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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团体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要在革命胜利以后保持一个统一的阵线，那就太困难了。”李想抬头看了看壁挂上的座钟，已近午时，肚子饿的瓜瓜叫，他走到桌子上拿了一根绝味鸭脖，狠狠的咬嚼，笑道，“革命的爆发不在别的地方而在武汉，并不是偶然的。在一九○四年以后，这里已经建立了革命团体，并且有人坚持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你们知道吗？湖北新军共约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已有五千多人，还有许多参加共进会的。当时这两个团体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它们组织了统一的指挥起义的机关，准备起义。后来这个机关遭到破坏，领导者有的被逮捕杀害，有的分散隐匿起来。但是因为多数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义的情绪非常高，所以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发动起义，创造了革命首义的胜利。”说着，将一张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武大郎炊饼卷一块牛肉，狠狠要起来。
宋教仁一口咬住问题的关键，李想沉默了一会儿，搜索百年后的那些资料，说道：“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你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目前我国翻译出版的许多外国古典著作，其实是在革命之前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学者翻译过来的。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正是革命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说实话，同盟会的叁民主义有点扯淡。我承认，那些热烈地充满反满情绪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满腔热血，慷慨悲歌，处处表现愿意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献出整个生命。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然而这些勇敢的人们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
“我也不知道……”以宋教仁才气也被李想比出的这么大一个题目难住，“我承认李大帅说得没有错，但是这都是莫须有的推测，对袁世凯的推测！”
品性纯良的黄兴这时候才知道宋教仁还有这样的心思，张着嘴巴可以吞的下一个鸡蛋。
李想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懊恼的革命前辈，早就听说黄兴为人落落大方，但初见之下，拿话语如此挤兑他这个“常败将军”，是不是过分了？
“此役失败后，广州人民把牺牲的烈士葬于黄花岗，故又称黄花岗之役。”李想叹息一声说道，“这次起义仍旧是采取老办法，招集了各省的同盟会员，组织成八百多名的敢死队，运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去，在那里设立了近四十处机关，许多人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败了，不过影响很好，它使人们感到振奋，使清朝的腐败无能的官吏大为惊慌，他们简直失去了应付革命的能力。但是同盟会本身因为起义失败而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看着那么多优秀干部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你们就不心疼？更重要的是，同盟会失去了主宰。孙中山先生虽然继续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筹款，准备起义，但并没有实际领导同盟会的工作。而同盟会的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生起病来，不久就在香港死了。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听说黄先生也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然而以宋先生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我怎么从你们所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
“克强，”宋教仁先给身旁的黄兴亲自奉酒，才给自己端一杯，说道，“同盟会一直倡议的民国是五族共和，绝不是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你说的真正民族敌人……”说着，用眼睨了一下李想，怪声怪气地说，“甲午水战被个小东洋打败，中国有多么虚弱你看不出来？你认为你上海像你在汉口那样胡闹，还能有汉口的皆大欢喜？洋人的忍耐力也是有极限的，列强也不是你说的‘纸老虎’！汉口这样侥幸的成功只是个运气。我们谁不知道列强是我们民族大敌，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去打败这个民族大敌，所以必须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甚至，去和袁世凯委屈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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