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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绝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45]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地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着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杀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地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体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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