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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南、北卫对立为中叶以后政局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世所习知。唐代宦官专横,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北卫的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卫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互对立。这一点为历代所罕见,同样以宦官专权著称的汉、明两朝也没有这种现象。《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记载王旦的一段话,说:

    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庄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虽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

    所谓“事任不同”,当指职掌有区别,这也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内诸司使的设置又是侵夺了尚书省职权;而且不仅如王旦之说“悉拟尚书省”而已,自三省以至卿监,很多设有对口或相关的北卫诸司。

    北卫诸司使之首是左右神策护军中尉、枢密使和宣徽使,相当于南卫的宰相。中尉掌握京城诸军以及京畿附近一带的行营,实际上除了中尉掌握的军队以外,朝廷再没有直接指挥的兵,其权势熏赫,气凌人主,为人所习知,不待赘述。

    枢密使的设置虽在中叶,但枢密使的职务早就由宦官掌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力士所处的地位即后来的枢密使,只是还没有这一职衔而已。《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称:

    永泰二年(766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1)……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

    据此,知代宗、德宗时但有宦官掌枢密,无使名,元和始置使。《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三月记宦官薛盈珍自义成军监军入朝,四月,“仍使掌机密”,此“机密”疑亦当作“枢密”。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合沿革”条称枢密使“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唯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2)。按枢密与中书门下的关系,犹如汉代尚书、中书与丞相之关系。(3)论实力枢密不如中尉,而地居近密,干预政事的机会较多,《通鉴》所记下列诸条可证。《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843年)五月壬寅称:

    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

    本条说武宗命相,“宰相、枢密皆不知”,没有提中尉,老宦官也只抱怨两个枢密使懦怯,同样不提中尉,可知照例枢密使得干预大臣的任命,中尉却不一定参预。同书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年)正月记诛王仲先、刘季述两中尉,昭宗复位后敕云:(4)

    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胡注:

    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

    按此云“两中尉先降”,昭宗敕文也只说“枢密使侍侧”,知中尉在宰相奏事时已退出,宰相奏事毕,也不再上殿。我们知道宣宗大中间曾稍抑宦官之权,所以定制宰臣奏事,枢密只候旨殿西,不参谋议。但既“案前受事”,则传宣仍由枢密,仍有参预政事的机会。至于大中以先,如前所述,除授大臣,枢密例得预闻,所以武宗命崔铉为相,宰相、枢密不知为仅见之事。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尉掌握武装,足以控制朝廷,但两枢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可能更为重要。同书卷二五〇咸通二年(861年)二月记杜悰拜相后云: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公庆去,悰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

    按此事胡三省认为出于杜悰《家传》,又引洪迈《随笔》辨其不实,以为“野史之妄”。(5)按洪迈考证甚明,这件事大概不能尽信,但仍能反映某些真实。杜悰说“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与上引诸例相符,足证枢密的政治地位,实为北卫之首。

    上引条中提到了宣徽使,这也是个高于诸司使的宦官首领。《金石续编》卷一〇《宫闱令西门珍墓志铭》称“大历之末,擢居宣徽”,设置时间与枢密使年代略同。(6)上引《通鉴》“咸通二年”条宣徽使似亦传宣诏敕,但这不是宣徽使本职。宋徐度《却扫编》叙宋代宣徽使职务云: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7)

    按宣徽使在唐代已分南、北院,(8)宋代宣徽使的执掌自即继承唐代,所掌皆具体事项,主要部分为对诸司使所属吏职、工匠的管理,其典礼、宴会等供张也涉及诸司使。(9)职司虽然琐碎,却非限于一个机构,而是通管北卫诸司,因此地位与枢密并重。

    中尉掌兵,枢密参政,宣徽通知诸司使事,都是北卫首领,下统北卫诸军诸使。诸司使则是分管各部门的具体事务,所谓“有司之事”。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所属诸司究有多少,唐人一般统称二十四司。《文苑英华》卷九三八杜牧《东川节度使周公墓志铭》称:

    出为工部侍郎、华州刺史,八禁军、(10)二十四内司居华下诸籍没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词。

    《樊川文集》卷一〇《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至)如禁司、(11)东西军、禽坊、龙厩、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来进取,挟公为首缘,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当其意,往往击辱而去。”

    北卫诸司使所属诸色人是一种特殊户口,在史籍上常常见到对于诸军诸使影占人户的限止或裁减措施,(12)如杜牧之说,这些人身充色役,不隶州县,倚仗他们的特殊身份,欺压百姓,当然不是真正的劳动者。诸军诸使不限于北卫,但属北卫的为多。关于这一问题非本文所能详,但可以见到南、北卫对立,不仅在于宦官与士人,而且在京畿一带也存在于州县百姓与诸军诸使所属人户间。

    杜牧所说二十四内司既没有列举,也为史籍所不详,(13)今就我所见的一些记载,作一粗略的考证。

    (一)飞龙使。 飞龙使职务是掌握内厩马匹,领有大量有关养马、调马等人员。肃、代间宫廷政变,飞龙使起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代宗)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

    按当时李辅国掌握兵权,程元振是内射生使、飞龙副使,(14)所以能伏兵凌霄门,拥太子入飞龙厩。《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克明传》记克明等杀害敬宗后,称:“于时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则飞龙使也领兵,但可能兼指所领养马、调马人员。元振之后,代宗朝另一个当权宦官鱼朝恩也曾为内飞龙闲厩等使,(15)唐末马存亮、杨复恭都曾以中尉、枢密使退为飞龙使,(16)其地位高于其他诸使。

    按飞龙本仗内六厩之一,《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殿中省”条:

    六闲马,以殿中监及尚乘主之。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698——700年)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预。开元初(元年为713年)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而尚乘局名存而已。

    按闲厩使与殿中监及太仆卿之关系不属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只是说明内飞龙使设置的时间,并知闲厩使设置之后,殿中省名存实亡,内飞龙使亦当接受其指挥。自程元振、鱼朝恩为内飞龙闲厩使,地位开始提高。中叶以后,闲厩使只是管理旧马牧地,(17)管下并无马匹,京城官马全归飞龙使管理调度。《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

    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月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广德元年(763年)蕃寇后,使司无使,频申论,飞龙不支,自后未至。臣忝职司,不敢不奏。”敕旨:“宜付飞龙使,依旧支置。”

    按广德元年吐蕃入侵,牧马尽失,闲厩使虽然有置仗马之责,但马却要由飞龙使支付,飞龙不支,便难以置办。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叶以后闲厩使失职,正如以前之殿中监。

    (二)军器使。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

    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

    按吐突承璀以中尉降为军器使,所任仍不轻。《唐会要》卷六六“军器监”条:

    武德元年(618年)置,贞观元年(627年)三月十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71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723年)十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天宝六载(747年)五月二十八日复置。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十三日,又废置使,其监已下并停。

    同卷《西京军器库》条:

    乾元元年六月,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

    按武德以至天宝,军器监屡废屡复,当废时则隶属少府监,仍是南卫系统。开元三年以军器使为监,则早有使名,但是否必以宦官充使,不明。(18)至乾元元年废监置使,其使专任宦官,甲弩之制造调发事归北卫,南卫大概不再预闻。以后,“武德军器”屡见于《文苑英华》卷四二七至四三〇诸南郊赦书,知乾元置使后相承至唐末。

    (三)弓箭库使。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

    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承璀,乃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

    按弓箭库使亦是宦官显职。《文苑英华》卷九三二张仲素《内侍护军中尉彭献忠神道碑》,其人以元和元年(806年)充飞龙使,三年,授左神策军副使,六年,迁知内侍省事、充弓箭库使,同年十月,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新唐书》卷二〇七《吐突承璀传》记承璀出为淮南监军后,召为内弓箭库使,复为左神策军中尉,事在元和九年(814年),(19)《册府元龟》卷六六七记“魏弘简为内弓箭库使,宝历二年(826年)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上三人并以内弓箭库使升神策中尉。又《册府元龟》卷六六五记敬宗于长庆四年(824年)即位后,“赐两军中尉、枢密、飞龙、弓箭等使及诸供奉官锦彩、金银器有差”,又记文宗宝历二年(826年)即位后,赏功亦只举左右神策中尉、枢密使、飞龙使及弓箭库使,知飞龙、弓箭库二使地位高于他使。上引两诏不及宣徽,可能由于不预拥立,或缺位。

    中尉掌握京城诸军及诸神策行营兵,飞龙使掌握马匹,军器使、内弓箭使掌握武器,京畿所有兵卒及武装配备全都由宦官主管,南卫的十六卫久已成为虚名,闲厩使无马可管,军器监、武器库并废,军事上南卫是处于无权的地位。

    (四)鸿胪礼宾使。 上引《宋史·职官志》王旦语,认为礼宾使仿尚书礼部之主客,其实主客郎中所职的具体事务并在鸿胪寺。(20)鸿胪所管的有关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等事,早在安史乱前已置礼宾院专司其事。《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条:

    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

    据此知天宝十三载以前已有礼宾院,自本年始归属鸿胪寺。当时礼宾院是否置使,何时由宦官充使,均不详。《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记朝恩带职有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787年)六月称: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

    以下记李泌设策,使留居胡客分隶神策。其事出于李繁所撰《邺侯家传》。这里没有说以宦官充礼宾使。但《金石萃编》卷一一四大中五年(851年)《敕内庄宅使牒》,具衔为“使兼鸿胪礼宾等使特进知□□田绍宗”,知此职相承不废。

    又考《宋会要·职官》二十五之一“鸿胪寺”条云:

    凡四夷朝贡、宴享送迎之事,分隶于往来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本寺但掌祭祀朝会。

    又同书《职官》二十五之二“礼宾院”条注云:

    哲宗《正史职官志》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

    按宋承五代,官制大抵沿唐中叶以后的变化,礼宾院所职也必沿袭唐代,只是宋代与契丹之关系至为重要,所以别置国信所,又有专管西域的怀远驿,在唐代当然统归礼宾院。观《宋会要》所云鸿胪寺“但掌祭祀朝会”,也是唐中叶后情况。不妨说,自有礼宾院,而鸿胪寺部分的职务废,自以宦官为礼宾使,而南卫不复预闻有关事务。

    (五)五坊使。 《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条云:

    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自宝应二年(763年)后,五坊使入隶内宫苑使。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焉。

    据此,则五坊、宫苑合为一使。宝应二年后,五坊归入内宫苑,始以宦官为使。所谓“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实指以闲厩使兼领五坊宫苑,其事在宝应前,所云“近又有”,令人误会为在宝应后,可能是措辞不当。观《唐会要》上引条下即云:

    开元十九年(731年)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来擢、牛仙客、李元祐、韦衢、章仇兼琼、王、吕崇贲、李辅国、彭体盈、药子昂等为之。

    上举诸人除李辅国外都不是宦官。据同书卷六五“闲厩使”条,列举圣历三年(700年)以后任闲厩使的姓名,自杨崇庆以至药子昂并见上引五坊宫苑使条。唯闲厩使有安禄山,五坊宫苑使无,则因禄山在外为节度使,不能兼内苑之职;五坊宫苑使有王,闲厩使条无,乃是偶漏。(21)可知开元、天宝间闲厩使必兼领五坊宫苑使。故《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殿中省监条称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下举五坊名同《会要》)。安史乱后,闲厩使失职,五坊始由宦官为使,其内宫苑也别自置使。(22)德宗晚年,五坊小儿暴横,历见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及两《唐书》纪传以及《通鉴》、《会要》,人所习知,今不赘举。宦官任五坊使最早有李辅国,见两《唐书》本传。此后最著者为仇士良,《文苑英华》卷九三二郑熏撰《仇士良神道碑》称士良于元和三年(808年)充内外五坊使,至元和十年才出为平卢军监军。十五年(820年)再任内外五坊使,又云“长庆初(821年),罢五坊使”,至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三任内外五坊使,七年(833年)转大盈库,领染坊,旋升飞龙使,九年,升左神策军中尉。据此知长庆初曾罢五坊使,大概不久即复置。

    (六)内园总监裁接等使。 苑囿园地之事本属司农寺之上林署令,又置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并属司农。(23)但《唐会要》卷六六“宫苑监”、“西京苑总监”条与诸监并列,不属司农,其“西(两)京苑总监”条称:“永淳元年(682年)五月十日,置东都监管诸圃苑,未置已前,隶司农寺。”据此则似既置之后即不属司农。虽然本条说的只是东都宫苑监,西京苑总监想也只是名属司农,实具有相对独立性。

    安史乱前宫苑总监是否有宦官充当,不详。(24)但两《唐书·李辅国传》并记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裁接总监使”。《文苑英华》卷四二七《宝历元年(825年)正月七日赦文》、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受赐诸司诸使中并有内园总监、裁接名色。但总监虽以宦官充当,是否有使名,不详,且李辅国以后似乎不一定由宦官充当。《唐会要》卷六六“西(两)京苑总监”条:

    开成五年(840年)四月敕:“总监宜令内官司管,仍别置使,其总监及丞、簿共四员,宜并停。”

    似乎直至本年才确定以宦官充使,而废总监及所属丞簿。

    (七)中尚使。 《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中尚署令”条:

    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皆供焉。

    《唐会要》卷六六“少府监中尚署”条云:

    本中尚方,天后时,去“方”字,避监号。开元已来,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

    据此则玄宗时已有高品(即高级宦官)充中尚使。此后据《文苑英华》卷四二八、四二九、四三〇诸赦文,知相承不废。

    (八)染坊使。 按少府监有织染署,置令、丞。其中分为织、组绶、线及练染之作。(25)染坊只是织染署所属作坊之一。染坊别自置使不知始于何时。《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初即位未改元,长庆四年(824年)四月镇压了染工张韶的反抗后,称“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张韶染坊役夫故也”。上叙五坊使引《英华》所录《仇士良碑》,文宗时士良曾领染坊使。

    染坊以宦官充使,原先少府织染署所属织之事疑亦由宦官主管。《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织染署令”条称:“凡绫锦文织,禁不于外。高品一人专莅之。”似乎部分精美丝织作坊早就由宦官执掌。

    (九)内作使。 《文苑英华》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同书卷四三〇《大中元年(847年)正月十七日赦文》诸司使中并见“内作”。(26)所谓“内作”包含哪些内容,不太明确。《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条注云:

    有……短蕃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关于少府与工匠的关系、工匠类别,我曾有专文讨论,今不赘,(27)从本条中可以看到的是有所谓“内作使绫匠”、“内作巧儿”。又《百官志》“将作监”条称:“大明、兴庆、上阳宫、中书门下、六军仗舍、闲厩,谓之内作”。既属将作,当然指土木建筑。宦官充当的内作使,究竟主管原少府所属的内作(这大约应包括织染署的绫锦文织)呢,还是将作监所属的内作,不详。但不管怎样,总是侵夺南卫职司。

    (一〇)翰林使。 《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部·谴责》称:

    吕如金,宪宗时为翰林使。元和四年(809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阌乡而卒。如金以密书请托于盐铁使李巽,故有是责。

    按《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云:(28)

    圣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详择文学之士,置于禁署,实掌诏命,且备顾问。又于内朝选端肃敏裕、迈乎等伦者为之使,有二员。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关揽,因而启发。

    据此,知翰林使之职是宣示皇帝意旨,以便学士草制,又向皇帝报告学士们的意见。随着翰林学士职任之增重,翰林使也如《壁记》所说,参预了军国大政。使职设置不知何时,大概德宗时已有之。《壁记》又称:“先圣(指宪宗)躬勤万务,志清九有,筑坛互登,持柄骤移,赞命。(29)于是乎出号令,于是乎发急宣,密付波至飙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难。”则翰林使职任之重,实在元和用兵时。因此“征前院使之官族,断自元和已后”。杜元颖于元和十二年(817年)自太常博士充翰林学士,元和十五年闰正月以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加承旨,长庆元年(821年)二月,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0)《壁记》撰成于庚子即元和十五年五月,其时正为学士承旨。

    (一一)学士使。 《文苑英华》卷四一八薛廷珪《授学士使郄文晏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制》:

    敕:国家设翰墨之林,延髦硕之士,以润色鸿笔,发挥王猷,妙选内官,修辞立诚者,以与我言语侍从之臣朝夕游处……敬承宠渥,往莅清华,率由此途,以致崇达。

    在宦官中这一职事看来也是所谓“清华之选”。《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内枢密使吴承泌墓志》:

    圣上(指昭宗)虔承大宝……寻加内寺伯,判内侍省内给事……加内侍,充学士使。严、徐论思之地,枚、马视草之司,公之精识通才,光膺是选。丝纶夜出,得以讲陈;鸳鹭会同,靡不宴洽。改宣徽北院使。

    从上引文看来,充当学士使的宦官,“丝纶夜出,得以讲陈”,也参预了议论,与上翰林使同。按薛廷珪于昭宗时为中书舍人,郄、吴二人并于此时为学士使,疑即翰林使的改称或异称,实是一使。

    (一二)閤门使。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咸通十三年(872年)五月乙亥:

    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閤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閤门使田献夺紫,配于桥陵,閤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卫,为受殷裕文状故也。

    按《通鉴》卷二五二亦云“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其人也是宦官。《文苑英华》卷四一八李磎《授閤门使李全绩中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云:“夫荣参禁署,光总内朝,赞文武俾不失威仪,道君臣令无所壅隔。”李磎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亦在咸通末。(31)制文说明閤门使的职务是赞道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863年)八月:

    敕以閤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

    胡注:

    唐中世置閤门使,以宦者为之,掌供奉朝会,赞引亲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见、辞。唐初中书通事舍人之职也。

    胡注甚明,閤门使的设置侵夺了中书通事舍人之职。宋代閤门使由武臣充当,凡唐代宦官充当的使职,五代及宋多用武臣,别见下文。

    (一三)教坊使。 《文苑英华》卷九三二《内侍彭献忠碑》:

    (贞元)二十年(804年),加正议大夫,内侍省内侍,仍赐上柱国,充教坊使。

    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中书省”下有内教坊,注云:

    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太常寺太乐署令”条称: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715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按内教坊武德时已置,本以宦官充使,不隶太常。因为无所归属,所以《旧唐书》置于中书省下,实非属中书。至于左右教坊则以太常所属俳优杂戏改。玄宗时内外教坊并存。(32)《教坊记·序》称:“开元初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技。’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按范安及似非宦官,其人开元十五年(727年)曾为将作大匠。(33)则左右教坊初置时仍以朝臣充使。即中叶以后,教坊副使或以伶人充,不尽宦官,《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杂录》称:“太和九年(835年)文宗以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帅府司马。宰臣奏:帅府司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乃改授润州司马。”(34)据此则伶人可充副使。

    (一四)如京使。 《旧唐书》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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