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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剥落，间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无有，远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与所谓“远视炳然，转近转微”之说相合，则真足代表五世纪东方美术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同上）
景明在迁洛之后，去复法之岁，约五十年，则伊阙石窟后于武州石窟，亦约五十年。从景明元年（西五〇〇） 至正光四年（西五二三） ，其间二十四年，仅造窟三所，已费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则其工程之巨可知矣。
《水经注》漯水条下：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校本卷十三）
《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可信据。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开山以后，凿者甚众，皆在郦道元注《水经》以前，而不尽在齐、隋以后。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则当年景色，美丽可想。武州川水自西北来，先经石祇洹舍，则今石佛寺以西诸窟，必有比邱尼所居之遗迹，惜不能指其处矣。其水东转所径之处为灵岩，是灵岩者本地名。有称石窟寺为灵岩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续高僧传·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疠疾，方始开悟。帝既心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子，应依《开元释教录》作孙），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开元释教录》加入），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文成以前塔寺，既为太武所毁，则此灵岩石窟，必为文成复法以后所造，盖即昙曜白帝所造也。曰“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东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既曰通乐，又曰灵岩，则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记载缺略，至为可憾。此传成于贞观十九年，当西历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沿用其文。《贞元释教录》，成于西历八百年，而于“碑碣见存，未卒陈委”二语，亦复沿用，未识当时碑碣，果否有流传也。清初迄今，不过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诸碑，已无一可辨。盖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风雨，造像犹可，刻碑未见其能永年也。
《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元氏之先，北代云中虏也。西晋之乱，有拓拔庐，出居晋楼烦地，晋即封为代王。至庐孙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云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苻秦护军，坚败后，乃即真号。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卷四）
神瑞元年（西四一四） 当晋安帝之义熙十年，非晋孝武太元元年也（西三七六） ，其间相去，几四十年。改号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间相去，亦三十年。《大唐内典录》皆误。魏太祖天兴元年（西三九八） 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释老志》明谓文成复法以后昙曜白帝所凿，魏收北齐人，《魏书·释老志》著于北齐天保元年（西五五〇） ，去后魏之世至近，去昙曜开山之岁，亦不过百年，其言至为可据。
《大唐内典录》撰于麟德元年，当西历之六百六十四年。云“谷东石碑见在”，此碑当即释道宣撰《续高僧传》时所见之碑。碑称魏国，并言神功久而不朽，则疑非魏碑，或齐隋以后之碑也，惜乎今不可得见矣。是录与《续高僧传》，皆言石窟相连，三十余里，以今考之，实无此数，则石窟圮夷者众矣。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外人讥吾国游记，里数至不足据，此或其一端也。
《雍正朔平府志·古迹·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传自后魏拓拔氏时，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余年。规制甚宏，原寺十所：一曰同升，二曰灵光，三曰镇国，四曰护国，五曰崇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华严，九曰天宫，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石窑千孔，佛像万尊，由隋唐历宋元，楼阁层凌，树木蓊郁，俨然为一方胜概。迤东数武，有石窦喷水，清冽可饮，行道多藉焉。题曰石窟寒泉，即四景之寒泉灵境也。康熙三十五年冬，圣祖仁皇帝西征回銮幸寺，御书扁额“庄严法相”四字。（卷三）
武州石佛寺，唐以前均称石窟寺，今《山西通志》亦称石窟十寺。曰“始于神瑞，终于正光”，不知何所据。然康熙《通志》已言之，或《明志》沿《大唐内典录》神瑞元年之说及《魏书·释老志》正光四年之说而云然欤？神瑞之说，辨已见前；正光之说，乃指伊阙石窟，非武州石窟也。十寺之名，亦见康熙《通志》，未知其为魏寺乎，抑隋唐以后所建之寺乎？曰“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康熙《通志》作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雍正《通志》则曰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光绪《通志》因之。修者修其所本有，造者造其所本无，未知是造乎修乎，元载是否即元时，二十与十二孰当，无可考也。
曰“由隋唐历宋元”者，笔误也。由辽迄金，三百余年，大同朔平，终非宋有，则此中石窟，宋人何尝梦见。
“石窟寒泉”，或作石窑寒泉，窟、窑形近易混。今犹有水涌出，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
“西征回銮”者，康熙帝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回銮，由归化城入口，志称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云县，驻跸生员范澎宅，十一日幸云风石佛寺云。今御书扁额犹在。
《雍正朔平志》，载清人题咏甚多，附录如后，以当 轩之采。
胡文华《游石窟寺》
西林天竺迹，春日上方游。片石三千界，微尘四部洲。香花金粟现，钟磬白云悠。俯此群生劫，何缘彼岸舟。
孙鲁《重阳后一日过云冈次曹侍郎韵》（曹溶，秀水人，康熙初大同守道）
郊原秋色满山椒，出郭盘崖石蹬遥。峦隐旃檀藏宝相，碑残拓拔纪前朝。雕甍丹臒开金刹，月渚依微涌海潮。披拂霜华寻鹫岭，西风马首上苕荛。（此首并见《康熙山西志》卷三十二）
王仪《石佛寺》二首
巉崖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淡淡湍烟移嶂岫，泠泠倒水出溪 。碑遗古院神工罕，经晒高台夕梵同。净接青莲天地辟，石床深洞月朦胧。
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西秦风雨当轩梦，北魏烟岚半偈收。更有寒山支介石，岂无轮海泛虚舟。远鸥独立坡沙浅，分得寻常几点秋。
王度《云冈佛阁》
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亿万化身开绝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辟雷初奋，海岳重光月指迷。（指西征回銮） 我欲凌虚朝玉陛，好从灵鹫问金泥。
刘士铭《石泉灵境》（刘宛平人，雍正间朔平知府）
崒嵂崇冈远泼蓝，天容树色落寒潭。千寻翠壁云为幔，丈六金身石作龛。在昔鸾旗朝鹫岭，于今水月照瞿昙。灵湫清澈浑如镜，手把龙团望朔南。
赵允烜《云冈石佛寺》（赵闽人）
云冈遥望近莲台，胜概留人去复回。色界有堂皆法相，化身无石不如来。楣题凤篆龙飞额（指康熙御书） ，梦入金光目绝埃。剞劂料非人力就，昔年端得五丁开。
郑中选《前题和韵》
偶然登眺上楼台，苍翠层层至北回。峭壁远从天际削，御书遥自日边来。寒泉清冽多幽致，划石烟笼绝俗埃。不是神灵能效顺，化身亿万那从开。
石碣韵《石佛寺》四首
崚嶒龛峇倚云开，昙影缤纷天际来。三十二观随处是，石莲浮动现金胎。
茎草原从帝释开，妙同宝月印川来。推开慧海留生面，亿万恒沙结髻胎。
宝宫杰构五丁开，金粟飞花匝地来。何处是空何处色，须弥芥子一般胎。
心眼关头不易开，维摩悟后谒飞来。饱参玉版三乘愒，笑指摩尼五色胎。
王达善《寒泉灵境》
一脉元从石罅来，湛于秋境绿于苔。羌人不解煎茶法，下马争分涤酒杯。（以上均见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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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于《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二、三号（1919年2、3月）。据校订本校订，并加了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