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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像《诗经》的“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或“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韩诗外传》及《孟子》虽然作为古代有井田的证据，但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此外如《春秋》三传、《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
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理由可以不用缕述，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在周代彝铭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纪录，我们在这里面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
“锡汝田于埜，锡汝田于渒，锡汝井家（邢家） 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锡汝田于 ，锡汝田于匽，锡汝田于 原，锡汝田于寒山，锡汝史小臣霝龠鼓钟，锡汝井 人耤，锡汝井人奔于 。”（《克鼎》）
土田与臣仆、人民共为赐予之品物，足证周代已经实行了土地的分割。这和井田制根本不相容，而此中亦无井田制之痕迹。所谓“井家”、“井长”、“井人”之“井”乃国名，卜辞有井方，殷彝《乙亥父丁鼎》有“隹王正井方”，入周则有《井人钟》。《周公簋》、《麦鼎》、《麦盉》均有井侯，《 曹鼎》有井伯，《 鼎》有井叔，《散盘》有井邑，《俟卣》有井季 ，《穆天子传》有井利或井公。是可知井乃殷代以来之古国，入后为周人所灭。《周公簋》铭文，所纪者即系征服井侯之事，其文曰：
“隹（唯）三月，王令 内史曰： （此字不识或系发语词），井侯服，锡臣三品，州人、 人、庸人。拜稽首鲁（旅也，陈也）天子造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命）于右（有）周追孝，对不敢 （坠）。昭（昭）朕福血，朕臣天子。用册王令（命），作周公彝。”
所谓“ 人”当即“井人奔于 ”之 国。“州人”于《散氏盘》有地名“州冈”，又有官名“州 ”，是井国与散氏国比邻，当在今大散关附近。
《克鼎》纪王以井之土田遗民锡克，当与《周公簋》之“锡臣三品”同时。诸器时代虽不能确知（王国维疑《散盘》、《克鼎》乃厉王时器），然必在西周。可见西周已有土地之分割，已无井田制之痕迹。
“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亡一田，锡于 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 一田。”（《卯簋》）
以一田为计于井田制已不相容。如一田为一井，一人亦不应有四井。此时天子尚以牛马十匹锡其臣下，可见时代之原始。
“伯氏曰：‘不 ，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 簋》）
此簋之伯氏乃不 之父（王国维说），上伯氏言 狁寇边，分二路而进；王命伯氏御戎。伯氏御于西，命不 追于东。不 有功，故伯氏锡之人民田器。是可见当时之王臣亦可以自由以田邑分割于其子孙。《不 簋》之时代不可考定，然视其字本必在东周以前。“臣五家”与“四十四”之分配于井田制亦不合。如一田为一井，以八家共井计则十四当得臣八十家，以“夫三为屋，屋三为井”计则亦当得三十家。二者均不合。
“隹王十有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讯册。王蔑敔历，史（使）尹氏受厘敔圭鬲， 贝五十朋，锡田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簋》）
此以五十田为赐，如九田为一井，为数自不合，即一田为一井亦与井牧法不合。井牧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礼·小司徒》），无五十之数。又如司马法乃以“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小司徒》郑注所引），此如为五十井亦只当半成，不合制度。
《周金文存》卷五补遗有《召尊》，文曰：“隹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启进事奔走事，皇辟尹休，王自 史（使） （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弗敢 （忘）开休异，用作邵宫旅彝。”邹安附记云：“澄秋馆（福建陈氏）藏《召尊》……静安（王国维）以敢字上不从又，疑为伪造。余按花纹，又揣铭字似在器内，仍存之。”案，以所附拓景全形及字迹判之，邹说殊不误（敢字虽略变，并无异处），其器且甚古，必在周初。然余于“赏毕土方五十里”句苦难索解。《孟子》云“子男五十里”，俨若召被封为子男，同时又若周初已确有方若干里的四方四正的画境分封之制度。然而余苦思之结果，始恍然大悟“毕”乃召之名，“土方”即卜辞中习见之国名“土方”，“里”乃邑里之里，非道里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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