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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个短篇小说。两千年前《汉书·艺文志》给“小说”二字所加的界说，用到我这些作品上，实在还有意义。三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以为这些作品虽无当大道，治身理家或者还有可观之处，能做到“君子虽勿为亦勿灭”的情形，就已够了。不过，既然是小说，照近二十年社会习惯看来，很可能会得到些不必要的褒贬，所以我想引用另外一个故事上几行关于小说的意见，预作注解，免得好事读者从我作品中去努力找寻本来缺少的人事背景，强充解事。因为这种索隐很显然是无助于作品欣赏的。
“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他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丑恶，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官僚，政客，肚子大脑子小的富商巨贾，热衷寻出路的三流学者，发明烫发的专家和提倡时髦的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够丑陋！一切都若在个贪私沸腾的泥淖里辗转，不容许任何理想生根。这自然是不成的！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还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希望能从更年轻一代中去达到那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竞争生存固十分庄严，理解生存则触着生命本来的种种，可能更明白庄严的意义。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最后一句话，已离开我写这几个故事的本意稍远。我并非为任何读者受用而写这类故事。说真话，我是不大对于读者有何别兴趣的。我永远只想到很少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能从我作品上见到我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做的种种构图与设计。
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的。我对于音乐可说是个完全的外行，对于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以外，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科学家用“热力均衡”一名词来说明宇宙某一时节“意义之失去意义”现象或境界。?我即借用老年人认为平常而在年轻生命中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注。唯美派大师王尔德说：“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另外一时节，对于他这类意见，我觉得有可商量处，未能完全同意。在这里，字里行间或依稀可看出他的主张的回音与反光。
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份“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为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所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比如近二十年来谈解放，在男女关系重造问题上，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取予之际所感到的困难，以及填补生命空虚的方法，就无不可归纳成三五个公式。一个作者若能客观地谨慎地用一支笔来表现它，自然还望产生若干优秀艺术品。然而，人类的可悲处，或竟在此而不在彼，即由于社会中那个性的道德的成见，最初本随同鬼神迷信而来，却比迷信更顽固十分，在人类生活中支配一切。教徒都能娶妻生子的今日，二千年前僧侣对于两性关系所抱有的原人恐怖感，以及由恐怖感而变质产生的诃欲不净观，却与社会上某种不健康习惯相结合，形成一种顽固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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