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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之别名。古人诰命本非先有题而后有文，凡《尚书》篇名均后人所命。（《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全为后世儒家所拟作者不在此例。）故如《甘誓》在墨子书中则称为《禹誓》。又如金文中多诰命之文，如《毛公鼎铭》可称为《毛诰》或《毛公之命》，《盂鼎铭》可称为《南公之命》（铭中有“命汝盂刑乃嗣祖南公”一语），是则《鲁诰》与《伯禽》二而一耳。
知《周书》本有《鲁诰》一篇，则《洛诰》中“公明保予冲子”一语，可得一正解。《洛诰》文极其参杂，如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又曰：“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 民彝，汝乃是不 ，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王国维云‘正父皆官之长’），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前人均以为周公教导成王之语，然口气绝不类！且一曰“其往”！再曰“汝往”，成王将何往哉！余谓此等文句皆周公告诫伯禽之语，《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正此所谓“颁朕不暇”；“慎无以国骄人”正此所谓“汝往敬哉”。口气辞意均合，则《洛诰》中可断言有《鲁诰》佚文窜入。下文“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予冲子夙夜毖祀”一节，余以为亦即《鲁诰》中王命伯禽之语。曰“公明保，予冲子”，乃称呼伯禽之名而告之，犹《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文侯之命》“王若曰父义和”。金文中此例尤多。余意大抵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以下直至“予冲子其毖祀”，均当为《鲁诰》佚文。由《洛诰》中除去此一节，前后文气语意自异常顺适。冲子、小子，古人或自称或称人，自称示谦，称人示爱，义不限于父子，人不拘于老少。又《鲁诰》之与《洛诰》混淆者殆亦有故，盖洛鲁古双声而兼迭韵也。
故由语法而言以“子明保”释为“掌邦治”实甚不辞，而罗君所据《多方》、《洛诰》二语亦同不足据。《盂鼎》有句云“古（故）天异（翼）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王国维读“法”为“废”，作“大”字解，甚是；然云“天翼临子法保先王者犹《召诰》云天迪从子保”，亦以“子法保”三字连为动词，与此“子明保”连为动词似甚相类。然余谓王于此语亦未得其正读。余案，“子”当读为“之”，语当为“故天翼临之，法保先王，□有四方”，此语罗君虽未提及，然恐疑余者将引此为辩，故附正于此。（王国维《盂鼎铭考释》误处尚多，如“我闻殷队命”，“闻”误为“昏”；“古丧自已”乃“故丧师祀”，“已”作“如”字；又如“邦司四白”“王臣十又三白”，“白”乃“伯”之本字，均误为“百”。）
明公既为鲁公伯禽，则周公自系周公旦，《 彝》自系周初之制作。且此彝为周初之制作，于本铭更有旁证。
第一，文字多与卜辞相同：如“于”字作“ ”，卜辞习见，殷彝亦往往有之，前人多误释为刊。周彝如《大丰簋》及《周公彝》，确系周初之制作者均用此字，稍晚则罕见。又如“出”字作“ ”，《新获卜辞写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第三八一片复作“ ”，董读为“出”。以卜辞“武”或作“ ”，“步”或作“ ”，“ ”或作“ ”（逐字异文，见“明”五七〇）例之，确无可易。作“ ”，乃从行省，此与卜辞正可为互证。“爽”字亦常见于卜辞，字于卜辞变形虽多，然如“癸丑卜贞王宾仲丁爽妣癸肜日亡尤”（“前”一，八，一），则与此形全同。此字罗于卜辞读“赫”。以为从大从二火，又以为即召公名君奭之“奭”。然卜辞及金文（殷金《戊辰彝》亦有此字作 ）并不从二火，亦不从“ ”；考卜辞大抵均祖妣相配，《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 ”亦然；余以为乃母之异文，原文大字乃人形，左右所夹者当系乳房，与母字之二点同意。又如大乙之配为妣丙，而《新获卜辞》有一例“乙巳卜□之大乙母妣丙一牝”（三三六），祖丁之配为妣己，《殷虚书契后编》有一例“□辰贞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上，二六，六）是“爽”、“母”同为一字之明证。此言“爽左右于乃寮 （与）乃友事”，盖读为“敏”字。“乃友”与“乃寮”对文，寮即卿事寮，友如《酒诰》之“太史友内史友”。罗释友为助，亦未得其正解。
第二，习俗与殷代相同：如 令之父为父丁，以日为名，此乃殷代之遗习。此习于穆王时虽犹有遗存（如第四篇中所引之《 簋》），然亦在周初，离殷代并不甚远。又铭末缀以“鸟册”二字（器文作“册鸟册”），鸟乃图形文字，此乃殷彝中惯见之例，为周金中所罕见。
第三，官制与殷制相合：殷人官制其见于典籍者，《周书》中颇多：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播民当即农民）和，见士（事）于周。”（《康诰》）（案，此《大诰》文，脱简误入《康诰》）
“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威）；相惟御事，厥 （非）有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里居即里君，居乃字之讹，《史颂簋》亦有“里君百生”字），罔敢湎于酒。”（《酒诰》）
“汝劼毖殷献（民献）臣，侯甸男卫。”（同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召诰》）
“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王人当即王官，周金有《王人献》）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併）侯甸矧咸奔走。”（《君奭》）
以上均《周书》所见殷代官制，百僚、庶尹、宗工、里君，与此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一致，侯甸男邦伯与此诸侯侯田男一致；田即是甸，《盂鼎》亦云“隹殷边侯田雩殷正百辟”。
惟此有可稽考者。《尚书》伪孔传于《康诰》之侯甸男邦采卫释为五服，并列举里数，谓“与《禹贡》异制”。罗释《 彝》亦竟谓侯、田、男为侯服、甸服、男服，俨若殷代已有五服之制。案，此实大有可疑。以《 彝》言，侯、田、男统摄于诸侯之下，与卿士、诸尹、里君、百工对言，《盂鼎》亦以侯田对言百辟，则侯田男当为职位之名，而非畿服之名。《酒诰》、《召诰》之侯甸男邦伯当为侯甸男等之邦伯，邦伯即诸侯。《康诰》之“侯甸男邦采卫”，《酒诰》之“侯甸男卫”，以侯甸男邦伯例之，则采或卫与伯同义，采当即是宰。或言邦伯，或言邦采卫，或卫，与《 彝》之诸侯同是一事。《禹贡》为儒家所伪托，全无可疑；特其甸、侯、绥、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略有所本。盖甸服侯服男邦之名取于侯甸男，非侯甸男即侯服甸服男服。
由此论述亦若殷代已有封建制度者然，然此可称为封建制度之萌芽，不必即是后世儒家所称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现代观点以封建的经济组织为基础之封建制度。盖所谓侯田男排即出于天子之分封，以当时社会基础推之，当为当时大宗小族之酋长或军侯。各族之名称不一，或称侯，或称田，或称男，而统称之则曰诸侯，曰邦伯，曰邦采卫。故古之诸侯亦有异于春秋战国时代之诸侯，更有异于秦、汉以后之诸侯王。名称虽相近似，性质则大异。如今之大总统与古之冢宰，由字义而言二者并无悬殊，然大总统与冢宰之异不待辩而自明。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曩余以为全出于杜撰，得此彝亦知其略有所本。
考周初之所谓封建实无殊于今之所谓殖民。如定四年传言封鲁公则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 之虚；康叔则取于有阎之土，取于相土之东都而封于殷虚；唐叔则封于夏虚；均略取敌人之土地而另成一新国。然其经济基础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怀同愧，乃狄姓），固纯然为奴隶制度。统制方略亦各不同，如鲁卫则“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唐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索者法也。所谓周法戎法，所谓商政夏政，要不过农业与牧畜之分而已。唐封夏虚而用夏政戎索，可知夏民族实即戎狄，此当为中国之先住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本夏禹之后，于此可得一证据。
以上论述《 彝》讫，因此器之出，于中国古代史上大有启发，故备论之如此。又同出之《 令簋》闻有一百零八字，想与此彝必饶有相互发明之处，惜余于罗释附说中仅得识其一句（已补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请俟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