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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一七五《庄恪太子传》见“如京使王少华”。(35)按王旦云“如京，仓部也”。《唐六典》卷三“户部仓部郎中”条：
（仓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
又同书卷一九“司农寺司农卿”条云：
司农卿之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政令……凡京都百司、官吏禄廪，皆仰给焉。
户部之仓部与司农寺并掌仓储，尚书不过总其大纲，具体管理实在司农及州郡。京都官吏的俸禄请受，由司农主管。如京使之职当是主管直属内廷之仓廪俸食。
（一五）内庄宅使。 《金石萃编》卷一一四大中五年（851年）《敕内庄宅使牒》，具衔有“判官、内仆局承（丞）彭□，副使、内府局令、赐绯□□刘行宣，使、兼鸿胪礼宾等使、特进、知□□田绍宗”。三人并是宦官。关于内庄宅使的沿革、职掌近人考证甚详，今不赘述。(36)
以上列举十五使，大抵较为重要或多见于史籍，其他见于记载者也还不少。《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戊申敕：
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閤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
此九使本以宦官充当，这时已尽诛宦官，使名虽留，乃以文武官充。此九使中，小马坊、御厨、丰德库、客省四使即在前举十五使之外。丰德库当是内库。此种内库名目时有变更。据陆贽《翰苑集》卷一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知二库并玄宗所置。《文苑英华》卷九三二《仇士良神道碑》，大和七年（833年），“转大盈库，领染坊”。《隋唐石刻拾遗》卷下载《刘遵礼墓志》，记遵礼曾官大盈库使，时在大中五年。知琼林、大盈之类的内库例以宦官充使。陆贽请废二库，但大盈库唐末尚存。丰德库始于何时，不详。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称“后有左右三军辟仗使”，同书卷六六九《内臣部·朋党》称“田全操，文宗时为辟仗使”。《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胡注引宋白曰：“旧制，内官为三军辟仗使，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犹方镇之监军使。”(37)宋白叙辟仗使之职务甚为明白。
《隋唐石刻拾遗》卷下录《刘遵礼墓志》称：
（会昌）六年（846年）……加供奉官、转征仕郎、内仆局令、充监医官院使。
按《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药奉御”条云：“掌合和御药及诊候之事。”宫中医药本属殿中省，以后似归于翰林院。《唐会要》卷六五“殿中省”条载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敕云：
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
据此知殿中省之医官虽不废，实际上已是翰林医官的加衔。《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九“太常寺太医署”条云：
五代时，有翰林医官使。宋制，翰林医官院使副各二人，并领院事，以尚药奉御充。
宋制承五代，五代又承唐中叶后的制度。刘遵礼充任之“监医官院使”当即翰林医官院使。
唐代设置诸院使，多见记载。《金石续编》卷一〇《宫闱令西门珍墓志铭》称：
顺宗嗣位，爰选耆德以辅储皇，转为少阳院五品。永贞元年（805年）属今上龙飞，公以密近翼戴之续，赐紫金鱼袋，充会仙院使。元和元年（806年），改充十王宅使。
按少阳院太子所居，故云“以辅储皇”。《长安志》卷六《宫室》四“东内大明宫”条：“次北翰林门，内翰林院学士院，又东翰林院，北有少阳院、结邻殿。翰林门北曰九仙门。”据此知少阳院在翰林院北，九仙门之西南，相距甚近。《旧唐书》卷一四《顺宗纪》称德宗死后，“上（顺宗时为太子）力疾衰服，见百僚于九仙门”。《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805年）正月（按实是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始改元永贞）条：“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顺宗此时亦以太子居少阳院，所以能力疾出九仙门。(38)九仙门外为神策右军、右羽林、右龙武军驻屯之地，所以即在此见诸军使。又《旧唐书》卷一七五《庄恪太子传》记文宗谋废太子，称“太子归少阳院，以中人张克己、栢常心充少阳院使”。据此知德、顺、文三朝，太子并居少阳院，置使以主管院事。疑穆宗、敬宗为太子时亦居此院。《旧唐书》卷一七五《昭宗十子传》记宦官刘季述幽昭宗，立太子裕为帝，及季述事败，群臣请杀裕，昭宗曰：“太子冲幼，为贼辈所立。依旧令归少阳院。”可证直到唐末，太子仍居少阳院。
十王宅置于开元，《新唐书》卷八二《玄宗诸子传》末云：
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等王，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39)
所云“中人押之”，当即十王宅使。后来又称“十六宅”。十王宅使实际任务是监视诸皇子，《旧唐书》卷一七五《宪宗以下诸皇子传》末史臣所谓“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六宅”乃“十六宅”省文，亦即十王宅，十王宅使的任务就是防闲禁锢诸王。
王旦说：“皇城，司门也。”《唐会要》卷七八“皇城使”条称：
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
按时在唐亡之前一年，此时宦官早被诛戮，内诸司使如上所引《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所载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敕大都业已废罢，皇城使虽被保留，亦以朝臣充任。职务自当仍旧。
以上我们非常粗略地列举唐代内诸司使的职名、执掌等，疏漏当然很多。但就十分粗略的汇记，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北卫所属行政系统。这个起于唐代中叶的北卫行政系统，虽然由于宦官专权而产生、扩大，但并没有随唐末宦官的诛戮而废除，经历五代直到北宋仍然存在，以下我们继续考察唐末以至北宋初内诸司使的演变。
《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正月庚午，崔胤奏云：
“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记崔胤奏称“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两书都说崔胤请罢内诸司使，但“其事务尽归之省寺”一句，《旧传》所无。按内诸司使的机构十分庞大，职务复杂，宦官既诛，职务应当有所归属，崔胤原奏应有“尽归省寺”之请。但事实上不但当时并没有“尽归省寺”，直到宋代，仍然有诸司使列于省寺之外。《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敕：
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没有最后一句。据《考异》，这段记事出于《编遗录》，司马光说：“盖初诛宦官后，内诸司使皆以内夫人领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实录》改‘充使’为‘宣事’，误也。”据此知宦官诛后，内诸司使的机构曾由宫人接管，并未归入省寺，而这本来就是崔胤的初谋。《旧唐书》卷一七七《崔慎由附子胤传》云：
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
这一建议当时自然难以实行，天复三年由崔胤主持尽诛宦官，就实行了“以宫人掌内司事”的原来计划。但内诸司使的职务遍及宫廷及内外朝，非常复杂，不但“尽归省寺”只是空言，内夫人充使恐也只一部分专司宫内职务的使职。天祐元年“惟留宣徽等九使，余皆停废”，也只行于昭宗迁洛以后的短暂时期，其目的在于彻底剥夺昭宗在宫廷内的一点微弱力量，而不是真的要废除内诸司使，所以梁朝建立，这庞大的行政系统便重又恢复。《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云：
梁朝诸使司名目有：崇政院使、租庸使、宣徽院使、客省使、天骥使、飞龙使、庄宅使、大和库使、丰德库使、仪銮使、乾文院使、文思院使、五坊使（原脱“使”字）、如京使、尚食使、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内园裁接使、弓箭库使、大内皇城使、(40)武备库使、引进使、左藏库使、西京大内皇城使、闲厩使、宫苑使、翰林使。(41)
共三十使，乾文院使为文思院使改名，乃是重出，实为二十九使。租庸使唐代自开元至安史乱后，并以文臣充使，不属内诸使；左藏在唐代为太府寺所属国家正库，不闻以宦官充使。崇政院使即枢密使改称，司膳为御食改称，天骥为小马坊改称，乾文院为文思院改称，仪銮为同和院改称，并见记载。(42)尚食疑自御食使分置，其他诸使大抵仍唐之旧，有的使名虽不见唐代，职务仍同，如大和库之为内库使，宫院使主管内廷诸宫院，洛苑使主管洛阳内苑，唐代并有司此类职务的使职。因此，我们看到天祐废罢诸使，只是别有目的的临时措施。
梁代诸使虽大抵因袭唐制，却有巨大差异，即唐代诸使并由宦官充任，而梁代几乎全用武臣。
梁代虽然不再任用宦官充使，但唐代以枢密使为首的内诸使依然自成系统，与宰相为首的六部卿监并立。《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四开平三年（909年）四月朱温到河中，纪称：
壬寅辰时，驾巡于朝邑县界焦黎店，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至申时回。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
崇政院使为枢密使改称，这里称“崇政内诸司使”，表明内诸司使以崇政院使为首，实是唐制的沿袭。同书卷六《梁太祖纪》六乾化元年（911年）七月称：
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宰臣视事于归仁亭子，崇政使、内诸司及翰林院并止于河南令廨署。
本条同样以崇政使、内诸使与宰臣对称。
梁代内诸司使除崇政院使以外，见于纪传的都是武臣。任宣徽使的有张筠、赵縠、韦坚，任客省使的有张筠、元相，任飞龙使的有娄继英，(43)任内皇城使的有徐当，任洛苑使的有董璋，任天骥院使的有李随权，任庄宅使的有段凝，任宣和库使（这也是内库，《五代会要》未见）的有李严。(44)这些人中张筠、董璋、段凝、娄继英两《五代史》都有传，(45)其他诸人事迹不详。但观史载，他们的本官都是诸卫将军，均为武臣无疑。
据上所述，梁代仍然存在着一个以崇政院为首的行政系统，任使职的都是亲信将校。在诸司使的演变过程中，梁代上承唐制，下启宋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后唐庄宗时有一次反覆。
天复三年（903年）诛宦官，河东并未执行。监军张承业是辅佐庄宗灭梁的大功臣。庄宗建立后唐政权后重又任用宦官，曾经下诏招集流散四方的故唐宦官。《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称：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46)
《通鉴》说内诸使“至是复用宦者”，那时士人与宦官并用。人所共知，五代时枢密使权重，庄宗虽也任宦官为枢密使，但当权的枢密使是郭崇韬，并非宦官。任枢密使的宦官有张居翰与宋唐玉，而“邦家之政皆出于郭崇韬”，居翰等并不当权。(47)崇韬被杀后，庄宗又用宦官李绍宏。不久庄宗被杀，明宗李嗣源即位后，由于绍宏曾对自己有恩，仍被任为枢密使，(48)而当权的枢密使为安重诲，亦非宦官。以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再也没有宦官为枢密使，任此职者大多数是武臣。直到周世宗始尽用文臣，那时范质、王朴、魏仁浦、吴延祚等相继为枢密副使。
庄宗时诸司使兼用宦官与“士人”，例如同光二年（924年）四月既见内客省使、内侍省内侍杨希朗，(49)三年九月又见客省使李严，李严不是宦官。(50)可能用宦官则加“内”字，后来分为两官，内客省使较高，却不一定是宦官。(51)同光朝“士人”为诸司使见于纪传的有引进副使杨希询、马坊使康福；(52)宦官任诸司使的有宫苑使王允平、飞龙使颜思威。(53)
明宗时又一次大杀宦官，史籍所载明宗朝充任枢密、宣徽及诸司使者，朱弘昭历任文思使、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枢密使（见《旧五代史》卷六六本传）、孟鹄曾任客省副使（《旧五代史》卷六九本传）、李从璋曾任大内皇城使（《旧五代史》卷八八本传）；此外潞王从珂称帝，刘延浩曾为洛苑使（《旧五代史》卷六九本传），他们都是武臣，没有一个宦官。以后历晋、汉、周三朝，同样不见宦官任诸司使的记载。当然，不能断言后唐明宗以后绝无宦官任诸司使，我们知道诸司使职务不少一部分涉及宫廷，必须由宦官执掌，但他们是否充使，并无明证。总之，五代时，除后唐庄宗朝有一次小反覆以外，梁代以武臣充当诸司使的制度基本上长期沿用。
宋代官制继承唐末至五代的演变，诸司使成为武臣铨选的阶官，然而这一个系统却仍然被保留，枢密使、宣徽使仍然作为诸司使之首。枢密院不仅主管诸司使的除授，而且还主管内侍省官的除授，宣徽院掌管诸司使副和崇班内侍供奉官的名籍，甚至掌管诸司使副的别籍分产。(54)诸司使本来是实职，后唐庄宗时康福为马坊使，仍然主管马牧。(55)大概五代后期，用以位置武臣，有的成为虚衔。到宋代，诸司使职衔只用以表示中、高级武臣铨选上的品级高卑，虽有使名，并非实职。即使是本使，也必须加上管勾、勾当、干办等名义才能理事。本官不釐务，以差遣行事，本是宋代官制特点，不足为怪，这里只是指出直到宋代，至少在形式上仍然还保留以枢密、宣徽使为首的诸司使系统。
这个作为武臣迁转高卑秩序的诸司使职名，即使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也没有废除，直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废除所有诸司使副职名，而代之以某某大夫、某某郎等新的武阶官。(56)从唐代中叶到宋政和二年，大致经历了三百五十年，内诸司使行政系统的残迹才彻底扫除。至于诸司使的职务在先已以管勾、勾当等名义主管，以后也仍然这样，其中不小一部分有关宫廷的职务仍由宦官主管。
附记：本文为三十余年前旧稿，当时武汉大学迁徙四川乐山，书籍缺乏，只能就常见书稍加钩稽，极为粗疏。今稍加整理，也未能更多的搜集资料，特别是有关碑志，新旧出土的均未能引用，只是为研究唐代中叶以后宦官专政之局及诸司使系统的演变，聊备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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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使》条同，但“董秀”作“董廷秀”。
(2) 《挥麈后录》本条前一段叙枢密设置之始，以为“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微误。永泰至贞元但有掌枢密事，无使名。
(3) 宋项安世《家说》称：“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官，始以枢密归之内侍。”按承受和进呈章奏，出纳诏命，本为门下省职司，但宫廷中亦必经由宦官，上举高力士无枢密使之名而实居其任即是。疑与中书门下堂后官之枢密房无关。
(4) 其事实在光化四年（901年），本年四月始改元天复，《通鉴》纪年例从后改之元。
(5) 按见《容斋随笔》卷六“杜悰”条。
(6) 代宗时但有掌枢密，实际上也就是枢密使。
(7) 《文献通考》卷五八“宣徽院”条叙职务略同。
(8) 《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内枢密使吴承泌墓志》称承泌昭宗时以学士使改宣徽北院使。又《唐会要》卷七九《诸使杂录》下记天祐元年（904年）四月敕见“宣徽两院”，而二年二月十六日敕：“只置宣徽院使，以权知枢密事王殷充……其枢密使并宣徽南院使并停。”则唐亡前夕，南院合于北院，只一宣徽院使。
(9) 《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克明传》：“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按教坊伶人岁给亦由宣徽主管，击球诸人当是籍隶教坊，供奉宣徽。
(10) 八禁军指左右神策及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军，即唐代诏敕屡见的神策、六军。《樊川文集》卷七作“入禁军”，义亦可通解。
(11) “至”字，据《文苑英华》卷八〇五《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校改。
(12) 《文苑英华》卷四二三宝历元年（825年）四月《册尊号赦文》云：“京畿百姓多属诸军、诸使，或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兄子弟不受府县差役。顷者频有制敕处分，如闻尚未遵行，宜委京兆府重举用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十八日赦文条疏闻奏。”同书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赦文、卷四二九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南郊赦文》，都提到诸军诸司影占人户的事。又《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也载有这类诏敕多条。
(13) 二十四内司恐是泛称，所以有“二十四”的数字，或因尚书二十四司而起。
(14) 《旧唐书》卷一八四《程元振传》称“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新唐书》卷二〇七《程元振传》则称代宗即位前，元振已为“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据《旧书》卷一一《代宗纪》，即位后称“飞龙闲厩副使程元振为右监门将军”，知先已为飞龙副使，《新传》是。
(15) 《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册府》卷六六五《恩宠》。
(16) 《新唐书》卷二〇七《马存亮传》、卷二〇八《杨复恭传》。
(17) 《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称：“至德（756——758年）已后，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中（762——763年），凤翔节度请监牧废田给贫人及军吏已上者，相承数十年矣。”
(18)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八载《右军器使陈君暨东海县君徐氏志》，志文残缺，有“□右军器使”字，“右”上不知是什么字。这位陈君死于□元二年，跋文认为应是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证据是“县君徐氏”之父为司刑卿，而改刑部为司刑事在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咸亨元年（670年）复为刑部。按此说虽可通，但作开元二年（714年）也同样可通。妻父在四十五年前曾官司刑卿，死当在其后；女婿死在妻父官司刑卿后四十余年并不奇怪。但不管是上元或开元，开元三年前有军器使，与《会要》说合。至于这位陈君是否宦官，仍不明。因为唐代，宦官娶妻封赠和士人一样。
(19)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称元和八年（813年）召承璀为神策中尉，但不云先充内弓箭库使。《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元年（806年）二月甲辰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内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按内召在八年，至京师在九年，二月授官。但上引《彭献忠碑》，献忠为左神策护军中尉，十二年致仕，未曾罢任。献忠、承璀分官左右中尉，左、右二字易混，不知孰是。
(20) 《唐六典》卷四“礼部主客郎中”条、卷一八“鸿胪寺卿”条。
(21)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传》称：“八载（749年），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
(22) 《文苑英华》卷四二七《宝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同书卷四二八《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诸司诸使中并见“内宫苑”。
(23) 《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
(24) 《旧唐书》卷九七《钟绍京传》称“景龙中（707——710年）为苑总监”，知玄宗前尚不以宦官充使。《事物纪原》内园条引李吉甫《百司举要》云：“则天分置园苑使，后改曰内园。”又曰：“司农别有园囿使。”或者苑总监与内园使并存。
(25) 《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织染署令”条。
(26)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会昌五年（845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作“内中尚”，“内”下脱“作”字，指内作、中尚二使。
(27) 拙撰《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28) 此记由陈仲安同志见告。
(29) “赞命”下有脱文，疑下文“密付波至飙去”之“密付”二字错简，原作“赞命密付”。
(30) 见《翰苑群书》收录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
(31) 《旧唐书》卷一五七《李鄘传附孙磎传》。
(32)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杂录》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敕称：“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须留长教者，听用资钱，陪（倍？）其所留人数，本司量定申者（省？）为簿。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这里特举内教坊，以别于左右教坊。
(33) 任二北先生《教坊记笺订》页一二引《唐会要》，此条见卷八七《漕运》。按宦官加将军号乃常事，将作大匠却不可能由宦官充当，如果此将作大匠范安及与《教坊记》之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一人，则初置左右坊时仍以朝官充使。
(34) 《旧唐书》卷一七六《魏謩传》文同。
(35) 《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三年（838年）记文宗欲废太子事，胡注：“唐置如京使，以武臣为之，内职也，未知所职何事。”按王旦之说，如京使自当以宦官充，职在仓廪无疑。
(36) 日本加藤繁有《内庄宅使考》（《中国经济史考证》收录），引证甚详。
(37) 本条承陈仲安同志举示。
(38) 《顺宗纪》作“衰服”，《通鉴》作“紫衣麻鞋”，不同。按《昌黎外集》卷六《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上……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二十四日宣遗诏，上服见百寮。”紫衣麻鞋出九仙门，所见者乃诸军使，《通鉴》本此。次日始成服，故服见百寮，不云在九仙门，本是二日事。
(39) 《旧唐书》卷一〇七《凉王璿传》叙兹事较详。
(40) 按梁避朱温祖讳“成”字，不可能有皇城使，据《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三年正月胡注作“大内皇墙使”是，下西京大内皇城使，“城”亦当作“墙”。
(41) 《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敕“内官不应居外”条胡注列举梁代诸司使名，不记崇政、租庸、宣徽、西京大内皇城使，余同《五代会要》，乾文院使与文思院使亦并见。
(42) 见《五代会要》卷二四、《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同。唯云“同和院使为仪銮使”，同和院使唐代未见，但并不排斥唐末曾有此使。
(43) 《五代史记》卷四五《袁象先传》，称子正辞“以父任为飞龙副使”，象先为梁贵戚，正辞得官当在梁代。
(44) 以上并见《旧五代史》卷九、卷一〇《梁末帝纪》。
(45) 张筠，《旧五代史》卷九〇、《五代史记》卷四七有传；段凝，《旧五代史》卷七三、《五代史记》卷四五有传；董璋，《旧五代史》卷六二、《五代史记》卷五一有传；娄继英，《五代史记》卷五一有传，《旧五代史》卷七〇有《李严传》，与此宣和库使李严非一人。
(46)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二同光二年正月亦载此事，略同。
(47) 《旧五代史》卷七二《张居翰传》。宋唐玉于同光二年四月由内客省使升任枢密副使，见《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
(48) 《旧五代史》卷七二《李绍宏传》，又张居翰、李绍宏并见《五代史记》卷三七《伶官传》。
(49)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
(50) 同书卷三二《庄宗纪》六、卷七〇《李严传》。
(51) 同书卷六六《朱弘昭传》，天成三年（928年）弘昭以内客省使迁宣徽南院使，弘昭非宦官。
(52) 同书卷九〇《杨彦询传》、卷九一《康福传》。
(53) 王允平见《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六同光三年三月，颜思威见同书卷三四《庄宗纪》八同光四年二月。二人先后奉命采择宫人，故知是宦官。
(54) 枢密院、宣徽院职务并见《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55) 《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
(56) 见《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