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与中国人格世界对照之西方人格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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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学之情。而文学家、艺术家之一切创造，遂亦当直接自此精神而出，乃真正与美神为邻。故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精神所表现之较高精神，即为一超一般爱情，而献身于文学、艺术之精神。故如贝多芬、舒伯特、尼采、缪塞、雪莱、歌德、卡莱尔，均以失恋或绝意爱情，而在文艺上有更高之造诣，表现更高文学家、艺术家之人格。然艺术家之创作本身为感性的，文学之创作，亦须表现"诸具体感性意象"之想像。故文学、艺术亦须诉诸他人之感性生活或具体的感性想像，以被欣赏。于是文学家、艺术家，对他人于其创作所表现之感性的好恶，亦最难忘却。此即使艺术家、文学家多喜在交际场合中，被人当面恭维讚美。文学家、艺术家乐交游称誉而好名，皆为势所难免。故更伟大之文学家、艺术家之精神人格之表现，即在其受世俗之漠视、讥笑、鄙夷之后，犹能不随世俗俯仰，而独行其是，以献身艺术文学，以客观化其精神于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中。夫好名之心，固人皆有之。然事业家之好名心，不如其功利心。学者之好名心，不如其好胜心。军人政治家之好名心，不如其好权心。宗教家之好名心，不如其好位心。文学家、艺术家之好名心，则过于其好功利、好胜、好权位之心。故文学家、艺术家之精神人格之表现，亦恒在其能超越好名心，以献身于文学艺术之创作也。而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中如塞万提斯以犯人之身而在狱中写堂 ? 吉诃德；又如罗曼罗兰之廿年中专志于办一无名之杂志，皆由其能战胜顺应世俗之好名心，以表现其人格精神者。合股吾人可谓不顾毁誉、超越好名之心，为西方大文学家、艺术家所届之一更高之精神。

    然此上诸精神，犹非西方文艺家最高人格精神之表现。此上诸精神，乃一切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者之所能至。而更高之西方艺术家之人格精神，则在由艺术文学之境界，而达于社会文化问题之关切，与道德宗教之境界。此即或以文学表示一对社会之一般风俗习惯之反抗，对传统文化之批评，如易卜生、卢梭、伏尔泰。或以文学表示一对一般人性及社会所崇尚之英雄人物之讽刺，如萧伯纳、斯威夫特。或自觉以文学，宣扬激发人生社会之理想，如卡莱尔、雨果，一般文学家、艺术家亦皆多少有此精神。或为如萧邦之纯为祖国复兴而演奏音乐。或为如拜伦之崇拜希腊文化而赴希腊作战。或为如歌德晚年之由艺术文学之尊重，转而尊重实际之事业，以为人生之寄託（歌德此精神，在浮士德后半已表示出）。或为如托尔斯泰之文学发挥人道主义，晚年之自觉的隶属艺术于宗教之下，此在托尔斯泰之艺术论中亦明白说出。托尔斯泰、歌德之人格，所以为西方人所特崇敬者，亦即因彼一生不特表现能超越恋爱名誉等，亦能超越文学艺术中之纯粹审美精神，而直追求人生之归宿、精神之最后安顿处也。至于西方文学家如莎士比亚之精神，则为一种超越人间以观照人生一切之悲剧喜剧，而自身若不动情感之精神（理想与文化第二期有友人周辅成先生论莎士比亚之人格一文，可资参证）。但丁之神曲、弥尔顿之失乐园所表现之精神，则为超越人类以默想人与神圣之关系之精神。此二种文学家之精神，皆注目在人生文化之全面，此其所以高于一般文学家、艺术家者也。

    吾人以上论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之人格精神，皆表现于其能超越现实，以企慕向往一理想之人生一面。吾人即能知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之天才，所以恒不免有若干离奇怪异之行径之故。柏拉图筵话篇对话，曾以文学、艺术为一种疯狂。莎士比亚亦以诗人、情人、疯人为一类。近世朗布罗梭著天才论，广罗传记之材料，而偏重论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上之天才，而彼所得之结论，亦谓疯狂与天才为邻。叔本华谓天才之特徵为无意志力，因而与现实生活有脱节之现象。疯狂之本性，即以幻想为现实。故天才与现实生活必脱节云云。然疯狂之所以产生，实主要由于情感生活之冲突。吾人读西方文学、艺术家之传记，即见其一生恒在冲突之中。"恋爱"、"贫困"、"社会之毁誉"、"文学艺术上之好恶"、"人道正义之感情"、"宗教上之向往"与"脱离一切之意志"皆恒互相冲突。于是每一种情感，皆唯在冲突中成就。如其成就之情感，为更高之情感，则形成人格之上升。如所成就者为更低下之情感，则形成人格之下降而犯罪。然犯罪与忏悔，又为一冲突，如冲突而无成就，则怪异离奇之行径出，而或邻于疯狂矣。

    （四）西方之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型

    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与社会改造家之所以为人所崇敬，恒不在其情感与理智表现之形态，而在其意志或才气表现之形态。然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之精神，与上述之社会事业家不同。改社会事业家乃在社会已成之法律制度下，从事促进物质文明等事业。而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则为支配、领导，或改造社会、决定社会政治之形态者。大率在西方近代政治家，最为人所崇敬者，乃诸献身于民族、国家之独立富强之事业，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为人民争人权、争平等，或表现民主风度，无贪位怙权之心之政治家。如美之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英之克伦威尔、格拉斯顿、路易乔治，意之建国三杰，德之俾斯麦、菲希特等。而社会改造家或革命家，如欧文、圣西蒙、巴枯宁、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所以为人所崇敬，则在其改良或推翻不合理之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固多爱民而革新政治之政治家及开国君主。然如西方之所谓为人民争权利，或社会革命家，则亦可谓为中国所少有。爱民之君相，乃身居上位而以仁厚恻怛之意，见诸行事，及于下民之谓。而非为人民争权利或推行社会革命，自下翻上，在对待争取中，谋政治社会理想之实现之谓。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政党政治下之政治家，在竞选时，恒尽力以争，而当其失败或退休，对敌党不生芥蒂之风度，中国今人恒未能学。而此风度中所表现著人格价值，亦即在其能于对待争取之中，肯定一在自己与对方之上之宪法或人民意志，加以尊重之故。至于自西方整个之历史观之，西方所崇敬之军事家、政治上之领袖人物，则多表现一坚强之意志，伟大之才气，能克服人所不能克服之阻碍，而能鼓舞掀动群众者。故东征波斯之亚历山大，渡阿尔卑斯山之恺撒，横扫欧洲之拿破仑，倡铁血主义之俾斯麦，以至如列宁、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皆可为一时人所崇敬。而此种人物，即西方人所谓英雄之典型。英雄崇拜尤为西方人之一贯精神。夫人之所以崇拜此种之英雄，其情感极为复杂。大率言之，一为求托庇于英雄之下，以得自我保存之情感，此为直接出自生物本能的。第二为一种愿屈服于强者意志下所生之情感。此种情感表面与人之自然之好权心相冲突，盖人既皆有好权心，宜不能有一种屈服于强者之意志。然人之好权心，乃一向客观他人施展权力或支配他人之意识。当吾人支配他人时，吾人之意志可即集中于他人，而将吾人之力皆向外用，吾人内在之自我遂成空虚。于是如他人之力，将吾人之力加以战胜，而全然加以否定之时，即使吾人自愿承他人之意志，以为其意志，甘屈服于强者之意志下，以被其主宰。若此时无强者之意志，以为吾人之主宰，反使吾人之精神，若觉无所安顿。第三由英雄之为许多人所崇敬服从，为无数人之精神所仰望集中，此即显为"复杂做之统一"，而可使人生一美感。人欲保存此美感，而自然愿保存英雄之地位，而增益崇敬之心。第四为由英雄之为人所共崇敬，精神所仰望集中，顺英雄之指挥而行动，可使吾人觉一客观的集体意志之存在，客观的公共精神之存在。而在道德上，自然愿保存此集体意志、公共精神之存在。然此等人之崇仰英雄之心理，虽可为英雄之地位增高，声势增大之理由，而并非英雄人格之真价值所在，亦非人初之所以被推戴为英雄之理由。大约英雄之人格真价值所在，与人最初所以推戴某人为英雄之主要理由，恒在其人有绝对坚强之意志，与百折不回之信心，表现于其决断与行动。其所以鼓舞人号召人者，则恒赖一种痛快淋漓之兴趣，与丰富充盈之生命力，表现于其辞色态度。英雄之求克服其阻碍也，又恒能不顾一切个人之利害得失与生死。于是英雄之人格，遂宛若使吾人感一自我之扩大，亦若使人觉无死生利害得失之存在，此乃英雄之人格之真价值之所在，亦即人之所以崇敬英雄之真理由。而一度成大功而失败之英雄，所以尤为人所崇敬者，则因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乃在其能不顾一切，以表现其一往直前之意志，而显一超越之风姿。若成功，则落到现实，唯其遭遇失败与死亡，归于一悲剧之命运。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乃使英雄之超越之风姿，显出于其得失成败死生之外也。

    （五）西方宗教人格型

    西方之英雄，固能不顾生死，而由一悲剧之命运，如失败与死亡，以显出其超越之风姿。西方之英雄，非即能自觉自动的，求承担失败之苦痛与死亡者也。求不顾失败死亡，而自觉自动愿承担苦痛与死亡患难，西方之文学家、哲学家亦恒有此理想，而不必能之。能之者，唯西方之宗教家或圣徒也。西方宗教家或圣徒之希慕天国，即求超脱生死而入永恒。人真欲超脱生死而入永恒，必须一方有一真正自一切俗情摆脱之意志，一方愿承担一切苦痛，以至自觉死亡之来临而迎接之。真正之幸福与永生，乃由苦痛与死亡之被迎接而被吞咽、被消灭而呈现。此事唯愿捨身为人类赎罪，以显上帝之道、爱之道于世间之耶稣，能真作到。后来中世纪基督教徒即以耶稣为模范，以忍受种种苦难，并修习种种苦行。人不能战胜其情欲者，则恒一方战慄于情欲与罪恶之前，以祷告哀求上帝与耶稣之降临，而助其忏悔，如奥古斯丁，即此种宗教徒之典型。而近世之帕斯卡、克尔凯戈尔，亦极追求上帝，渴慕神境，冀得安身立命之地，终不能得，乃彷徨战慄于人生之途者也。此种宗教性之人格，乃直接求与一绝对精神存在相接触。其生命之安顿，不在此世间，而在一超越之世界。故社会事业家所从事之事业，学者所求之真理，文学艺术家所求之美，军事政治家所建之功勋，对彼皆无价值。世俗之人，好利、好胜、好色、好名、好权、好生恶死之欲望，皆为彼所欲加以克服者，因而彼等乃西方人格世界中，表现一最高之超越精神者。人只须有此种宗教性的超越精神，无论其是否真能获得上帝与耶稣之恩典，是否能心安理得，其人格皆在原则上，较世间之一切人为高。世间之一切人，所求者皆较小，故其所感受之精神苦痛，亦恒皆不如此种人之深。然此种人格之价值，正当与其人能创生与能忍受而吞咽之苦痛成正比，固不能以快乐作为评判人格价值之标准。此种人之为求神求耶稣而受之苦痛愈多，人亦愈崇拜其人格。一般人唯由崇拜此种人格，乃接触一为"绝对之精神存在"所贯注之人格精神，而感其自身精神之升高。此种人格之精神，初纯为一向内以外求神与耶稣以探索其灵魂之无尽的深奥者。当其体现此深奥而显示之于人时，对人即有无限之摄引力，使人之灵魂如铁之被引于磁石，而向之致其崇敬皈依。于是此种人，亦自觉负有劝化世人皈依于彼或上帝或耶稣之使命。而人之如是崇敬之，或愿传达其使命之故，人亦常不知其所以然。唯人一朝能了解此种人格，或接触此种人格，未有不直觉其人格之高于世间之一切事业家、学者、诗人、画家、军人、政治家者。此种人物亦可同时为学者，如奥古斯丁、圣多玛；为诗人、文学家，如作讚美诗、记圣经者；为在社会作出轰烈之事者，如圣女贞德；为作各种社会事业者，如圣方济。彼等能为世人之所为，而世人不能为彼等之所为。是亦即此种人之所以在西方人格世界中，恒居最高之位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