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学技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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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浑天仪　东汉张衡曾作浑天仪，制作精巧。前赵光初六年（公元323年），孔挺亦作浑仪。北魏太史丞斛兰又仿孔挺旧浑仪作新仪，迄隋行用。但根据遗留的片断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浑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部分，而没有三辰仪部分。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风始铸成附有三辰仪的浑天仪。李淳风评论过去浑天仪的得失时，认为汉以来的仪器，缺少黄道圈，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李淳风所制浑天仪，“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规度。皆用铜”（《新唐书·天文志》）。李淳风所造浑天仪，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内层是四游仪，这样，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可以测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东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但它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僧一行（俗名张燧）受诏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铸造一种水运的铜浑天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交错相持”（《新唐书·天文志》）。一个木人每刻击鼓，一个木人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以报时刻，可见这种铜浑天仪，不仅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准时报告时刻的自鸣钟。

    隋文帝即位，命张宾等造新历，宾等依南朝何承天历，微加增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诏施行。施行不久，当时知历者刘孝孙、刘焯并言其失，谓：“验影定气，何（承天）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秕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历数所重”，“朔为朝会之首……朔有告饩之文……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孙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隋书·律历志》中）由于隋文帝信任张宾，刘孝孙、刘焯的建议不被采纳，二人也均被斥退。张宾死，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改用张胄玄所定历，张胄玄之历学，出于祖冲之，实际隋是用祖冲之历来代替何承天历。张胄玄历冬至起虚五度，后来发觉有差错，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加以改订，起虚七度。一直到隋亡，还是用张胄玄历。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历法一共改动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从他开始，才用定朔，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很大的改革。什么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即一个月月大，一个月月小，南北朝的许多历学专家，对此已经不满意，认为应该用定朔，但当时墨守陈规的势力很大，不易推动进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历》立定朔以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后，“四朔频大”，于是一股守旧势力又怀疑历法上有问题，只得又恢复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之谓《麟德历》。李淳风为了迁就保守势力，仍用定朔，但立进朔法，尽量避免出现一连四个大月，或一连三个小月。所以有时把历书上朔日推进一日，使第三个小月改成大月，有时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改成小月，这种不符合定朔意义的措施，一直被迫执行着，到元朝才被废除。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命僧一行作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历成而一行病死。开元十七年，颁行之，称《开元大衍历》。

    《新唐书·律历志》说：“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对一行这样高的评价，并不算过头。

    僧一行在唐开元初年起草《大衍历》时，派人到各处去测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太史监南宫说在河南平地四个地点进行的这一组，最为著名。这四个地点是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的白马，浚仪（今河南开封）的岳台，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的武津，地理经度都很接近。从滑县到上蔡，北极高度差一度半，距离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标竿的影长差二寸有余。这样就推翻了汉代以来所谓“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一行根据各地的观测资料，证明根本影差和距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开始改用北极高度（即实际上的地理纬度）来计算，由南宫说这一组的测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数据实质上即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这数据和近代得出的数据比较起来，虽然误差还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义，固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在当时它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创造。

    一行在《大衍历》里，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定气”方面。从汉代以来，历法界一直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回归年365．25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为365．25度，每天正好走一度。从冬至时刻开始算起，把一年均匀分作二十四分，每过15．22日，称为一气。这样的气，称为“平气”。但实际上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转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阳运动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远日点时，速度最慢，此时天上的太阳也最慢。因此，当平气的春秋分时，太阳并不在黄赤道交点上，每两个平气间太阳走的黄道度数也并不相等。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时人张子信，他居住在海岛上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一年里面，日月行动的快慢不齐，同时发现了日月蚀的规律。月行的迟疾，汉代已经有人推测出来，而日行的盈缩这是张子信首先发现的。张子信认识到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他在这方面的发现，不但对日蚀的预告帮助很大，同时对太阳运动的规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刘焯撰《皇极历》时，吸取了张子信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缩缠差法。但是刘焯认为太阳速度从冬至起逐渐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渐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后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后又逐渐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渐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后又相反。这分法和太阳实际运动的快慢规律，尚有距离。僧一行在撰《大衍历》时，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为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逐渐慢下来到春分，速度平，继续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后则相反。这就比较接近地球运动的实际了。一行也认为冬至时最快，没有分辨出近日点与冬至点的不同，这是由于当时近日点和冬至点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发觉出来的缘故。

    一行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了较准确的“定气”概念。把黄道、周365．25度从冬至开始等分为二十四分。太阳每走到此分线上便是“气”的时刻。根据观测，《大衍历》中规定从冬至到春分共88．89日；太阳行91．31度，经过六个气；春分到夏至也是六个气，共93．73日，也行91．31度。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每二气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历》草成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有几个墨守陈规的天文历法家，都攻击《大衍历》不够准确。于是就召集在这方面的专家，把《大衍历》来和《麟德历》（李淳风所撰）以及《九执历》（天竺历，由瞿昙悉达译出）比较，结论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历志》）说明《大衍历》比起当时中外其他各家的历法来，都要精密。

    无论张子信也好，李淳风也好，僧一行也好，他们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方面，虽然有所贡献，但也有他们的缺点。主要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象数和星算之术，使他们著作中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为了迎合时主的喜好，故意作出违反科学的结论来，如一行在推演《大衍历》时，认为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一行认为这不是他的推算错误，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和科学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与梁令瓒合作造成黄道铜浑仪，以测量星宿经纬度，他发现了当时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独赤道上位置和距极度数因为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同时黄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大而今测小，这是星自南而北移动的缘故；从舆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小而今测大，这是星自北而南移动的缘故。一行从这个事实里，作进一步的推断，就知道恒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断地在移动的，并不像一般的说法，认为恒星的位置是永恒不动的，这种移动在今天叫做“自行”。当然当时一行只发现这种恒星自行现象，没有给予这种名称。恒星自行，非经过很长时间不能发觉。在西方，哈雷在公元1718年测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黄道度和希腊时代不同，才发现恒星的自行，这时已在一行所测的一千年之后了。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诏司天监官属郭默之等造《宝应五纪历》行之。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1年）又颁行了《建中正元历》。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颁行《长庆宣明历》。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颁行《景福崇玄历》。从《大衍历》以后，历法虽屡改易，实际大体都沿袭着《麟德》、《大衍》二历之旧，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换了历法的名称而已。

    五代的后梁和后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历》。到了后晋石敬瑭时，司天监马重绩又更造新历，马重绩采用了唐德宗建中时期术者曹士所定的《符天历》，后来行之于民间，称之为小历，马重绩改名之为《调元历》。但施行了五年，发现误差较大，又改回来用《景福崇玄历》。后周太祖广顺（公元951至953年）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而民间又行用《万分历》。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又采用了端明殿学士王朴领衔修订的《钦天历》。五代时，蜀国先后颁行了《永昌历》、《正象历》。南唐也颁行《齐政历》。据宋人刘羲叟说：“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亦能自为一家……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新五代史·司天考》）。可见王朴的《钦天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医学与药物学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受诏集众医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列证候一千七百余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于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于“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隔离。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关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谣谣如虫所喙，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胸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这可以说已经把由于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死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症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谣谣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癞候》）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关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产后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书中说：“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着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掺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害这一部专著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重要，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据他自己说：“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痈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痈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后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他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余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验方》，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症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于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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