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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戚出矢言。……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上》）
（二）“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中》）
（三）“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盘庚下》）
看这民众者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这个现象刚好可用《周礼》的外朝之政来证明。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周礼·秋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同上）
《周礼》大约是纂成于晚周的文献，在晚周犹有遗存的评议会制，在殷代当然存在，惟惜卜辞过简，实不能寻出积极的证明。
族的联带行动于卜辞中每有整族出征之事。例如：
（一）“（上缺）迟挈王族从 页古王事。”（“前”七，三八，二）
（二）“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古王事。”（此片由一片折而为二，“前”五，七，七及“前”六，五一，七）
（三）“贞令多子族从犬暨 页古王事。”（“前”六，五一，七）
（四）“癸未令斿族寇周，古王事。”（“前”四，三二，一） 〔补注2〕
于卜辞之外，则殷人为周所灭之后，整氏整族沦化为奴隶，《左氏》定四年传有下列一项文献：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肃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
大抵殷人乃为一大同盟，其中不仅一族。由上项文献已知有十三族存在，此外如《史记·殷本纪》：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补注3〕
司马贞《索隐》以为北殷氏“《世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萧氏，黎氏。然北殷氏盖秦宁公所伐 王，汤之后也”。
《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索隐》云：“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
由《史记》与《世本》合又可得十氏。萧氏与分锡于鲁者同，黎氏当即饥氏，《商书》“西伯戡黎”，《史记》作“饥”，当即此氏。合计可得二十一氏：
条 徐 萧 索 长勺 尾勺 陶 施 繁 樊 饥（黎）
终葵 殷 来 宋 空桐 稚 北殷（髦亳） 目夷时
卜辞所谓“多子族”大约即包含各种子姓之族而言。族名每多与地名相合，卜辞中地名甚多，然与此二十一氏相合者少见。殷或即是“衣”，王国维谓“殷本 声，读与衣同，故《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吕氏春秋·慎大览》‘亲 如夏’，高注 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皆曰衣。”宋当为“商”之转。卜辞中有“商”有“衣”而无“殷”字。徐疑即徐夷，金文作 。卜辞中有地名曰“余”者或即其初地。
要之，殷人之社会尚为氏族组织。有事则整族出征，国亡则整族化为奴隶。
然而此种社会在卜辞中已有崩溃之征迹，今请分述如下。
第二节 氏族社会的崩溃
一 私有财产的发生
氏族社会的根本精神是氏族联带的公产制，这在中国的古代学者早就明了了的。《礼运篇》上有几句孔子所说的话————《礼记》本来是汉儒的纂集，说话者究竟是否孔子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本文的眼目不重在言说的人，是重在言说的本身。所以这下面的几句话即使是汉儒的言论也很值得征引。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几句话中有一二点是后人的臆说，如“矜寡孤独”是后来的现象，“男有分，女有归”也应该掉转来说，因为当时是女子承家，男子出嫁。但除掉这一二点的臆说外，大体上道破了原始公社社会的秘密。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现象，其实也就是亲多子多的彭那鲁亚的家族。
在这种社会里面一切都有联带性，一个社会直截了当地说时便如现在的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小规模的大同社会，这儿不容许有个人积攒私房的现象。但如普通的家庭在产业渐渐发展的途中，便有积攒私房的现象发生；终至于公开的容许私有（分爨），原始氏族社会也就因产业发达的结果，终不能不容许财产的私有了。
殷代，大约就在它的末年，已经有私有财产的成立，如本论第一章中论商行为的一项所举出的各项锡贝的记事，便是这项重大事变的证明。那时的王侯虽然以极少数的货贝宝物赐予其臣下，但那证明族的公有物俨然成为了王的私有，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然的权利。王的这种赏赐权不消说本是社会的反映，可知当时的社会已渐渐的在脱出氏族制的藩篱。
锡朋的纪录在卜辞中仅一见。
“庚戌 贞锡多女有贝朋。”（“后”下八，五）
朋上不冠以数目当系一朋，卜辞之已著录者就余所见已将及万片，而锡贝之事仅此一见。可见品物私有之权虽已出现而为时未久。
又卜辞中无攘盗窃夺等类之文字，然无几何时《商书》之《微子篇》便有下列数语：
“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末句《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此文可信与否尚属疑问，惟“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补注4〕 ，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论》中已早有揭发。惟王氏于社会学惜未有涉历，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遂盛称“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此亦时代限人无可隐讳之一实例。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如水然，水由摄氏零度至九十九度为渐变，其变化之迹不甚显著，至百度则突变而为沸腾。
二 阶级制度的萌芽
个人间攘夺的行为在卜辞中虽不可见，而族与族间的攘夺行为则异常剧烈。卜辞中为征伐贞卜的事项极多，罗氏所考释者已有六十余条，王氏《戬释》亦有二十余条，此外残缺不全及散见于诸家著录者尚不止此数。
从这多数的征伐事项中，可以抽绎出下列的几项知见：
（一）殷民族的敌人
殷民族的根据地在现在河南的黄河流域一带，其四围的敌人有土方、 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马方、羊方、苴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盂方、下勺、粪方等族。就中土方与 方二者与殷人所发生之关系最多，战争也是频繁、最剧烈；均远在殷之西北部，当即 狁之二族。（详《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篇》附《土方考》。）
（二）参加战争之人数
人数至多有上五千者，其次为三千，其余多不言人数。 〔补注5〕
（1）“丁酉卜 贞今者王 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三月。（“后”上三一，五）
（2）“丁酉卜 贞今者，王 人五千 方。”（“后”下一，三）
（3）“贞今者，王伐敔方（登）人五千乎（战）。”（“前”七，一五，四）
（4）“庚子卜宾贞勿登人三千乎 方，弗受有祐。”（“前”七，二，三）
（5）“（上缺）人三千乎伐 方，受 。”（“后”上一七，一）
（6）“（上缺）登人三千乎战。”（“前”六，三八，四）
（7）“丁酉卜 贞勿登人四千（下缺）。”（“铁”二五八，一）
五千三千为数似甚微末，然卜辞杀人有一次至二千以上者：
“八日辛亥，允 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后”下最末一片）
此所伐者当系俘虏。俘虏一次可杀至二千六百以上，则战征之剧烈殊可想见，参加战争之人数也当不止三千五千。《史记·周本纪》载牧野之战“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此虽不免夸张，然亦有说。盖当时乃整族之行动，犹言动员全殷人以与武王为敌。诗《大雅·大明》言“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此亦言其多。古人之原始林与后人对于林字之观感，当尤有不同。
（三）俘虏的用途
俘虏于杀戮之外卜辞中多有用为牺牲之纪录。今略举二事以示例：
“甲寅卜贞三，卜用血，三羊，册，伐廿，鬯卅，牢卅， 三， 于妣庚。（“前”八，一二，六）
“癸未卜御妣庚，伐廿，鬯卅，卅牢，“ ”三，三 。”（“前”四，八，二）
此所谓“ 二”“ 三”之“ ”字（在原文为以手捕人之形）与古“孚”字同意（古金中“俘”字均作“孚”，从爪子），“服”字从此。此与牢鬯之数同列，自为人牲无疑 〔补注6〕 。
然除杀戮用牲之外，卜辞已有奚奴臣仆等字。奚奴之从俘虏而来于字形已显著，今将 俘奚奴四字之字形揭示如下，一目即可了然。
（四）奴隶的用途
奴仆臣妾等字既已存在，可见当时确已有阶级存在。其奴隶的用途亦约略可以考见。
其一，用作服御
此于仆字之字形表现得最为分明。骨文“仆”字作 象人形，头上负辛，辛者，天也，黥也。黥形不能表示，故以施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剞劂（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之辛字下）。人形，头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为粪除之物（箕中盛尘垢形），可知仆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贱役。
其二，用于牧畜耕作
用于牲畜者本论第一章中曾举“戊戌卜大占奴，癸巳卜令牧坐”一事。牧与奴同列于一片，则当如《左传》“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之牧。
用于耕作者由下列一事可以推察。
“贞叀小臣令众黍。一月。”（“前”四，三〇，二）
小臣即是奴隶，此为小臣所命令之“众”亦为奴隶无疑。
其三，常备军警
当时似已有常备军警之设置。如屡见之“ ”字（或从女）即后之“竖”字，似为国境上四方之戍卒。如曰“有来 自西”，“有来 自北”（见“菁华”）。又“三日丙申允有来 自东”（“前”七，四〇，二），“贞其自南有 ”（“铁”一一五，三），“贞云来 自南？”（“戬”三五，一二）是东西南北皆有 ，而来报者则为疆理杀伐之事。“ ”即“竖”字，由后义以推之，则殷人已用奴隶为戍卒 〔补注7〕 。
又有“臣”字。臣亦奴隶之古称。《左氏》僖十七年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卜辞言臣者有下举诸例：
“乎多臣伐 方。”（“前”六，三一，三）
“贞乎多臣〔伐〕 。”（“戬”一二，一一）
“贞勿乎多臣伐 方，弗〔受有右〕。”（“林”二，二七，七）
此以“多臣”从事战争，亦用奴隶为军警之一例。
用奴隶为军警事，希腊、罗马的古代均有之，今人亦犹是，如英国人用印度人为巡捕，法国人之用安南人为巡捕。中国俗谚有“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之语，或即此古代风俗之遗意。
（五）奴隶的私有
在氏族社会之末期亦不能无奴隶，然其奴隶与他种生产品物相同，必为族所公有。待他种生产品物已可成为私有，则奴隶亦可成私有。奴隶私有乃周代经常之制度，周彝中锡人民臣仆之例至多，惟于殷彝中则少见。前举《阳亥簋》有“休（锡）臣三家”语，惟此是否殷器，不敢断言《 鼎》有“公锡仆”语，大约因其中有“作文父日乙宝尊彝”语之故，罗氏收入《殷文存》，然其铭首为“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初吉乃周制（王国维说，见《生霸死霸考》），则此器当是周初之制作。
卜辞亦无锡臣仆之纪录。上举“贞锡多女有贝朋”一例，“多女”不识为受锡之人，抑所锡之物，如“多女”与“贝朋”为同例，则以人为锡之事便仅此一见。
此外有如下列二语：
“子渔有从。”（“前”五，四四，三）
“贞子渔亡其从。”（“后”上二七，二）
子渔系人名，已见前。此二从字不知是否即为奴隶，如此作仆从解，则殷代当时奴隶已可私有。然辞语太简，实不敢断定 〔补注8〕 。
要之奴隶即使已有私有之事，在殷代中可说仅见其萌芽，如周人经常之奴隶制当时可能还未确立。故殷代当将亡国之时，《商书·微子篇》中有云“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这是怕国亡之后会惨遭屠戮，欲求为奴隶而不可得。这种观念和宗周以来的诗人便大不相同。《小雅·正月篇》曰“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同一是怕亡国之语，而此则直接怕当奴隶。这正表明着时代的不同。
本章的结语
由上各项的分析考核，可知殷代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氏族制度尚饶有残余，而另一方面则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
此事如与周代作比较研究，则更明了而显著。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亦有见于此，其总纲曰：“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其说大抵近是。然此乃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自不能不有新兴之制度逐渐出现。于理非一人一时之所能为，于事亦实非一人一时之所能就。即如周公本人在初犹实践兄终弟及之制，于武王没后，自践图籍而为天子。继因管、蔡反对，以至兄弟交争而以兵戎相见，殷之武庚乃乘机而起叛乱。管、蔡乃传子传嫡制之前驱，武庚乃奴隶叛乱的首出者，周公乃一乘时得势之时代儿而已。周公在位七年之间，与成王成为对立，与召公、君奭亦不相容，读《周书·金滕》、《君奭》诸篇，当时时事了如指掌。
同姓不婚之制亦非始于周初。《周礼》有仲春通淫之习，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犹是杂交时代之孑遗，女子欲求贞节者公家犹须加以禁止。此习于春秋时代犹有残存，如《 风》之《桑中》，一人而御孟姜、孟弋、孟庸三女，《郑风》之《溱洧》，男女殷盈，相谑而乐，所歌咏者均即此事。《墨子·明鬼篇》言：“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 风》之《桑中》即此），楚之有云梦（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即叙此事）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亦即此野合之遗习（详《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篇》）。故“观社”在《春秋》为非礼（庄二十三年“三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而荀 辞（《左氏》襄十年传）。
野合之习犹有孑遗，则男女有同姓者自在意中。《左氏》昭元年传，子产对叔向评晋侯之疾，曰：“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一国之君侯且犹是，其他一般之风习更不言可知。此同姓不婚之制决不始于周初之铁证。
古人之庙亦大有秘密。庙实即古人于神前结婚之所。庙后有寝以备男女之燕私。《诗》之《斯干》、《楚茨》等篇所咏者均是此事。《月令·仲春之月》有下列二节：
（一）“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二）“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此与仲春通淫之事恰相印证。所谓“祠高 ”，与驰祖、观社等实系同类事，此时即天子后妃亦须参加。所谓“农事”也就是男女间的大事。后人狃于后世之文明习俗而每欲为古人讳，然古人固自以为国家之大礼大典，不惟丝毫无所隐讳，如无故而不奉令者反有处分。这可见社会进化之一斑了。
要之殷、周礼制固大有不同，然礼制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所成则殊可断论。大抵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酝酿于成周一代而集成于周末之儒家。
［附白一］
本文原拟分为三章，第三章论当时之精神文化。此命题内所有事当为文字、艺术、宗教、历数等，但文字一项商氏《类编》之作即此整个之工作。大抵当时文字尚未脱原始畛域。（一）象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二）每字之结构无定制。（三）字多合书，如人名、地名、月份、数字等。（四）亦有析书之例，如“宾”字、“犁”字等。由此可得之结论则殷代文字尚在创造之途中，此与生活状态及社会情形，恰相适合。
艺术十分幼稚，亦因卜辞过于单简，无多可论。其见于卜辞者有舞、有伐，皆用诸祭祀；乐器则有鼓、有磬、有龠、有小笙之和、有大箫之言（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篇》），亦均用于祭祀。
宗教颇有可观，因卜辞本身即宗教之资料。凡言原始宗教或宗教之起源者不可不读卜辞。大抵宗教实起源于生殖崇拜，其事于骨文中大有启示。如祖先崇拜之祖妣字，实即牡牝器之象征。（骨文“祖”字作“且”，“妣”字作“匕”。）一切神 均称“示”，“示”字作“ ”或“ ”，实即生殖器之倒悬。又如上帝之帝本象花蒂之形，其意亦重在生殖。凡此等详细论证可于《甲骨文字研究》中《释祖妣篇》以求之。惟于此有略当申论者，则原人眼中之宇宙实为一神秘不可思议之宇宙，俨若万事万物均为神 ，观其每事必卜，而每卜必仰之于龟甲兽骨，即可得其仿佛。然卜辞中之社会已有阶级产生，故卜辞中之神 亦已有“上帝”出现。卜辞言帝之事虽有而罕见，帝之性质无可多言，惟据《山海经》则帝即帝俊，即殷人之祖先帝喾，则上帝自为人格神无疑。且上帝崇拜必即祖先崇拜之延长，之必即生殖崇拜之扩大。
历数则于《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释支干》二篇言之甚详。惟有一可注意之事，则卜辞中极普遍之十二辰文字与古代巴比仑十二宫之星象颇相暗合。此事过于进展，与当时之社会不相应，足证其为外来。得此于数千年成为悬案之十二辰始获得其究竟之说明，中西文化于上古即已有交流之事于文献上亦获得其佐证。
［附白二］
本文自去岁九十月间起稿迄今刚及一年，中间牵于人事，屡作屡辍，稿成全部更易者亦四五次，故文气每多不贯之处，又因印刷上之关系，凡原文原字均不便过于征引，读者如有不明之处，可于篇后所列举之参考书以求之。拙著之《甲骨文字研究》与此自是辅车唇齿。
1929年9月20日脱稿
本篇所引用各种研究材料之略符：
（一）铁……《铁云藏龟》不分卷
（二）前……《殷虚书契前编》八卷
（三）后……《殷虚书契后编》上下二卷
（四）菁……《殷虚书契菁华》一卷
（五）戬……《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
（六）余……《铁云藏龟之余》一卷
（七）遗……《铁云藏龟拾遗》一卷
（八）林……林泰辅编《龟甲兽骨文字》二卷
（九）明……明义士编《殷虚卜辞》一册
本篇重要之参考书籍：
（一）《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三卷
（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一卷
（三）《海宁王忠悫公（国维）遗书全集》
（四）《殷虚文字类编》十四卷
（五）《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说》一卷
（六）《殷文存》上下二卷（罗振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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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世本》，因避李世民（唐太宗）之讳，均改称《系本》，今复旧。
〔补注2〕 此数例中的“古王事”，“古”字当是动词。《诗经》中屡言“王事靡监”，即此“古”字义，殆同假为“固”。“挈”字“寇”字均不确。“挈”当释为“以”，“寇”当释为“聘”。
〔补注3〕 目夷氏较晚，乃春秋时宋公子目夷之后。其后音变为墨胎氏，墨翟盖出于此。
〔补注4〕 王氏此说实言之过甚。殷末与西周并看不出有若何剧变。例如青铜器便完全无法辨别。王氏因以东周之礼制与卜辞相比，故觉其相异耳。实则“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孔仲尼在两千多年前的判断，仍较可靠。
〔补注5〕 有多至一万或三万者。《库方甲骨》三一〇片“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苟”。又《殷契粹编》一一七一片“癸卯卜，□获□□其三万”，所获如有三万，则出师之数当亦不相上下。
〔补注6〕 《殷契粹编》七二〇片“戊辰卜有 ，妣己一女，妣庚一女”，足证 乃女俘，所谓奚也。“伐廿”云云，所伐当是男俘。此二例所记者为妣庚，亦是女性，故于男牲之外，复以女奚为牲。
〔补注7〕 释“ ”为“竖”，乃罗振玉说。今案此释不确， 乃古文“鼓”字，鼓旁有人守之，当是“ ”字，假为凶咎之咎。说详《卜辞通纂》考释八七————八八页。
〔补注8〕 近据安阳小屯地下发掘情况，大型之墓（可能是殷之王陵）有大量人殉之外，亦有简陋的小型墓葬有人殉者，甚至以小儿为殉，可见殷代确已有私人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