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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不屑地打量着宋教仁，冷冷道：“你是想自己当总理，所以才主张内阁制。”
李想为之色变，正要喝骂，胡汉民知机喝道：“兆铭，李帅说的对，政府管事的是临时大元帅吗？”
在孙中山整顿同盟会的倡言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宋教仁更是激进，直接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如今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
宋教仁也是在辛亥风雨中真正显露出政治才干，主要还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动。革命军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就是调和联军。南京城下后，在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他又一次到南京调停，奔走于林、徐之间。林愤然说：“革命党本非争官而来，必欲争，则请稍五分钟，余即可解决矣。”宋教仁说：“毋出此，请君让之。”林答应立即出兵渡江，准备北伐。这就是所谓“金陵夺印”。
黄兴此时来到这充满敌意的两组人间，从中调和，打圆场道：“待到南京后，与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决定。”
孙中山拍了两下手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笑道：“我的态度很明确，既要建立政府，就要选举总统，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里，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大元帅都不是国家元首。”李想闷哼道：“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代表是想虚位以待，把位置留给袁世凯，才用一个大元帅来打发你。”孙中山欣然笑道：“‘打发’一词用得妙，妙不可言。可我孙中山是那么好打发的吗？”立时引来一片掌声。
“我推举克强担任总理。”宋教仁心中暗叹，他也知道自己在同盟会内部威望不够，特别是才能太过出众，遭人嫉妒。武昌起义发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是后悔莫及，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为了保障民国的大权不落在旧官僚、旧军阀的手里，他又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宋教仁的这点私心，一般人是擦觉不到的，比如李想，孙中山和黄兴。
宋教仁报以苦笑，他怎么可能感觉到不到？
宋教仁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更多人表示反对。会议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宋教仁舌战群儒。李想倒是和宋教仁英雄同命，惺惺相惜，奈何自己就知道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水平实在有限，实在插不上嘴。
汪精卫微笑道：“鉴于目前的情况，大家商定，要推选你为临时政府大元帅……”
因此，孙中山坚持保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李想阴阳怪气的说道：“你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之后，孙中山又同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密商组织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
孙中山听了之后却摇了摇头，无比郑重地表示道：“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
孙中山看他们争论的好无结果，用力咳嗽一声，全场霎时静了下来。他才悠然起立，慢条斯理道：“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之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但他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所有人几乎下意识的反对他，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太耀眼了。辛亥这场席卷天下的风雨最耀眼的就是两个人：武就是李想，文就是宋教仁！
“我建议向法国一样建立总理内阁制。”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专门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对欧美的“议会政治”极为欣赏。这也牵扯到他同意南北议和，让大总统位与袁世凯的问题。他是个主张革命党走政党政治的道路积极分子，他认为即使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他只要积极发展同盟会势力，取得内阁议会的多数席位，组织政党内阁，自然可以将大总统架空。故他认为革命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至于内阁总理的人选，宋教仁自然保留一点私心。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以“保持革命精神”，但却未能使多数这个会议之外的同盟会员接受他暂不改组，以求他党“发达”的意图。
众人都想不到黄兴公然说出这样的话，都呆了起来，一时全场静至落针可闻。
李想朝宋教仁使了个眼色，他才不再坚持。
沉默许久的黄兴也有自己意见发表：“我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不如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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