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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宗實録與續玄怪録
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韓愈之順宗實録者，朝廷史官撰進之國史也。李復言之續玄怪録者，江湖舉子投獻之行卷也。兩書之品質絶不類似，然其所紀元和一代，憲宗與閹宦始終隱秘之關係，轉可互相發明。特並舉之，用作例證。韓書世所習讀，故止略引其文。李書則其名稱異同，著作年代及文句校釋諸端，頗多疑滯之義，未易通解。但兹篇所引據之李書一節，爲太平廣記所未收入者，其字句無從比勘。故李書諸問題，於此俱可不必論及，以免支蔓。兹節録其文於下。
涵芬樓影南宋本續幽（玄）怪録壹辛公平上仙條略云：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行次閿鄉。［緑衣吏王臻］曰：「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寅恪案，「幸」字初視之，極可通。細審之，則疑是「辛」字之譌。蓋所以别於下文之「成公」也。徐乃昌先生隨盦叢書續編覆刻李書，附有校勘札記，「幸」字未著異讀。）成公曰：「何獨棄我？」曰：「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長安］城，［成君］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臻引辛謁［陰世遣迎天子上仙軍馬之］大將軍。居數日，［大將軍］部管兵馬戍時，［辛隨之］齊進，入光範［門］及諸門。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宣政］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三更上御碧玉輿，肩舁下殿。［將軍］遂步從而出。自内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羣辭，或收血［淚］，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坊］王家宅，成君所止也。」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寅恪案，「攀髯之泣」見史記貳捌封禪書。）
寅恪案，復言假道家「兵解」之詞，以紀憲宗被弑之實，誠可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者矣（此語見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唐代自中葉以後，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際，宫禁之中，幾例有劇變，而閹宦實爲此劇變之主動者。外廷之士大夫，則是宫禁之中閹宦黨派鬥争時及决勝後可憐之附屬物與犧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點關係至鉅，特宫禁事秘，外間本不易知，而閹人復深忌甚諱，不欲外廷有所得聞。憲宗爲中興之英主，其聲望更不同於他君，故元和一代，其君主與閹人始終之關係，後來之宦官尤欲隱秘之，以免其族類爲士大夫衆矢之的也。兹先節録順宗實録及其他有關史料於下，然後綜合論之，以證成鄙説。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外集順宗實録關係宫禁中宦官黨争者如：
外集陸實録壹（原注：「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云：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寅恪案，「上」指順宗。下同。）［王］伾即入，以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外集捌實録叁（原注：「起四月，盡五月。」）云：
［五月］辛卯以王叔文爲户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外集玖實録肆（原注：「起六月，盡七月。」）略云：
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並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揔北軍。知事不濟，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七月］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寅恪案，「某」字即憲宗之名「純」。）
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内主，［韋］執誼行之於外。既知内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韋臯裴垍（原注：「當作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衍］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撰制誥而發命焉。
外集拾實録伍（原注：「起八月，盡至山陵。」）略云：
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
等條，皆可爲例證。
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云：
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别撰順宗實録三卷。
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叁捌進順宗皇帝實録表狀云：
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並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録，永傳無窮。
順宗實録壹卷首附注略云：
樊［澤之汝霖］曰，舊史公傳云：（寅恪案，即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文見上引。）公進實録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别撰三卷，誤矣。新史［壹柒陸韓愈傳］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録，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新唐書壹肆貳］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等］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李］宗閔，臣［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諸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録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别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考異壹玖順宗永貞元年二月李師古發兵屯曹州條下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録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
韓文類譜陸洪慶善興祖韓子年譜元和十年乙未條云：
進順宗實録狀云，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令臣重修。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按吉甫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録在此年夏也。舊史云，愈撰實録，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説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
寅恪案，樊洪二氏之説頗爲詳盡。關於退之撰順宗實録之公案，可據以判定矣。
舊唐書壹捌肆宦官傳俱文珍傳（新唐書貳佰柒宦者傳上劉貞亮傳同）略云：
［文珍］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順宗可之。及太子受内禪，盡逐［王］叔文之黨。
劉禹錫劉夢得外集玖子劉子自傳云：
是時太上久寢疾，（寅恪案，「太上」指順宗。）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寅恪案，此借東漢時事爲比，詳見後漢書列傳陸捌宦者傳孫程傳曹騰傳等。）
舊唐書壹伍憲宗紀下略云：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上崩於大明宫之中和殿。時以暴崩，皆言内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
同書壹捌肆宦官傳王守澄傳（新唐書貳佰捌宦者傳王守澄傳略同）云：
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慶（志）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
資治通鑑貳肆壹唐紀憲宗紀云：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依據上引諸條綜合觀之，可知前言永貞内禪即新故君主替嬗之事變，實不過當日宫禁中閹人兩黨競争之結局，其説誠不誣矣。夫順憲二宗帝王父子且爲其犧牲品及傀儡子，何况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之徒乎？韓退之與宦官俱文珍有連，此據昌黎先生外集叁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及王鳴盛蛾（蟻）術編伍柒俱文珍條，可以推證得知者，故順宗實録中關涉宫禁諸條，既傳自當日之閹宦，復經憲宗鑒定添改，則所紀者，當能得其真相，但即因是轉爲閹人所惡。蓋其黨類於永貞之末，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之本末，殊不欲外廷知之也。及憲宗又爲内官所弑，閹人更隱諱其事，遂令一朝國史，於此大變，若無若有，莫能詳述。然則永貞内禪及憲宗被弑之二大事變，即元和一代，其君主與宦官始終之關係，實爲穆宗以後閹黨之深諱大忌，故凡記載之涉及者，務思芟夷改易，絶其跡象。李書此條實乃關於此事變幸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爲小説家言，而忽視之耶？丁丑夏日偶讀續玄怪録，因取與順宗實録等量齊觀，而論證之如此。
（原載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乙編上）
魏志司馬芝傳跋
三國志魏志壹貳司馬芝傳云：
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黄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絶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黄門吴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
裴松之注釋無澗神之義云：
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
寅恪案，「無澗神」疑本作「無間神」，無間神即地獄神，「無間」乃梵文Avici之意譯，音譯則爲「阿鼻」，當時意譯亦作「泰山」。裴謂無澗乃洛陽東北之山名。此山當是因天竺宗教而得名，如後來香山等之比。泰山之名漢魏六朝内典外書所習見。無澗即無間一詞，則佛藏之外，其載於史乘者，惟此傳有之，以其罕見之故，裴世期乃特加注釋，即使不誤，恐亦未能得其最初之義也。
據此可知釋迦之教頗流行於曹魏宫掖婦女間，至當時制書所指淫祀，雖今無以確定其範圍，而子華既以佛教之無間神當之，則佛教在當時民間流行之程度，亦可推見矣。
（一九四九年）
逍遥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
世説新語文學類云：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寅恪案，郭象莊子注今存，支遁逍遥論今得見者，僅世説此條劉孝標注所徵引之一節而已。支雖簡略，然尚可據以推論其旨要之所在及其學説之所本也。今撰此篇，止以考證向郭義及支遁義之何所從出爲範圍，其他概不涉及。兹請先論向郭義。魏晉清談出於後漢末年之清議，人所習知，不待詳考。自東漢末黨錮之後，繼以魏武父子之摧抑，其具體評議中朝人物任用之當否，如東漢末之清議，已不爲世主所容。故人倫鑒識（參晉書肆叁王戎傳及柒肆桓彝傳並世説新語政事類何驃騎作會稽條注引郭泰别傳及賞譽類下庾公爲護軍條注引徐江州本事）即清議之要旨，其一部依附於地方中正制度，以不與世主直接衝突，因得倖存。其餘則捨棄具體人物任用當否之評議，變爲假設問題抽象學理之討論。此觀於清談總彙之世説新語一書，其篇類之標目可以證明，而鍾會之才性四本論（參南齊書叁叁王僧虔傳）及劉邵人物志，又此清議變相之最著及僅存之作也。（後漢書列傳伍捌郭太傳云：「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又世説新語政事類何驃騎作會稽條注引郭泰别傳略云：「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寅恪案，抱朴子外篇肆陸正郭篇云：「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然則清談之風實開自林宗，故抽象研討人倫鑒識之理論，亦由林宗啓之也。）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劉注云：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劉邵人物志中材能篇云：
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寅恪案，孔才年輩先於士季。據其人物志上體别篇，「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之語，及劉昞「固守性分，聞義不徙。」之注，則其説或與士季才性合之論略有近似處。然鍾論既佚，自不宜妄測。所可注意者，即性分才能大小宜適諸問題，皆劉書之所討論，而此諸問題本是清議中具體事實之問題，今則變爲抽象理論之問題而已。斯則清議與清談之所由分也。若持此義以觀逍遥遊郭象注中：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及
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説，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之語，則知向郭之逍遥遊義，雖不與劉氏人物才性之説相合，但其措意遣詞，實於孔才所言頗多近同之處。故疑向子期之解逍遥遊，不能不受當時人物才性論之影響。惜文籍缺略，無從確證。特標出之，以求當世研精郭注者教正。
支遁逍遥遊新義之爲佛教般若學格義，已詳湯用彤先生所著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述略（見哲學論叢第壹集）及拙著支愍度學説考（見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於此可不贅述。兹所欲論證者，即支遁新義其所依據之佛經確爲何經，及此新義是否果爲林公之所創發二事而已。
高僧傳肆支遁傳略云：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遥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遥矣。於是退而注逍遥篇，羣儒舊學莫不嘆伏。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悦服。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春秋五十有三。
世説新語文學類略云：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于法開始與支公争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廣弘明集貳捌上王洽與林法師書云：
今道行指歸通敍色空，甚有清致。
僧祐出三藏記捌載支道林大小品對比要鈔序云：
（文多脱誤，故不迻録。）
高僧傳肆康僧淵傳云：
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
寅恪案，小品疑即支讖譯道行經也。又小品乃專名。劉孝標世説新語文學類殷中軍讀小品條注云：
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
語殊空泛，不能確指。日本思田仲任世説音釋叁有北來道人條，以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當之，則又不知殷浩支遁皆不及見此鳩摩羅什譯之小品也。
據上引諸條，知林公於道行一經實爲顓門之業。其借取此經旨意以釋莊子，乃理所當然。考出三藏記集柒載道安道行經序云：
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逍遥俱遊。
高僧傳伍僧光傳略云：
釋僧光冀州人。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達。（寅恪前作支愍度學説考時，不以此傳文之「逍遥」爲書篇之名。今細繹上文有「披文」之語，故認此爲莊子之逍遥遊。僧光意謂且務證解逍遥遊之真諦，不必非難昔日所受於先輩之逍遥遊格義舊説也。如是解釋，未知確否，附識於此，以俟詳考。）
同書陸慧遠傳云：
年二十四，便就講説。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
寅恪案，格義之定義，見高僧傳肆法雅傳及拙著支愍度學説考，兹不重論。但寅恪前未别於莊子逍遥遊一篇有所考釋，故今略補證之。據道安道行經序，既取道行經與逍遥遊並論，明是道安心目中有此格義也。依僧光「且當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達」之語，則知先舊格義中實有以佛説解逍遥遊者矣。慧遠少時在南遊荆州之前，其講實相義，亦已引莊子義爲連類，則般若之義容可與逍遥遊義附會也。取此諸條，依其時代先後及地域南北之關係，綜錯推論之，則借用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釋莊子之逍遥遊，實是當日河外先舊之格義。但在江東，則爲新理耳。支遁本陳留或林慮人，復家世事佛，疑其於此種格義，本已有所薰習。據世説新語文學類王逸少作會稽條（高僧傳肆支遁傳略同）云：
因論莊子逍遥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可知林公標此新義，其文采辭令必非當日諸傖道人所能企及，固不僅意旨之新拔已也。又向郭舊義原出於人倫鑒識之才性論。故以「事稱其能」及「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爲言。林公窺見其隱，乃舉桀跖性惡之例，以破大小適性之説。然則其人才藻新奇，神悟機發（世説新語品藻類郗嘉賓問謝太傅條注引支遁傳），實超絶同時之流輩。此所以白黑欽崇，推爲宗匠，而逍遥新義，遂特受一世之重名歟？
（原載一九三七年四月清華學報第壹貳卷第貳期）
附記
寅恪近年撰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以爲當日主才性離異者，爲曹氏之黨，主才性同合者，爲司馬氏之黨。孔才卒於齊王芳正始中，尚在嘉平元年司馬懿殺曹爽，即曹氏與司馬氏公開決裂以前，故其生世較早，兩黨分野未甚明確，假使其持論與司馬氏黨之鍾會相似，亦不必執此目爲於魏晉兩朝皇室有所偏袒也。一九六五年。
元代漢人譯名考
治元史者，莫不知元代社會有蒙古色目漢人三階級。陶九成南村輟耕録壹氏族條，載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漢人八種。其所舉漢人八種之名曰：
契丹 高麗 女直 竹因歹 朮里闊歹 竹温 竹赤歹 渤海（原注：女直同。）
陶氏此文，自來疑其譌舛。故所舉蒙古色目氏族之名，以元祕史拉施特書聖武親征録及元史等校之，頗多重複脱漏。近年日本箭内亘博士著元代社會之三階級一文（見滿鮮歷史地理報告第叁卷）。其蒙古色目氏族比較表，較之錢竹汀元史氏族表及柯蓼園學士丈新元史氏族表，尤爲詳審。其論陶氏所舉漢人八種之名曰：
輟耕録編者於漢人八種中，不舉漢人，可謂不合之極。又如後述嚴密言之，漢人亦有二種，嘗在金治下之支那人曰漢人，在宋治下之支那人曰南人。而從其待遇上差别言之，漢人八種，當可改爲漢人十種者也。
錢竹汀大昕十駕齋養新録玖趙世延楊朵兒只皆色目條曰：
［元史］列傳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漢人南人也。趙世延雍古部人，即按竺邇之孫，蓋色目人也，而與漢人同列，誤矣。楊朵兒只西夏人。元時稱夏人爲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十一種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李恒高智耀來阿八赤，皆列於色目，則朵兒只亦當爲色目人矣。耶律石抹完顔粘合烏古論，皆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人。漢人有官至宰執者，而南人不得入臺省。順帝時稍用南人，而入參政者，僅危素一人耳。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爲南人。
又錢氏元史氏族表序曰：
耶律石抹粘朮合孛魯之倫，出自遼金，當時所謂漢人也。
寅恪案，錢氏言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人，其説是也。然元代遼金舊族，何以俱稱漢人，而陶九成以黄巖人著書，列舉漢人氏族八種之名，轉遺漢族本身而不載。陶氏縱極疏忽，亦何至譌謬如此。蓋元代漢人之名，必有待發之覆。今爲考證當日漢人之名，其譯語本爲何字，兼采近年外國成説，覈以蒙古波斯舊史之文，依其界説之變遷及涵義之廣狹，立一假定之説，以解釋之。
明火源潔華夷譯語蒙文編人物門，漢人曰乞塔。乞塔固爲中國人之通稱。然元初所謂漢人，疑尚有他譯名也。海鹽朱教授希祖所藏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本陳元靚事林廣記庚集卷拾至元譯語人事門，漢兒曰托忽歹。蠻子曰囊家歹。今取舊史校之，知托忽歹爲札忽歹之譌，而囊家歹之語，則本之金人故稱也。兹以舊史之文證之。
拉施特論中國之一節（見Blochet校本拉施特蒙古史波斯原文第貳册第叁貳捌頁及Quatre-mère拉施特蒙古史波斯法文對譯本第捌伍頁至玖陸頁）云：
Khatai國者，蒙古人称爲Djavkout，支那語謂之Khanzi。以Kara-monan（黄河）與Matchin國即支那人所謂manzi（蠻子）者爲界。又與Tchourtcheh及游牧人所居Kara－Khatai荒漠之地接界。蒙古語Tchourtcheh之名，蓋因支那人稱此國人爲Nangias。與Khatai以黄河爲界。此水源出吐蕃及迦濕彌羅，常不可渡。其國都名Khingsai。（即臨安，殆行在之音譯。）距Khan-balik（大都）四十日程。
又波斯文舊題Abd-allah-Bedawi所著Nizam-altawarikh（譯言史貫）第捌篇論中國一節，與拉施特書同。（見André müller Historia Cathaica第捌頁至第壹壹頁。原書未見，僅據Quatre-mère本拉施特書第捌陸頁所引，並可參Blochet本拉施特書第貳册第叁貳捌頁。）其文略云：
Khatai分爲數國。其名隨各種語言而不同。支那語謂Khanjo-tchou（tchi）Tchoun-Koné。蒙古語謂之Djavkout。印度人謂之Tchin。吾等（波斯人）謂之Khatai。
寅恪案，兩書所述，俱出一源。是Djavkout一語，究爲何字轉譯，雖無定論，要爲當時蒙古語中國之通稱，則無疑義。故至元譯語人事門，漢兒曰托忽歹。正記録當時習俗之通稱。托字當爲札字之譌也。
拉施特書記憲宗伐宋事（見Blochet本第貳册第叁貳叁頁所引）云：
蒙哥令支那未來皇帝領蒙古及Djavkout攻宋。
元史叁憲宗本紀云：
［八年戊午十一月］命忽必烈統諸路蒙古漢軍伐宋。
兩書所記，實爲一事。此Djavkout爲漢軍譯語之確據也。又拉施特書（Vol. 241，Quatre-mère本第玖壹頁注）以Djavkout之名包括Khatai，Tchourtcheh，Tangut及Solangah（高麗即元史之肅良合祕史之莎郎合思。）諸地。此廣義之泛稱，與輟耕録所舉可互證也。
又元祕史（見葉氏觀古堂刊本續集卷貳第伍肆頁下至伍伍頁上及伍捌頁上）云：
此札忽惕即拉施特書之Djavkout。至元譯語之托忽歹之托字爲札字之譌，可據此證明。至蒙古之稱金人，姑就元祕史而論，札忽惕之外，或曰阿勒壇，即蒙文金字之意譯。或曰主兒扯惕，即女直之對音。或曰乞塔惕，即與華夷譯語之乞塔同一字也。
又至元譯語人事門，蠻子曰囊家歹。囊家即拉施特之Nangias。法蘭西伯希和教授Prof. Paul Pelliot謂即華語南家二字之音譯。（見一千九百十三年巴黎亞細亞學會雜誌第壹壹集第壹期）而南字以與家字聯接，故譯音稍變。並引三朝北盟會編貳貳馬擴茆齋自敍云：
粘罕云：「你説得也煞好，祇是你南家説話多捎空。」
金人稱宋爲南家，蒙古亦承用之。後遂爲中國之通稱。不僅如拉施特書，限於支那之南部。如蒙古源流陸（參一千九百十三年巴黎亞細亞學會雜誌第壹壹集第壹期伯希和君論文）云：
［阿勒坦汗］行兵中國，侵凌騒擾。
此文中國二字，據蒙文原本（見Schmidt本第貳壹拾頁第貳行）作Nangiad-ulus。今蒙文彙書（卷肆第捌陸頁）及滿蒙漢藏四體文鑑人類門華文漢人二字，蒙文均作囊家之音。雖其界説與至元譯語不同，而此舊名尚存於近代書籍。然則Blochet君謂今日蒙文已無此字者殆非也（見Blochet本拉施特書第貳册第叁貳肆頁注）。
又元典章貳貳户部鹽法通例條云：
今各路官司依例斷遣漢兒人蠻子人申解遼陽省發付出軍。
此稱漢兒人蠻子人尤與至元譯語脗合。其他漢人南人之稱，相當於元代之官書者甚衆，如元史捌壹選舉志及元典章叁壹禮部科舉式目條所載漢人南人分配區域，尤足資參證。至其分别，則如錢氏十駕齋養新録所謂以宋金舊疆爲斷者也。
今據上述諸端，知札忽惕，乞塔惕等名，姑不論其字之原義如何，但蒙古既用以指金人，又别無他語以稱金治下之漢族。當日列舉氏族之名，其總目爲漢人，以别無他名稱金治下漢族之故，其子目遂不列漢人。此限於當日語言界説所致，殊不足爲異也。輟耕録氏族條，固多繆誤，惟此漢人八種一節，後人均視爲疏略尤甚者，寅恪則頗疑其全襲蒙古最初故籍舊題之原文，絶未增損一語，間有重複舛譌，殆爲迻譯傳鈔所致。至箭内博士又以陶氏所舉漢人八種中未列南人爲不合，殊不知蒙古語當日自有囊家歹之專名，以稱南人，實不在札忽歹即漢人總稱範圍之内。陶氏襲用蒙古最初故籍原文札忽歹舊語標目之下，固不能兼列南人，如後來界説已推廣變遷者之所爲。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説。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鉅大之糾紛譌謬，即因兹細故而起，此尤爲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原載前清華學校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國學論叢第貳卷第壹號）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寫本七卷，舊藏景陽宫，蓋歐幾里得書前六卷之譯本也。戊辰仲冬，寅恪始得北海圖書館影本讀之。此本不依歐氏原文迻譯，故與利泰西徐文定共譯本迥異。寅恪取數理精藴中十二卷之幾何原本校之，其體制内容適與之相符。惟滿文本所分卷數間有不同，所列條款及其數目之多寡亦往往與數理精藴本不合。如滿文本之第陸卷即數理精藴本之第陸卷至第拾卷。然數理精藴本第陸卷至第拾卷共爲六十四條，而滿文本之第陸卷則爲九十條。又滿文本之文復有軼出數理精藴本之外者，如滿文本之第壹卷卷首序論即不載數理精藴本中，此二本之互異者也。二本之文字詳略及各卷所附圖式，則大抵符合，此二本之相同者也。今綜校二本之異同，姑不論滿文本譯自數理精藴本，抑數理精藴本譯自滿文本，要之此二本同出於一源，則無疑義。嘗讀數理精藴本，怪其與利徐共譯本體裁絶異。復與清初杜臨甫之幾何論約及方位伯之數度衍所附幾何約諸書，僅就利徐共譯本删節者，皆不相類，頗致疑於清聖祖及諸臣删改之説。往歲游學海外，偶於圖書館檢夏鳥氏（Sommer Vogel）耶穌教會著述目録見有滿文幾何原本之名。考法蘭西人支那學書目（H.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 Vol. II P. 1092），天學初函於乾隆二十三年譯爲滿文，但彼爲利徐共譯本，非此景陽宫七卷本也。今此七卷本既非利徐共譯本，又不似利徐共譯本之删節本，殊不知其所從出。然數理精藴中之割圓術，本西説也，而詭稱御製（據李儼君所言）。數理精藴中之幾何原本與景陽宫之幾何原本滿文譯本原爲一書，殆出於耶穌教會諸子之手，而夏鳥氏目録所載者，當亦即此書也。夫歐幾里得之書，條理統系，精密絶倫，非僅論數論象之書，實爲希臘民族精神之所表現。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藴本皆經删改，意在取便實施，而不知轉以是失其精意。耶穌教會諸子號稱通達權變，折衷中西，雖於東土舊傳拜死敬天之禮，亦有不妨寬假之意。然顓門名家之學，與應世之術不同，若一無依據，未必能盡易原書體裁。考歐邏巴洲十六七世紀時，歐幾里得之書，屢經編校刊行，頗有纂譯簡易之本，以資淺學實習之用者，如德意志人浩爾資曼Wihelm Holtzmann所譯德文幾何原本前六卷之本，其自序略謂：「此本爲實用者而作。實用者僅知當然已足，不必更示以所以然之理。故凡關於證明之文，概從芟略云云。」（見Thomas L. Heath英譯幾何原本第貳版第壹册第壹佰柒頁）即其一例也。寅恪因之疑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藴本皆間接直接出於浩氏相類似之本，而數理精藴本恐非僅就利徐共譯本所能删改而成者。惜局處中土，無從廣徵歐書舊刊，爲之證明耳。然則此七卷之滿文譯本者，蓋景陵當日幾暇格物之書，西海疇人重譯顓門之業，迄乎兹世，猶在人間，即此一段因緣，已足特加珍護。況復藉以得知歐幾里得前六卷之書，赤縣神州自萬曆至康熙百年之間，已一譯再譯，則其事之關係於我國近世學術史及中西交通史者至大，尤不可以尋常滿文譯籍等視之矣。
（原載一九三一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貳本第叁分）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
薩納囊徹辰洪台吉著蒙古源流（四庫全書總目伍壹史部雜史類蒙古源流條提要稱作者之名爲小徹辰薩囊台吉），其所紀土伯特事，蓋本之西藏舊史。然取新舊唐書吐蕃傳校其書，則贊普之名號，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後先，相差尤甚。夫中國史書述吐蕃事，固出於唐室當時故籍，西藏志乘，雖間雜以宗教神話，但歷代贊普之名號世系，亦必有相傳之舊説，決不盡爲臆造。今唐蕃兩地載籍互相差異，非得書册以外之實物以資考證，則無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也。
蒙古源流貳略云：
穆迪子藏瑪，（寅恪案，坊刊本藏作減，誤。）達爾瑪，持松壘，（寅恪案，坊刊本持作特，誤。）羅壘，倫多卜等，兄弟五人。長子藏瑪出家爲僧（句）次子達爾瑪（句）持松（寅恪案，松下略一壘字，滿文本已如是。）自前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歲次戊戌，年十三歲，衆大臣會議輔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歲次辛酉，年三十六歲，殁。汗無子，其兄達爾瑪即位。
寅恪案，薩納囊徹辰洪台吉以釋迦牟尼佛涅般後一歲爲紀元。據其所推算，佛滅度之年，爲西曆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紀元前之戊子元年，爲西曆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謂「自前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即西曆紀元後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復元年。惟蒙古源流此節所紀達爾瑪，持松壘贊普之名號年代，皆有錯誤。兹先辨正其名號，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然後詳稽其年代之先後，以訂正唐蕃兩地舊史相傳之譌誤，或可爲治唐史者之一助歟？
名號之譌誤有二：一爲誤聯二名爲一名。一爲承襲蒙古文舊本字形之譌，而誤讀其音。
何謂誤聯二名爲一名？檢新唐書貳壹陸下吐蕃傳略云：
贊普（寅恪案，此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贊普。）立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
資治通鑑考異貳壹唐紀壹叁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條云：
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録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坊刊本蒙古源流貳云：
汗（寅恪案，此指持松壘。）無子，其兄達爾瑪，癸未年所生，歲壬戌，年四十歲，即位。因其從前在世爲象時，曾設惡愿，二十四年之間，惡習相沿，遂傳稱爲天生邪妄之郎達爾瑪。（寅恪案，藏語謂象爲朗。）汗將大乘三藏以下，下乘以上之三乘及四項僧人，俱行殄滅，殘毁禪教。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壹貳翻譯四體楞嚴經序略云：
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中葉，有所謂狼達爾嗎汗者，毁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國師所誦梵典，炳炳可據。且曰，［楞嚴經］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土伯忒，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力焉。因命莊親王［等］董其事。蓋始事自乾隆［十七年］壬申，而譯成於［二十八年］癸未。
又藏文嘉喇卜經Rgyal-rabs者，（聞中國有蒙文刊本，寅恪未見。）蒙古源流譯本子注及四庫總目提要，皆言其與薩納囊徹辰洪台吉所紀述多相符合。今據Emil Schlagintweit本嘉喇卜經藏語原文第壹貳頁第壹貳行，其名亦爲，即蒙古源流之朗達爾瑪及清高宗文中之狼達爾嗎，亦即新唐書及通鑑考異之達磨，而蒙古源流之持松壘，在嘉喇卜經則稱爲Ralpa-can，與朗達爾瑪非爲一人，彰彰明甚。至於持松壘與達爾瑪孰爲兄弟及朗達爾瑪汗時，楞嚴經有無藏文譯本，皆不必論。惟持松壘與達爾瑪之爲二人，則中國史籍，蒙古源流及西藏歷世相傳之舊説，無不如是也。今故宫博物院景陽宫所藏蒙古源流滿文譯本，誤聯達爾瑪、持松壘二名爲一名，此必當日滿文譯者所據喀爾喀親王成衮札布進呈之蒙文本，已有斯誤，以致輾轉傳譌，中文譯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譯本（曾見江安傅氏轉録本），亦誤其句讀。以寅恪所見諸本言之，惟施密德氏Isaac Jacob Schmidt之蒙文校譯本，二名分列，又未渻略，實較成衮札布之本爲佳也。
何謂承襲蒙文舊本字形之譌，而誤讀其音？此彝泰贊普名號，諸書皆差異。今據最正確之實物，即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據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藏繆氏藝風堂拓本）補正其渻略譌誤，並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焉。據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首列贊普名號，末書唐長慶及蕃彝泰紀元。其所載贊普之名號爲Khri-gtsug lde-brtsan。近年發見之藏文寫本亦同。（見F. W. 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 71. 72. 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n. 1928. ）
新唐書貳壹陸下吐蕃傳略云：
［元和］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爲贊普。
寅恪案，可黎可足即碑文之Khri-gtsug，其下之ldebrtsan，則從渻略。且據此可知當時實據藏文之複輔音而對音也。
資治通鑑貳叁玖唐紀伍伍云：
［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同書貳肆陸唐紀陸貳云：
［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
寅恪案，會盟碑碑陰末數行，吐蕃年號爲Skyid-rtag，即彝泰之義。然則可黎可足之號爲彝泰贊普者，實以年號稱之也。兹取此碑碑陰蕃文徧校諸書，列其異同於左：
菩提末Bodhimör 此書紀贊普世系，實出於藏文之嘉喇卜經（據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譯本第叁陸拾頁所引菩提末之文）。贊普之名爲Thi-a Tsong-lTe-bDsan。此書原文寅恪未見，僅據施密德氏所轉寫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爲Khri。以西藏口語讀之之對音，嚴格言之，當作Thi也。lTe者，據會盟碑蕃文應作lDe，蒙文dt皆作形無分别。bDsan者，即碑文及西北發見藏文寫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轉寫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寫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異也。惟aTsong一字，則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譌。蓋此字會盟碑蕃文本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應作gtsug，蒙文轉寫藏文之（g）作形，轉寫藏文之（a）或作?，作形，ug，ük作形，ung或ong作形，字體極相近似，故致譌。或菩提末原書本不誤，而譯讀者之誤，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譯本 據是本，此贊普之名作Thi-btsong-lte，略去名末之brtsan。至於btsong者，乃gtsug之譌讀。藏文（g）字，蒙文作，與蒙文（b）字形近故誤。蒙文之ug，轉爲ük亦以形近，誤爲ong。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古源流滿文譯本 蒙古源流中文譯本非譯自蒙文，乃由滿文而轉譯者。今成衮札布進呈之蒙文原本，雖不可得見，幸景陽宫尚藏有滿文譯本，猶可據以校正中文譯本也。據滿文本，此贊普名凡二見，一作Darmakriltsung 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an字。此名誤與達爾瑪之名聯讀，已詳上文。惟藏文之Khri，滿文或依藏文複輔音轉寫，如此名之Kri即是其例。或依西藏口語讀音轉寫，如持蘇隴德燦Cysurong tetsan之Cy（滿文），即是其例。蓋其書之對音，先後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轉爲ük之誤，見上文菩提末條。又藏文lde所以譌成壘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o字u字亦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結尾之形作及俱極相似，頗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譌爲滿文之lui矣。或者成衮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譌誤，滿文譯本遂因襲而不知改也。
文津閣本及坊刊本漢譯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譯自滿文，故滿文譯本之誤，中文譯本亦因襲不改。二本中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持松壘，一作達爾瑪持松。滿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語讀之也。考義浄以中文詫爲梵文之?ha字對音，則thi字固可以滿文之（Cy）字，中文之持字對音。（梵文名詞以a字爲語尾者，中亞文則改作i字，蒙文佛典中亦與中亞文相同。如阿難陀及難陀等，蒙文語尾a字，易作i字。蓋承襲中亞文，而非承襲梵文也。此問題頗複雜，因與本文無大關係，故不多論。）又此二本持字俱作特，乃誤字，而先後校此書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滿文Tsung之對音，其誤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文書社本漢譯蒙古源流 是本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哩卜崇壘，一作達爾瑪持松哩卜崇。第一名稱作哩者，依滿文Kri而對哩音。其作卜者，滿文譯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稱則持哩二字重聲，松崇二字亦壘音。殆當時譯者並列依原字及依口語兩種對音，而傳寫者雜糅爲一，遂至此誤歟？餘見上文所論。
此贊普之名號既已辨正，其年代亦可考定焉。諸書之文，前多已徵引，兹再録之，以便省覽，而資比較。
唐會要玖柒云：
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贊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論乞冉獻馬十匹，玉帶金器等。
舊唐書壹玖陸下吐蕃傳云：
［憲宗元和］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
新唐書貳壹陸下吐蕃傳略云：
［憲宗元和］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來［告喪］。可黎可足立爲贊普。
資治通鑑貳叁玖唐紀伍伍云：
［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新唐書貳壹陸下吐蕃傳略云：
贊普（寅恪案，此指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
資治通鑑貳肆陸唐紀陸貳云：
［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
資治通鑑考異貳壹唐紀壹叁會昌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條略云：
實録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録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録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録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爲彝泰也。
蒙古源流貳略云：
［持松壘］歲次戊戌，年十三歲。衆大臣會議輔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歲次辛酉，年三十六歲，殁。
寅恪於上文據薩納囊徹辰洪台吉書所用之紀元推之，戊戌爲唐僖宗乾符五年，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爲唐昭宗天復元年，西曆紀元後九百零一年。可知蒙古源流所載年代太晚，然此爲别一問題，姑不置論。至諸書所記彝泰贊普嗣立之年，亦無一不誤者，何以言之？唐蕃會盟碑碑陰蕃文，唐蕃年號並列。唐長慶元年，當蕃彝泰七年。長慶二年，當彝泰八年。長慶三年，當彝泰九年。又新唐書貳壹陸下吐蕃傳云：
［長慶二年劉元鼎使吐蕃會盟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
舊唐書壹玖陸下吐蕃傳下略云：
長慶元年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上許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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