。假如对于读听也是无用的,那就无论前人说得怎样热闹,都可以不必留意。前人有时因为方法不密,分析不精,往往见有一点细节不同,便把一样东西看成几样东西,又见到一件东西,往往就把其他没有重要关系的事项也拉拢来说。往往看去头绪极繁,而实际极其简单。就像陈骙《文则》卷上丙节条举十种譬喻的话,也不免有这种毛病。我们不要因为他们说过一大串,便连实际无用的,也大加惊叹,而他们未曾说过的,又连实际有用的也毫不注意。总之,不当注意空谈,而当注意实际;不当偏重过去,而当偏重将来;不当单看固定,而当留心进展。

    辞格的论述,无论中外,向来都很留意。因为它不但同创新有关,也可以做了解旧有的门径。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所以承一般人看重,也是为此。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上一层的扶梯,不是传统的桎梏。像现在有些人开口讲“律”,讲“成规”,把由前例归纳出来的条理误认作为律作为条规来规限我们后例,对于我们实系无益有害。

    还有人幻想定出几组运用辞格的所谓原理来,想把什么结体增义或什么正反虚实,详简单复,缓急轻重,平直曲折,整齐错综,来支配辞格,那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玄谈。同所谓起承转合说一样,都是抓住一些语辞的末梢现象,而且是不概不括的末梢现象,来对人滔滔说个不休。我们应当注意一些更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辞格的构造和功能。这等于文法以前单讲所谓反正虚实,而今要说各个品词的构造和功能一样。当然,修辞的现象比文法的现象更繁复,更飘忽无定,我们往往会有无从说起之感。但决不应避难就易,专去留心那些末梢现象。至于分类,更不过是为说明的方便,除非真有必要,是不必条分缕析乱人耳目的。辞格的大分类极难,因此也就最不一定。就是本书,也曾修改过好几次。这次是将原有分类完全废弃,改为下列四类:

    (甲类)材料上的辞格————指就客观事象而行的修辞;

    (乙类)意境上的辞格————指就主观心境而行的修辞;

    (丙类)词语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词语成素的修辞;

    (丁类)章句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结构的修辞。

    理由不过是这样分类,

    (1)能包摄一切辞格————辞格不过是修辞上几种重要的模式或代表。此类模式既因时尚而不同,也随地域而殊异。无论如何渊博的修辞学家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搜集了来,也无论如何详尽的修辞学书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罗列在一书之中。故辞格数目,可依著者见解,自行去取。但其分类必须能够包摄一切辞格,使要增设几格时,随时可以安插,不必改动类别。原来的分类,在这一点上颇有缺陷。例如要增设飞白一格,便不知归在哪一类好。自经此次改动之后便不致有此缺陷。因为此次系就语文的构造功能而行分类。语文构造无论如何不出(1)用为中介的词语;(2)集合词语所成的章句;(3)材料;(4)意境四项。故如此分类应该可以包摄一切辞格。

    (2)可表明辞格的性质————如关于词语类的修辞是随词语而变的,汉文的谐音不一定能凑巧译成日文或俄文英文的谐音,而汉文的离合却容易流为日文的离合,便是因为汉日两种语文的字音各异,而字形却有相同地方的缘故。又如关于材料类的辞法是随材料而变的,中国人可以用“裙”作女子的借代,而在日本,“裙”却只可为男子的借代(除了时式的女学生外),用新分类便有容易说明此类现象的便利。

    但实际也还有困难,如双关便是介在材料与词语中间的一种辞格,两面都可以插入。现在因为与一般单讲词语的不同,又颇有侧重材料的倾向,把它归入甲类。这自然也可以说不大自然,但这种大分类,除非你去抓那末梢现象是再也找不到一个简明切实完全无可批评的分类的。这固然不像文法那样单讲形式组织的比较容易提出妥善的分类,但文法上一涉及这种大分类时也便会发生异议,例如文法上究竟应该分为几种品词,这些品词应当如何归为虚字实字两大类,现在几乎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这就由于现象本来繁殊多变,不容易成全你做成那高级的综合的缘故,并非一定是人力不济。好在这种大分类,多半只同排列的顺序有关,我们只要还便说明又不致引起误解,便可认为满足了。至于辞格的区分,在国外是略有一定,而且颇有积重难返的形势,不像我们中国积习不深。我以为我们不妨趁这时机,根据古来的实例及现有的习惯和自然的条理,略加并合分析,使它成为比较容易了解,容易记忆,而又同国外辞格容易对照的一种区分。像本书所列,便是这样区分的一个小小的尝试。中间分合的情况只要把本书所说的辞格,同那几乎全然依据国外辞格区分法的《修辞格》所说的辞格去一比,便可知道一个大概。现将本书所说的头两格,就是譬喻和借代,同《修辞格》所说的,列一对照表于下:

    本书对于我们中国旧有的修辞说也曾运用同样的分合法。有留心国外的或旧有的修辞说的可以互相参看。

    五 适应更是形形色色

    以上所说大都关于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利用方面。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利用已经是纷歧错杂,变化多端。对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应更是形形色色。最近有人以为能够彻底分析这种适应,就可以具体地真切地看出写说者思想意识的全领域,写说者经验生活的全分野;而一个写说的性质,就可以给它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那自然未免说得太夸大。但是写说者思想意识的部分,经验生活的部分,确是可以从这种适应中间看出来的。例如“积谷防饥”,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上同养儿没有什么关系,而养儿又同防老没有什么关系,而谚语却拿“积谷防饥”来譬喻“养儿防老”(例见“譬喻”)。又如地名“柏人”为什么就会“迫人”,小菜上用了鱼为什么又就会“富贵有余”(例见“析”字),舟行为什么一定要讳“住”讳“翻”,要把同“住”音相近的“箸”说成“快”(例见“避讳”)。这些在我们都觉得没有意思,而在过去的有些写说者却往往有着一种语感,而且往往极强,以为非用或非避不可。从这些例子看来,我们便约略可以看出写说者思想意识的影子。而用之既久,却往往能够压倒原有的语言,使向来以为没有意思的也不能不跟着那样说。即如所谓“快”,便是一例。“快”字现在已经加上竹头,成为“筷”,也叫“筷儿”或“筷子”。在一般人的口头上,已经取了“箸”字而代之,成为日常的语言了,不再是修辞的现象了。但在有些人,或许还要认它是“口采”。日常语言有从头便用“口采”来做名称的,如把盛水防火的缸叫做太平缸,把陈尸待殓的房叫做太平房,把准备应急的门叫做太平门,都就是利用倒反辞做避讳来满足所谓讨口采心理的一些实例。

    在这种适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写说者地位的不同。例如一样的避讳,在触詟对赵太后的口里,就要讳言自己的死为“填沟壑”,而讳言太后的死为“山陵崩”,而在司马迁的口里,对任少卿说恐怕他不久要死,便只讳说“恐卒然不可为讳”,又可以看出立场的不同。例如一样的夸张,刘老老是用它去奉承贾府,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却用它去讽刺儒林。此外还有对人的态度不同,有时用讽喻婉说,有时用反语激劝,有时却又用析字、藏词、飞白等等开玩笑,而有时又只用感叹辞长吁短叹。还有对事的态度不同,有时是慢吞吞地说折绕话,有时却又急口地说跳脱语。倘就全部的适应来看,将见那现象的复杂也就像人事一样的纷繁。

    至于利用的材料不同,更其不必说。例如,譬喻例六用钢丝做喻,例八用铜丝做喻,这决不会发见在尚未能够把钢和铜做成丝的时代,更不会发见在未用钢未用铜的石器时代。又如,例四和例十五都用田猎做喻,这也不该发见在田猎已经消灭了的时代。此外如“春歌”里说“黄檗向春生”,“夏歌”里说“藕异心无异”,都用当时见到的事物做双关,又如吴歌里常用蚕丝,粤讴里常用蜘蛛丝,都用当地容易见到的事物做双关,这些也是随题随境的技巧,随境随题的适应。

    六 变 化 的 统 一

    能够把这些具体的适应上的形形色色给它一个极细心的注意,我们便会在方式的常有上落生灭之外知道还有适用上的繁杂纷歧。其原因是由于写说者各人的天分、气质、性格、年龄、职业、性别、经验、学问、见解、趣味等等的不同,因而对于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利用固然不能相同,对于题旨和情境的对应,更是不能一致。前人有“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话(见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倘使所谓人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意识等等一切说的,而所谓文又是指一切的写说说的,那在现在,也还很有意义。便是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不同的性质,同时又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类同的性质。倘若一个人的生活意识,前后并没有十分不同,那于语言文字的利用,于题旨情境的适应,往往大致会相仿佛。在纷歧繁杂的修辞现象之中,它便是一种统一的线索。————至少在一个作品或一场说话之中,它是一个统一的线索。故如《老残游记》的前二十回和后二十回措辞手法那样的不同,我们大抵可以相信不会是一个人做的。

    其次,各时各地的社会环境、关系、需要不同,适应也不能不随着而有不同。又各时各地的遗产的累积不同,对于可能性的利用,也不能不随着而有差别。遗产的累积越多,可能性便越大。如有乐府起来,便有受乐府影响的可能。有佛经输入,便有受佛经影响的可能。有欧洲文学输入,便有感受欧洲文学影响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否见诸实际,固然不能预定,要看当时当地的需要。但若没有这种可能,我们总不会见有需要和可能的错综结合。所以时地不同,也往往就是修辞现象歧异的一个原因,而同时又就是统一的一个线索。

    此外,如语言的成色不同,格律不同,目的不同,也往往就是这一个单体所以别于别一个单体的一个因素,而同时又就是本单体中互相统一的一个线索。如口头语有口头语的特征,文言文有文言文的习惯,叙述大体有叙述的体式,诠释也大体有诠释的类型。

    从这统一类同的一面着眼,我们便又可以在那变化无定之中,得到一种大体可以分门别类的头绪。这便是语文的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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