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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此例已有百羊，“故卯三百”下所缺一字当系牛。百羊与三百牛相合，则为四百。）
由上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牲畜最盛的时代决难办到。用三百牛的纪录，后来的文献中曾见一例：
“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汉书·郊祀志》上，又见《史记·秦本纪》）
但这已要算是很少见的一例了，而在卜辞中则不仅一次。故即由此祭牲一项破天荒的滥用，已可断定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
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旧史料中所得到的一些史料，可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证明。但这里有一个疑团，在本章的开端即已曾提及的，便是在这样蕃盛的牧畜时代，为什么专为刍牧贞卜的纪录却很少见？
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
第一，卜辞中卜年卜风雨的纪录很多。卜风雨者多至不可胜举，其卜年者有言明是“卜受黍年”，当然是属于农业种植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单言卜年者，如：
“贞于王亥求年。”（“后”上一，一）
“壬申贞求年于夒。”（“后”上二二，四）
“贞求年于岳。”（“前”一，五〇，一）
“癸丑卜 贞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后”上二七，六）
“壬申贞求年于河。”（“后”上二二，三）
像这些纪录，我想，和牧畜一定大有关系，刍牧也应该求年。《诗·小雅·无羊篇》专咏牧人生活，但末章便有“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的话。
风雨和牧畜也大有关系，那是可无须乎叙述了。
第二，当时牧畜已有用奴隶担任的痕迹。例如《藏龟之余》第二页有下列一片（“戬”三三，一四同）：
（一）“戊戌卜大占奴。”
（二）“癸巳卜令牧坐。”
“坐”字原文象二人相向而坐，张口而言，应即坐讼、坐狱之“坐”。二事相隔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条言“牧”，一条言“奴”，二者应系同样的性质。牧在春秋成为最下等的奴隶，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七年，楚无宇语。）在殷代虽不必如此过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
牧畜用奴隶经营，则支配者少为牧畜贞卜的理由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以上二说，我觉得均可适用。结论是：殷代毫无疑问是牧畜最蕃盛的时期。
第三节 农业
牧畜愈见蕃盛，则牧畜的刍料必然成为问题；这是使农业出现的主要的契机。大抵在牧畜最初发明的时候，牧畜的刍料只仰给于自然生的野草，所以当时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发展多是随着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的野草会到了不能敷给的时候，而屡屡迁徙亦不胜其烦，当时的牧人必渐渐有刍秣的种植。所以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牧狩猎的田。这在卜辞中很可得到不少的证据。
“土方牧我田十人。”（“菁华”六）
“ 方亦牧我西鄙田。”（同上一）
“ 方出牧我示棘田七，人，五月。”（同上）
田中栽的是刍秣，丰草蓬蓬因而可以诱致不少的禽兽，这样便最宜于狩猎。刍秣蹂躏了原是不关紧要的，故即于田中行猎，因而行猎的乐事也就称为田。卜辞中言“田于某地”之例多至不可胜数，前面已举一二例，兹再举二三事以示例：
“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灾， 御。获鹿十一。”（“前”二，二六，七）
“戊申卜贞王田鸡（地名），往来亡灾。王 ，曰吉， 御，获狐二。”（“前”二，三六，七）
“壬申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 ，曰吉。获狐十三。”（“前”二，四二，三）
像这些都可以表明田字的古义，就是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
刍 的种植既已发明。由天然的果实本有可以充饥的经验或其他偶尔的机会，必然地会发现以人为对象的禾黍。于是而真正的农业便逐渐出现。
以上是农业出现的应有的经过。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 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囿，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植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米，有麦。和耕稼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酒鬯多用于祭祀，祭鬯之数有多至一百卣之例。（鬯据后来的字义就是酒的一种，卜辞每言鬯若干卣，揆其形象大约是一种糯米酒的光景。字中的小点便是表明酿中的酒糟。）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见重视，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前”三，三〇，三）
“乙未卜贞黍在龙囿， 受有年，二月。”（“前”四，五三，四）
“己酉卜贞年有正。”（“前”四，四〇，一）
“戊戌贞我黍年。”（同上二）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三）
“贞今其雨不隹穑。”（“后”下七，二）
大抵当时的禾稼还发明未久，故颇为支配者所尊重，就如周礼天子须亲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样，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和“省田”的纪录：
“观黍。”（“前”四，三九，四）
“丙辰卜永贞乎（呼）省田。”（“前”五，二六，一）
像这样很简单的纪录本来寻不出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支配者还很亲近，这是明白地可以看出的。
农业尚未十分发达，此外还有一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磬即是犁头）。此事于实物之外在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例如“农”字所从之“辰”，即是。盖辰乃耕器（说详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篇》“辰”字下）。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者为 或 ，“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 即“石”字，卜辞“磬”字作 从此作，象形， 即磬形也。（王国维有此说，见《戬释》十八页。）磬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
以石为耕器之事乃世界各原始民族所共有，近年于河北北部已有石犁出土，其见于文献者：
（一）“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本草纲目》卷一〇，《砭石》）
（二）“（流求国）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刃，长尽余，阔数寸。”（《北史·流求传》）
余疑古代王公侯伯所执的圭璧或即耕器的转变。周代耕器称钱，而泉布则多作耕器形。揆其意殆以农为衣食货利之源，故货币即效其形。及秦废泉而行钱，钱字便由耕器之名完全转变而为货币之名。我想“圭”字亦当同样。古者天子亲耕，在表示重农之意上，所执信符亦必仿效耕具；特石器早废，“圭”字便和“钱”字一样完全失掉了它的本义。
在以石为耕器的殷代的农业当然还不甚发达。这由上节渔猎一项所导引出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可以得到一个旁证。便是当时的野兽还很多，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垦辟的荒土。
第四节 工艺
工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社会的基础的基础。因为它是生产能力的测量器，一切物质的生产力量是它的函数。
商代的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单从卜辞中许多宫室器用的文字已可以得到一个证明。我们在便宜上权且分为四项，把那重要的器物表示在下边吧。
（一）食器 鼎、尊、簋、卣、盘、 、壶、爵。
（二）土木 宫、室、宅、家、牢、 、舟、车。
（三）纺织 丝、帛、衣、裘、巾、幕、 、旒。
（四）武器 弓、矢、弹、 、戈、钺、函、 。
就这些文字上面已很可看出当时手工技术的盛况。特别是食器一项，那已经超过了粗制的土器和石器的时代，而进展到青铜器的时代了。商代所遗留下来的彝器便是这种青铜制的食器。《殷文存》中所收集的彝器的铭文在七百种以上，这个数目当然不可尽信。因为其中有些是周器的滥入，也有是器盖不分，一器析而为两器的，但大体足以征见当时的青铜器已很发达。今将其器类与件数表列如下：
（一）爵……二三六 （二）卣……一三二 （三）鼎……八一
（四）尊……六九 （五）彝……四九 （六）觯……四七
（七）簋……三三 （八）觚……二八 （九）盉……一七
（十）角……一五 （十一）斝…一〇 （十二） ……八
（十三） ……七 （十四）壶……五 （十五）鬲……五
（十六）罍……四 （十七） ……三 （十八）盘……三
（十九）觥……二 （二十）豆……一
这些器皿只要有一个即足以证明殷代当时已有青铜器，更何况有这许多的个数呢？商代的彝器其形式、镂刻、文字，均极精巧，因而近世学者，特别是欧美人，很怀疑于它的历史性，很多想把它们断成周代或更后期的作品，但自有卜辞出土以后，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解决了。
一方面青铜器虽已发达，而另一方面则石器、骨器尚盛见使用，《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各种石骨器即其铁证。而且尤可注意者则殷虚中无铁器出现。
由此种种证据，可断然作一结论，便是殷虚时代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Eneolithic Age）。
第五节 贸易
贸易的发生应在渔猎社会向牧畜社会转换的时期。牧畜发明之后，生产与需要的状态发生出差异，由是渔猎民族与牧畜民族间发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为以互相满足。这种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然是物对物的交易，后来便渐渐生出等价物的货币来。
这种学理上的推论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得着了实物的证明。中国的货币字样多从贝，这显然是由渔猎民族提供出来的东西，而物品字样则从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项所分析已经是牧畜最盛时代，而且农业种植已逐渐在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当然早有商行为的存在。此事由贝之存在即可得其证明。
贝字于卜辞屡见，如曰：
“戌申卜 贞大有其囚贝。”（“前”五，一〇，四）
“贞土方 贝。”（同上二）
贝好像都是由敌人得来。此外从贝之字如“宝”、如“ ”、如“贮”、如“得”（卜辞从贝），均由贝义所孳乳。由贝所制之器物有朋。朋乃古人的颈饰，字于骨文、金文均作“ ”或“ ”，而骨文更作“ ”、“ ”，即肖颈饰之形。（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朋篇》。）
古金中每多锡贝朋之事，其疑是殷彝者（至迟当在周初）有如下诸例：
（一）“侯锡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殷文存》上七，五）
（二）“丁卯王令宜子会西方于省，惟反，王赏戍 贝一朋，用作父乙鼎。”（《戍 鼎》）（同上八，三————《愙斋》六，五，又一二，二簋，铭同，云是“李山农藏器”。）
（三）“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尊彝。”（《阳亥彝》）（《愙斋》一二，八）
（四）“庚申王在东间，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宰椃角》）（《殷文存》下二三，六）
（五）“癸巳王锡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邑斝》）（《陶斋吉金录》五，三二）
锡贝之数以十朋为最多，十朋以上者未见。入周以后则锡朋之数每每二十（《效卣》、《匽侯鼎》），三十（《剌鼎》、《吕鼎》），五十（《效卣》）。卜辞已著录者已近万片，而锡朋之纪录则仅一见：
“庚戌 贞锡多女有贝朋。”（“后”下八，五）
（单言朋当即一朋之义。）
由上可知贝朋在初为物尚少，仅用以作颈饰，入后始化为一般之货币单位。其事当在殷、周之间。
贝之实物于殷虚中已有发现，《古器物图录》中有真贝一，石贝一，罗氏附有试说一段极重要，今钞录之如次：
前人古泉谱录有所谓蚁鼻钱者，予尝定为铜制之贝，然苦无证。往岁又于磁州得铜制之贝无文字，则确为贝形。已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贝，染以绿色或褐色，状与真贝不异，而有两穿或一穿，以便贯系。最后又得真贝，摩平其背，与骨制贝状毕肖。此所图之贝均出殷虚，一为真贝，与常贝形颇异；一为人造之贝，以珧制，状与骨贝同而穿形略殊。盖骨贝之穿在中间，此在两端也。合观先后所得，始知初盖用天生之贝，嗣以其贝难得，故以珧制之。又后则以骨，又后铸以铜。世所谓蚁鼻钱者又铜贝中之尤晚者也。蚁鼻钱间有有文字者，验其书体乃晚周时物，则传世之骨贝殆在商、周之间矣。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文字，为谈中国古代社会史若经济史者所不可不知。大抵贝朋用为通行货币之事即起源于殷人，其贝形由图录及我所见之实物（日本东京博物馆有真贝、石贝、铜贝诸事陈列）观察，实为海贝，即学名所称为货贝（Cypraea moneta）者，此决非黄河流域中部所能产。虽其初必有用为颈饰之一阶段，然其来源则必出于滨海民族之交易或抢劫。
故此可作一结论：便是中国古代的贸易行为必始于商人。
第六节 结论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
（二）产业状况已经超过了渔猎时期，而进展到牧畜的最盛时期。
（三）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
（四）在产业界的一隅已经有商行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四项再总结一句，便是商代的产业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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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狐”字原作“ ”，罗振玉释为“狼”，案，宜释为“狐”，“亡”字古多读为“无”。
〔补注2〕 此五例中，如“在渔”或“在圃渔”，依卜辞文例，凡“在”字下多系地名，故“渔”与“圃渔”亦当为地名。“圃渔”以音求之，当即彭衙。故此五例中，有四例又当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