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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代尚书省长官和他官参预朝政
《唐六典》卷一《尚书令》条：
皇朝武德中，太宗初为秦王，尝亲其职，自是阙不复置。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载子仪两表辞尚书令，即强调太宗曾为此官，自后废不复置，他说“岂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六典》本因开元令式成书，可知不置尚书令载于令式。
就唐事言唐制，对于不置尚书令的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不置尚书令隋代已然。文帝一朝不置尚书令，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二月以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那是为了酬答他拥立大功，是个特例。次年六月杨素即进位司徒，(1)名为尊崇，实是将他挤出尚书省外。隋代不置尚书令，当然不是避讳，只是由于尚书省位高权重，文帝、炀帝都不愿有这样一个上逼皇权的宰相。
隋既不置尚书令，主省事的归于左右仆射，称为宰相，(2)而左仆射尤为权重，处于朝廷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文帝初即位，开皇元年（581年）二月即以最亲信的相府首僚高为左仆射，直到开皇十九年（599年）八月，由于卷入了皇位继承的斗争，才被罢免，凡任左仆射十九年。《隋书》卷四一《高传》：
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
开皇年间任左仆射的只一人，地位和实权远在同时任职的右仆射之上。当时右仆射前后四人，开皇元年（581年）为赵煚，大概开皇三、四年间外任。(3)四年虞庆则，九年迁右卫大将军，由苏威取代。十二年（592年）苏威罢，杨素继任。十九年（599年）高罢，仁寿元年（601年）杨素由右迁左仆射，苏威再任右仆射。大业元年（605年）杨素为尚书令，这是隋代唯一的尚书令，明年迁司徒。(4)当杨素为尚书令之后，可能苏威以右迁左，卷三《炀帝纪》大业三年（607年）七月记“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苏威本是右仆射，杨素既迁尚书令，即以苏威为左仆射，纪偶失书。
自大业三年苏威罢左仆射后，终炀帝一朝不仅不置尚书令，而且《隋书》纪传也不见左右仆射的除授，尚书都省已无长官。炀帝宠任的大臣宇文述等没有谁当过仆射。卷四一《苏威传》称：
高、贺若弼等之诛也，威坐与相连，免官。岁余，拜鲁郡太守。俄召还，参预朝政。未几，拜太常卿。其年从征吐谷浑，进位左光禄大夫。帝以威先朝旧臣，渐加委任。后岁余，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按苏威为太常卿时已参预朝政，以后虽受炀帝委任，却没有复任仆射。就“五贵”的官职看来，包括了门下、内史（即中书）两省长官，而宇文述、裴蕴以他官参预。即此可知尚书省不置令仆，也别无尚书省官当权任事，实际上处于“尚书受成而已”的地位。
以他官参预朝政的制度其实隋初已然。《隋书》卷四三《观德王雄传》：
高祖受禅，除左卫将军，兼宗正卿，俄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
所云“四贵”当是开皇初事。开皇元年高已为左仆射。卷四〇《虞庆则传》云“开皇元年，进位大将军，迁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四年，庆则迁尚书右仆射。卷四一《苏威传》称“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俄兼纳言、民部（应云‘度支’）尚书……渐见亲重，与高参掌朝政”。所谓“四贵”，高为尚书左仆射，虞庆则为内史监，苏威为纳言，乃三省长官合议，而杨雄以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右仆射赵煚及门下、内史两省侍郎不在其列。这种三省或两省长官合议而以他官参政，隋代虽不必是常规，但仍然是唐代以他官为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的先声。
炀帝不置尚书令、仆成为惯例，直到炀帝死后，越王侗在洛阳即位时仍然被遵守。《隋书》卷五九《越王侗传》叙述他即位时的授官云：
以段达为纳言、右翊卫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亦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元文都内史令、左骁卫大将军，卢楚亦内史令，皇甫无逸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郭文懿内史侍郎，赵长文黄门侍郎，委以机务，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
按所谓“七贵”包括了门下、内史两省长官以及兵部尚书；内史令和纳言乃至各二人，又有黄门、内史侍郎，却没有尚书令、仆。段达、王世充、元文都、卢楚四人地位相轧，谁也不敢为尚书令、仆，也不甘别人充当，只能恪守大业旧例。即此可见令、仆之重。只有图谋利用李密抗宇文化及时才以李密为太尉、尚书令，那是一种权宜措施。打破这一旧例的是王世充，卷八五《王世充传》记世充发动政变，杀死元文都、卢楚后，称：
充寻遣韦节等讽侗，令拜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又授其兄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
那时王世充手握强兵，专制朝政，他要当什么官谁也不能抗拒，但却只称左仆射。这固然由于此时李密尚强，他的地位还不够强固，但也因为开皇以来左仆射就是尚书省主，权位极重之故。不久，他打败了李密，那就无所顾忌了。传称“充又令韦节讽侗，拜为太尉，署置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那时他以太尉专政，越过了尚书令，尚书省改为太尉府，实际上废除了尚书都省，从某种意义上仍守尚书省不置令、仆之制。
不置尚书令，以仆射主省事的惯例在一些群雄建立的政权中也可以见到。《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记建德破宇文化及后，除授隋旧臣官职云：
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5)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
传于建德败后，见左仆射齐善行、右仆射裴矩，未见尚书令。在先已见纳言宋正康、内史侍郎孔德绍，知建德于大业十三年（617年）称长乐王时，署置百官，已备三省，而尚书省不置令，(6)齐善行当是那时除授的左仆射，破宇文化及后，乃以裴矩为右。《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武德四年（621年）七月黑闼起义后，“又征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以掌文翰”。又称：
（武德）五年正月，黑闼至相州，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
据此知黑闼建立政权，悉遵夏制，大致也备置三省而尚书省不置令，但有仆射。其不置尚书令乃沿自隋代。同卷《李轨传》称轨武德元年（618年）称帝时，以曹珍为左仆射，本传又见尚书左丞邓晓，知亦置尚书省而无令。又同书卷五五《刘武周传》称，武周称帝，“以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却不记有谁当尚书令。
群雄中置尚书令的有王世充，以其兄世恽充任。(7)萧铣以张绣为尚书令，《旧唐书》卷五六《萧铣传》说萧铣称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所以打破了隋的惯例。此外还有个沈法兴，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法兴并未称帝，才以这样的崇高官衔自尊。隋末群雄当然不必要遵照隋制，但有些政权却仍然置尚书省而不置令，这也许是习惯势力。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隋代文帝一朝不置尚书令，但有左、右仆射，而左仆射尤为权重。炀帝时，杨素一度短期被任为尚书令，乃是特例。自大业三年（607年）苏威罢左仆射后，尚书不仅无令，也不置仆射。当时以门下、内史两省长官（纳言、黄门侍郎与内史令、内史侍郎）和他官参预朝政者共同执政。这种以他官参预朝政的制度可以追溯到隋初。尚书省长官虚位成为惯例，一直沿用到越王侗的隋洛阳残余政权。以后王世充专权，也只称左仆射而不称令。隋末群雄中也有一些政权，设置尚书省而不置令，但有仆射。据此，我们认为唐代不置尚书令虽亦由于太宗曾为此官，(8)但也是隋代旧制的因袭。而隋、唐不置尚书令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位高权重，有上逼君权之嫌。此外，唐代以他官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也是因袭隋制。
二 苏威请减功臣地以给民及隋初户口
隋代极盛时，户数接近九百万。口数四千六百余万。《通典》作者杜佑根据他所掌握的北周末年户口数字，认为自隋初到炀帝大业二年才二十六、七年（581——606年），户数激增了四百八十万有余。对于杜佑之说前人从来没有怀疑过。故友汪篯同志作了精详的论证，指出《通典》所记北周末年只有三百九十万户的数字未可信赖，并据《隋书·李德林传》，知开皇前期户数已达六七百万，推断周末隋初户数当在四百五十万左右。(9)这一论断是令人信服的。本文只是稍作补充，助成汪说而已。
《隋书》卷四〇《王谊传》：
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
按本条上承“及隋受禅”，下接“开皇初，上将幸岐州”。卷一《高祖纪》上记“幸岐州”在开皇元年十月前。则苏威建议当在元年。同书卷四一《苏威传》：
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
据此知开皇初苏威方任民部尚书，《王谊传》作太常卿误。又《高祖纪》上开皇元年三月戊戌记“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亦误，此时吏部尚书为虞庆则。但开皇元年称度支尚书，三年始改度支为民部，(10)故《通鉴》卷一七五陈太建十三年（即隋开皇元年）三月径作“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度支尚书”，从传不从纪，又改正本传作“民部”之疏，可见精审。(11)户口垦田本属度支（或民部、户部）执掌，(12)所以苏威有上述建议。
《王谊传》称“户口滋多，民田不赡”，则开皇之初业已由于户口的增长而授田发生困难。开皇初户口增多又有他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称开皇初，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有云：“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下文的纪年为三年，则此表必在元、二年间。所云“民黎盛于两汉”，当然是夸大了的，但户口增长应是事实。我以为户口增长，在于关中，亦即故北周境内，“民田不赡”主要也是在故北周境内。苏威所说“功臣”和王谊所说“历世勋贤”的“百官”主要均指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世袭贵族，因为山东虽也有“历世勋贤”的“百官”，却除了个别以外没有隋室功臣。所谓“爵土”实指赐田，封爵只是食封户，与土地无关。《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显庆元年（656年），迁太子太傅，尝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蒙赐地。志宁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帝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
于志宁为西魏柱国于谨的曾孙，所云“代袭箕裘”正可与王谊所云“历世勋贤”互证。那些“功臣”之地当然集中在关中。所谓“户口滋多，民田不赡”必然也是关中的情况，所以苏威建议削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至于山东地区（北齐故壤）的土地关系在隋初至少不会比过去更紧张。《通典》卷一七九“冀州风俗”条称邺郡高齐旧都，“浮巧成俗”，注云：
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伎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
迁入关中的衣冠士人大都应即原居于邺都的官僚地主。此外，北齐宗室王公全部被俘西迁。(13)这些贵族官僚在邺都周围占有大量土地。《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令：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
据此可知，北齐皇室、官僚、禁军在邺都及魏尹所属郡县内占有土地的广大是惊人的。北齐亡后，他们大量被迁入关中，所占的土地当然也被没官。这就是说，可供授田的田在邺都一带是大大增加了。而自建德六年（577年）至大定元年（581年）二月隋代周称帝不过四年，正如汪篯同志所说北齐境内户口在隋初不会超过齐亡时的三百余万户。故齐境内户口不增，可供授受的土地则在本来人口较密集的地区都有所增加，显然不会产生严重到引起度支部门关注的“户口滋多，民田不赡”问题。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周、隋之间，关中户口已逐渐上升。《通典》所举大象中周的户数（包括北齐旧境户数）仅三百五十九万的数字是不合实际的。
这种“民田不赡”的情况，以后也不可能缓和。《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又云：
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按本条“其年”，承上文为开皇十二年（592年）。志称“地少而人众”的地区是京辅（即关中平原）及三河（即河东、河内及河南）。京辅、河东是北周旧境，可知授田不足最严重的地区一直延续到此时。这是因为户口在持续增长，更因为“功臣之地”也在继续扩大。
三 杨雄高为雍州州都
《隋书》卷四六《韦师传》：
时晋王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并为州都督，引师为主簿，而（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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