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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中支配我们生活的重大力量有二:一为过去的传统的观念,一为现在的流行的或时髦的观念。一个人要想保持行为的独立与自主,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他必须具有批评的、反省的主导力量,能够对这些传统观念及流行观念,加以新检讨,新估价。同时如要把握住传统观念中的精华,而作民族文化的负荷者。理解流行观念的真义,而作时代精神的代表。也须能够对传统观念及流行观念加以重新检讨,重新估价。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查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传统的旧观念与流行的新观念皆未曾加以批评的考察,反省的检讨,重新的估价。结果,只看见他们在那里浮躁叫嚣,打不倒坏的旧观念,亦不能建立起来好的新观念,既不能保持旧有文化的精华,又不能认识新时代的真精神。

    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

    我们要分析五伦观念的本质,寻出其本身具有的意义,而指出其本质上的优点与缺点。我们不采取历史考证的方法,恐怕失之琐而不得其要;我们也不用主观武断的办法,故意将五伦观念从纵的方面去解释,以便不费力气,便可加以推翻抹杀。

    我们批评五伦观念时,第一乃是只根据其本质,加以批评,而不从表面或枝叶处立论。我们不说五伦观念是吃人的礼教。因为吃人的东西多着呢!自由平等等观念何尝不吃人?许多宗教上的信仰,政治上的主义或学说,何尝不吃人?第二,我们不从实用的观点去批评五伦之说,不把中国之衰亡不进步归罪于五伦观念,因而反对之;亦不把民族的兴盛的发展,归功于五伦观念,因而赞成之。因为有用无用,为功为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乃是一笔糊涂账,算也算不清楚,纵然算得清楚,也无甚意义。第三,不能谓实现五伦观念的方法不好,而谓五伦观念本身不好,不能谓实行五伦观念的许多礼节仪文须改变,而谓五伦观念本身须改变。这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因末流之弊而废弃本源的意思。第四,不能以经济状况、生产方式的改变,作为推翻五伦说的根据。因为即使在产业革命、近代工业化的社会里,臣更忠,子更孝,妻更贞,理论上事实上都是很可能的。换言之,我并不是说,五伦观念不应该批评,我乃是说,要批评须从本质着手。表面的枝节的批评,实在搔不着痒处。既不能推翻五伦观念,又无补于五伦观念的修正与发挥。

    从本质上加以考察,五伦观念实包含有下列四层要义。综贯这四层意义来看,便可对于五伦观念有个明晰的根本的了解,缺少其中任何一义,对于五伦的了解都不能算是完全。

    (一)五伦是五个人伦或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五伦观念特别注重人及人与人的关系。若用天人物三界来说,五伦说特别注重人,而不注重天(神)与物(自然),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十分注重人与神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神,产生宗教。注重物理的自然,产生科学。注重审美的自然,产生艺术,注重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产生道德。换言之,在种种价值中,五伦说特别注重道德价值,而不甚注重宗教、艺术、科学的价值。希腊精神注重自然,对物理的与审美的自然皆注重,故希腊是科学艺术的发祥地。希伯莱精神注重神,亦即注重宗教价值。中国的儒家注重人伦,形成偏重道德生活的礼教,故与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皆有不同之处。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要介绍西洋文化,要提倡科学精神与希伯莱精神,就须得反对这注重人伦道德的五伦观念了。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西洋自文艺复兴以后,才有人或新人的发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内,人本主义盛行,足见他们也还是注重人及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又何必放弃自己传统的重人伦的观念呢。不过,西洋近代“人”的观念,乃是从大自然里去打个滚的“人”(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乃是经过几百年严格的宗教陶冶的“人”。而中国的人伦的观念,亦何尝未受过老庄思想的自然化,佛家思想的宗教化。所以以我们看来,我们仍不妨循着注重人伦和道德价值的方向迈进,但不要忽略了宗教价值,科学价值,而偏重狭义的道德价值,不要忽略了天(神)与物(自然)而偏重狭义的人。认真依照着“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和“欲修身不可以不格物”(《大学》)的教训,便可以充实发挥五伦说中注重人伦的一层意思了。

    (二)五伦又是五常的意思。五伦观念认为人伦乃是常道,人与人之间这五种关系,乃是人生正常永久的关系(按:五常有两种意义,一指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德,一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常伦,此处系取第二种意义)。换言之,以五伦观念为中心的礼教,认为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所不能逃避、不应逃避的关系,而且规定出种种道德信条教人积极去履践、去调整这种关系,使人“彝伦攸叙”,而不许人消极的无故规避。这就是说人不应规避政治的责任,放弃君臣一伦;不应脱离社会,不尽对朋友的义务;不应抛弃家庭,不尽父子、兄弟、夫妇应尽之道(自然,儒家也有其理论基础,如人性皆善,故与人发生关系,或保持正常永久的关系有益无害,人生的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脱离人与人的关系,就不能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等说法)。总而言之,五伦说反对人脱离家庭、社会、国家的生活,反对人出世。“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因为有离开社会国家而作孤立的隐遁的个人的趋势,故孟子反对之。“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因为墨子有离开家庭的组织,而另外去用一种主义以组织下流社会的趋势,故孟子之反对墨子是站在维护家庭内的父子之伦的立场。此后儒家之反对佛教,程子主张“当就迹上论”,也就是反对佛教徒之脱离家庭、社会、国家的出世生活或行径。本来人是社会的动物,斯宾诺莎也说过:“唯有人对于人最有益”,这种注重社会团体生活,反对枯寂遁世的生活,注重家庭、朋友、君臣间的正常关系,反对伦常之外去别奉主义、别尊“巨子”的秘密团体组织的主张,亦是发展人性,稳定社会的健康思想,有其道德上政治上的必需,不可厚非。不过这种偏重五常伦的思想一经信条化、制度化,发生强制的作用,便损害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且把这五常的关系看得太狭隘了,太僵死了,太机械了,不唯不能发挥道德政治方面的社会功能,而且大有损害于非人伦的超社会的种种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锐嘉特(H.Rickert)认科学、艺术、泛神教为非个人的(Impersonal)、反社会的(Asocial)文化价值。所以,我看不从减少五常伦说之权威性,偏狭性,而力求开明自由方面着手,而想根本推翻五常观念,不惟理论上有困难,而且事实上也会劳而无功。

    (三)就实践五伦观念言,须以等差之爱为准。故五伦观念中实包含有等差之爱的意义在内。“泛爱众而亲仁”,“亲亲,仁民,爱物”,就是等差之爱的典型的解释。在德行方面,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在礼仪方面就服有隆杀。从现在看来,爱有差等,乃是普通的心理事实,也就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绪。其实,用不着用道德的理论,礼教的权威,加以提倡。说人应履行等差之爱,无非是说,我们爱他人,要爱得近人情,让自己的爱的情绪顺着自然发泄罢了。所以儒家,特别是孟子,那样严重地提出等差之爱的教训以维系人伦间的关系,好像是小题大作,多此一举的样子。不过,我们须知,等差之爱的意义,不在正面提倡之,而在反面地消极的反对并排斥那非等差之爱。非等差之爱,足以危害五伦之正常发展者,大约不外三途:一,兼爱,不分亲疏贵贱,一律平等相爱。二,专爱,专爱自己谓之自私,专爱女子谓之沉溺,专爱外物,谓之玩物丧志。三,躐等之爱,如不爱家人,而爱邻居,不爱邻居,而爱路人。又如以德报怨,也可算在躐等之爱的范围内。这三种非等差之爱,一有不近人情,二有浪漫无节制爱到发狂(Fanatic)的危险。所以儒家对人的态度大都很合理,很近人情,很平正,而不流于狂诞(Fanaticism)。此种狂诞的行径,凡持兼爱说者,特别是基督教中人,往往多有之。而等差之爱不单是有心理的基础,而且似乎也有恕道或絜矩之道作根据。持等差之爱说的人,也并不是不普爱众人,不过他注重在一个“推”字,要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依此说,我们虽可以取“老安少怀”的普爱态度,但是须依次推去,不可躐等,也不可舍己耘人。所以就五伦观念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中,似乎以等差之爱的说法,最少弊病,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新思想家,似乎也没有人攻击等差之爱的说法。而且美国培黎(R.B.Perry)教授曾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来批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似乎也很可以为等差之爱说张目。他说:“当你说一般人都是你的兄弟时,你大概不是先把一般人当作亲弟兄看待,而是先把你的亲弟兄当作一般人看待”。这话把空口谈兼爱之不近人情和自欺欺人之处,说得最明白不过了。

    话虽如此说,我仍愿对等差之爱的观念,提出两条重要的补充。第一就等差之爱之为自然的心理情绪言,实有三种不同的决定爱之等差的标准;一是以亲属关系为准之等差爱,此即儒家所提出以维系五伦的说法。一是以物为准之等差爱。外物之引诱力有大小,外物本身的价值亦有高下,而我们爱物的情绪也随之有差等。一是以知识或以精神的契合为准之等差爱。大凡一个人对于有深切了解的对象其爱深,对于仅有浮泛了解的对象其爱浅。又大凡人与人之间相知愈深,精神上愈相契合,则其相爱必愈深,反之,则愈浅。故后两种等差之爱亦是值得注意、不可忽略的事实,且亦有可以补充并校正单重视亲属关系的等差之爱的地方。若忽略了以物本身的价值及以精神的契合为准的等差爱,而偏重以亲属关系的等差爱,则未免失之狭隘,为宗法的观念所束缚,而不能领会真正的精神的爱。第二条须得补充的地方,就是普爱说,或爱仇敌之说,若加以善意理解,确含深意,且有与合理的等差爱之说不相违背的地方。所谓普爱者,即视此仁爱之心如温煦的阳光,以仁心普爱一切,犹如日光之普照,春风之普被,春雨之普润,打破基于世间地位的小己的人我之别、亲疏之分。此种普爱,一方面可以扶助善人,鼓舞善人,一方面可以感化恶人于无形。普爱观念的最极端的表现,见于耶稣“无敌恶”、“爱仇敌”的教训。盖如果你既然抱感化恶人的襟怀,你又何必处于与恶相敌对的地位呢?你既与恶人站在你死我活的敌对地位,你如何能感化恶人呢?必定要超然处于小己的利害、世俗善恶计较之外,才可以感化恶人。能感化恶人才能转化恶人。因为有时有过失的人,一经转化忏悔,反而成为最善的善人。至于爱仇敌之教,完全不是从政治、军事或狭义的道德立场说的。从军事、政治、道德立场言,须忠爱祖国,须报国难家仇,须与敌人作殊死战,自不待言。凡彼持爱仇敌之教的人,大都是站在宗教的精神修养的观点来说。因为最伟大的征服是精神的征服,而真正的最后的胜利(《易经》上叫做“贞胜”)必是精神的胜利。惟有具有爱仇敌的襟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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