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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世康弟世约为法曹从事。
钱氏《廿二史考异》卷四〇“北史韦师传”条云：
州都下疑衍“督”字。魏晋以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别流品。隋时避讳，改为州都，而去中正之名。后人校书，不达州都为何语，妄加“督”字，《隋书》既然，《北史》亦尔，真所谓以不狂为狂也。高自言勃海蓨人，而得为雍州州都者，赐姓独孤，独孤为代北贵族，周、隋之世，代人例称京兆人也。韦氏京兆望门，师又为州主簿，而世约位在师下，故世康以州都不平为恨。
按“督”字衍，钱说是，《隋书》卷二八《百官志》记“雍州置牧，属官有……州都”，《通典》卷三二正作“州都”（见下）。唯州都本为州都中正之简称，晋时已见，(14)北朝后期亦见于碑刻，(15)非仅因避隋讳始改称。又传称“司空杨雄”。据《隋书》卷一《高祖纪》上，杨广为雍州牧，事在开皇六年（586年），同书卷二八年十月记“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九年正月伐陈，二月废淮南行台，四月“拜晋王广为太尉”。杨广出任行台尚书令后虽也可能仍兼雍州牧，然开府置属必在六年。考卷四三《观德王雄传》载杨雄拜司空册文，首称“维开皇九年八月朔壬戌”云云，卷二《高祖纪》下记杨雄拜司空年月日并同。开皇六年杨雄官为右卫大将军，宗正卿，尚未为司空。《隋书》既误，《北史》仍之。此事又见于《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中正”条云：“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注云：
晋王广为雍州牧，司空杨雄、太仆高并为州都。
亦作司空杨雄，误同《韦师传》。高自开皇元年（581年）后久任尚书左仆射，本传不载曾兼太仆，即使曾兼，亦不当不举仆射高官而称品秩较低之太仆，疑本亦作“左仆射”，“左”字讹“太”，又脱“射”字（或后人妄删）。至杜佑以此证“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恐有误会。魏晋期间，州都与州大中正本是互称，确实权位兼重；北魏孝文帝重定门阀，州大中正也具有实权。到了北朝后期，仍由朝廷命朝臣为本州大中正，那时品评人士的九品官人法业已破坏，但州大中正仍然是个值得竞争的荣誉职称。此外，诸州刺史又自己辟举州都，这是州的僚属，地位不高。隋代不再以朝臣任州大中正，只保留作为州属的州都。《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记流内视品，雍州州都在视正八品，诸州州都在视从八品，乃是卑官末秩。这次杨广以皇子亲王任雍州牧，为了显示牧府的崇高体制，所以任命执政大臣杨雄、高为州都，又打破开皇三年定制、州佐由吏部任命的常规，而由州都选择出于本州高门的朝臣充任主簿以下诸曹。那是个特例，不能认为隋代州都普遍受到重视。大致不久以后，州都和县正（县中正，隋避讳去“中”字）即被废罢，杨广之后也不再有雍州牧府以朝臣充僚佐之事。所以开皇六年以大臣充州都，是隋代唯一的一次，同时又是魏晋以来州都或州大中正协助府主辟置僚佐的最后一次。
四 隋代大索貌阅的时间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本条不记年月，上文记年为“开皇三年（583年）正月，帝入新宫”，又称“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按卷一《高祖纪》上，突厥寇边事在开皇三年二月，吐谷浑寇临洮，事在同年四月。至于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屯田，据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似在三年以后。(16)以下又接书“京师置常平监”。本纪不载置常平仓事，《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部·常平》、《通典》卷一二《轻重》并系于开皇三年。《册府·邦计部》记事多本《通典》，而《通典》或即据《隋书·食货志》上承开皇三年，非必别有所据。《食货志》在大索貌阅条下即叙高为输籍定样，其事也不见本纪及《高传》，究在哪一年，难以确定。《册府》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记大索貌阅及高立输籍定样并在开皇三年，亦只是承《食货志》二事并上承三年正月之文而已，唯所得丁口称“于是计帐进四十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五百户”，与《食货志》微异。《通鉴》卷一七六陈长城公至德三年（即隋开皇五年，585年）五月甲申书置立义仓，按书大索貌阅及高立输籍定样，所述全本《食货志》，但系于五年。按置义仓在五年五月，《高祖纪》有明文，但大索貌阅及立输籍定样何以定在五年，不知所据。(17)
总之，大索貌阅的时间，《册府》与《通鉴》虽有三年、五年之异，其实同本《食货志》，而《食货志》的记年却是含糊不清的，因此，二书各本自己的理解确定年份。然而《食货志》之说，确切年月虽然难定，终究在开皇初。
另外一种记载却说在炀帝时。《隋书》卷六七《裴蕴传》：
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609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
按卷三《炀帝纪》上及《食货志》并不记此事。《通鉴》卷一八一记于大业五年九月炀帝自河陇返长安后，即本《裴蕴传》，唯稍有删节。《通鉴》两采志、传，以为隋代大索貌阅实有二次，一在开皇五年，一在大业五年。但这里却颇有可疑之处。其一，《裴蕴传》叙事似乎全不知开皇初已曾有一次大索貌阅。传称“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云云，若知开皇先曾有此措施，就不会这样说了。(18)其二，志、传叙惩处科条大抵相同，而传详志略，如，志称“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传称“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官司解职”四字传有志无；又如志但称“又开相纠之科”，而传详言“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似乎同出一源，而传更接近于原文。但志有“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则又传所不载，似乎是各有删节。其三，具体措施，既志、传略同，这就不是裴蕴创举，而炀帝却赞赏裴蕴之功，说“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也不太讲得通。其四，所获丁口，志作“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传称“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进丁只是“四十四万”与“二十四万”，一字之差，尾数并同；新附口则传于“六十四万”上无“一百”二字，尾数也相同。何以这样巧合，也甚为可疑。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隋代大索貌阅实止一次，若非《食货志》误“大业”为“开皇”，即《裴蕴传》所述全出虚构。我以为志文缀合诸事，先后失次比较常见，若说《裴蕴传》无端虚构此事，而且虚构得如此具体，还编造了炀帝夸奖裴蕴的话，却很少可能。因此，我认为如果大索貌阅只有一次之说可以成立的话，则事在大业五年有较可信。
《食货志》虽然有错误可能，但开皇年间在北齐境内确曾有检查户口的记载。《食货志》说“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也明确指出户口不实主要在山东即北齐旧境。《隋书》卷五五《乞伏慧传》：
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迁凉州总管……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
乞伏慧任曹、齐二州刺史，都曾检查户口，得户甚多。曹、齐均故北齐境内州，时间正在开皇初。卷五六《令狐熙传》：
蜀王秀出镇于蜀……以熙为益州总管长史。未之官，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喻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
按《高祖纪》上，杨秀为西南道行台尚书令，事在开皇二年正月，令狐熙为沧州刺史，亦当在二年，其令隐匿户自首，得户一万，当在二、三年间。四年朝高祖于洛阳，传称在沧州数年，“风教大洽”，其实不过二年而已。沧州亦在故齐境内，所云“山东承齐之弊”，更与《食货志》合。乞伏慧、令狐熙检括户口大致均在开皇二、三年间。又卷七一《诚节皇甫诞传》：
开皇中，复入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迁治书侍御史，朝臣无不肃惮。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诞为河南道大使以检括之。
此事时间较晚，但也可见开皇间常有检括户口的事，只是或限一州，由刺史主持；或扩大到一道，由朝廷特派大使，都不是普遍进行。见于《隋书》记载的开皇时检括户口止此三事，并在故齐境内，然故齐境内诸州检括户口在不同时间内进行检括的恐不止此三事，只是史籍不载而已。正是由于开皇年间故齐境内进行检括户口屡见不鲜，以致与大业五年大索貌阅相混。
附识：我于数年前讲授隋唐史，即持大索貌阅实只大业五年一次之说。后得读日本砺波护氏《隋的貌阅与唐初的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三七，1966年）一文，已有此说，但没有详论，疑日本学者别有论文。本文撮取旧讲义的一节，所论不知是否与日本学者相符，如果暗合，则本文草写在后，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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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2) 《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按卷四八《杨素传》，素先已官纳言，转中书令，而贺若弼但以素任右仆射为宰相。可知只有左右仆射才是真宰相，纳言、中书令虽亦预政，隋代还不被认作宰相。
(3) 赵煚为右仆射，见《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元年二月。卷四六《赵煚传》称：“征拜尚书右仆射。视事未几，以忤旨，寻出为陕州刺史。”据《高祖纪》开皇三年四月记“以尚书右仆射赵煚兼内史令”，四年四月记虞庆则为右仆射，则赵煚外任应在三年五月至四年四月间，首尾至少有三年，传云“视事未几”，误。又卷四六《赵芬传》称芬周末为东京左仆射，“开皇初，罢东京官，拜尚书左仆射……俄兼内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几，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按开皇元年高任左仆射，赵芬不可能任此官。即右仆射亦赵煚、虞庆则相继，知“左”亦为“右”之误。本纪凡拜仆射必书，却无赵芬曾为此官之记载，本传盖涉东京左仆射而误。沈炳震《二十一史谱》据《赵芬传》系高后，实误。
(4) 以上诸人任免并见《高祖纪》及本传。
(5) 按下文称右仆射裴矩，《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亦作“右”，夏政权之左仆射为齐善行，此“左”字乃“右”字之讹。《通鉴》卷一八七唐武德二年闰二月亦作“左仆射”，则其讹已久。
(6)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上武德四年（621年）正月记：“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降。”行台有尚书令，而都省不置，也是隋初旧例。
(7) 见《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619年）四月。
(8) 太宗于武德时为尚书令，因为他是亲王，而又有大功，只是特例。
(9) 《隋代户数的增长》，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汪篯隋唐史论稿》收入。
(10)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作“改度支尚书为户部尚书”，当是避唐讳改。《隋书》中唐讳或避或不避，不避，或由后人回改，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四有说。
(11) 《隋书》卷一《高祖纪》开皇三年闰十二月戊午记“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按元年称以苏威为吏部尚书，中间不记迁官，而本条又称以刑部迁民部，前后不相应。其实苏威元年即为度支尚书，本年度支改民部，并非以刑部迁。
(12)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不记百官执掌，卷二七《百官志》中记北齐度支尚书所属左户曹，掌天下计帐、户籍之事；右户曹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之事。《唐六典》卷三称“户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隋制多仿北齐，唐制因隋，则隋之度支尚书所职亦如北齐及唐。
(13)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四月乙巳记：“至自东伐，列齐主于前，其王公等并从。”
(14)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上疏论九品有云：“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称：“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所云州都即州大中正。
(15) 《金石萃编》卷三〇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颍州刺史敬使君之碑》碑阴题名见“州都陈始和”、“州都郭惠蚝”。
(16) 《赵仲卿传》云：“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复镇平凉，寻拜石州刺史……盗贼屏息，皆称其能。迁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总管。于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按仲卿于开皇三年（应即在二月）破突厥后，镇平凉，历石州刺史，在石州以治盗称能，必非短期间事，然后迁朔州总管，至早亦应在四、五年间。但据《仲卿传》又似先已兴屯田，则《食货志》或是终言之。
(17) 《食货志》于此前记赵仲卿为朔州总管，于长城北屯田，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五年十一月甲子称“以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是否因大索貌阅事在赵仲卿为朔州总管时或稍后，而五年十一月仲卿已去职，由源雄代为朔州总管，所以姑置于五年？
(18) 《通鉴》卷一八一删去此句，必因察觉到这一点，而且文帝一朝用刑严酷，也说不上“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