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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论》当以六艺统摄古今一切学术。今世所谓文学属于《诗》，政事、社会、经济属于《书》，人事、法制属之《礼》，音乐、艺术属之《乐》，本体论、宇宙论属之《易》（哲学当然在内。但哲学译自泰西，意云爱智，爱智即是执见，执见即是法执，应在破除之列，故其为名不妥）。若夫《春秋》之义，以今人语言释之，则所谓有正确之宇宙观，乃有正确之人生观，知宇宙自然之法则，乃知人事当然之法则也。此六艺之统摄今世之学术也。经、史、子、集之分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前此但有甲、乙、丙、丁之分部而已。《太史公自序》附于《春秋》，史部本为经之支流，后世史书多不足以语此，惟《纲目》为有此义。章实斋所云“六经皆史”，实颠倒见耳。是故史部可附于《春秋》。老子观变甚深，出于《易》。孟子长于《诗》，而其说性善、言仁义，实本于《易》。其所为书，语不及《易》，善《易》者不言《易》耳。邵尧夫言“孟子得《易》之体，老子得《易》之用”，深为得之。墨子出于《礼》，名家、法家亦出于《礼》而失之者。荀子本通六艺，而言性恶则是其失。其言礼，主法后王，故开法家，其后学出一李斯，便乱天下。庄子文辞华美，出于《诗》，其义汪洋自恣而无端崖，实出于《乐》。乐主和同，为说太过则有此失。是故子部可附于群经。至于各家文集，皆可附于《诗》。此六艺之统摄四部也。班氏《艺文志》以诸子为出于王官，实则应谓出于六艺。子部既各有所属矣，此六艺之统摄九流也。《易》可以统《礼》《乐》，《春秋》可以统《诗》《书》，此六艺之互相统摄也。一切学术莫之能外，此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者也。然此仅轮廓而已，是当有以实之，乃不徒托空言。自来说经各家得失互见，言《礼》当宗康成，传《易》应推伊川，朱子《诗传》不尽可据而大义不误，《尚书》应用《蔡传》，《春秋》应推《胡传》，杜预不及也。六艺之传各有流失，自先儒未尝以为讳，是当依佛氏判教之法一一别之。班氏《艺文志》叙录各家，亦皆明其短长。近人廖季平所为书，颇有判教意味。初分今古，以为《周礼》古文，《王制》今文，故不尽符合。比如郑氏说礼，有违异处，则以属之殷制，或以汉制说《周官》，廖氏伎俩亦无以异。继而讲小大，举经中言小大处，如“大同”、“小康”之类，一一排而比之，其意以为小者不必是恶也。最后讲天人，以为《诗经》所言，全是天事，以“聊乐我云”为“聊乐我魂”，其言乃荒诞不可究诘。廖氏虽经文熟，天资高，而不知义理，不读佛书，向壁虚造，臆说武断，流而为康有为，误人不浅。吾书如可下笔，自当矜慎出之，“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孟子叙列圣之传，当仁不让，直接尼父。而伊川之为《明道行状》，亦以上继孔孟。子张云：“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士固不可以不弘毅也。往者吾尝注《大学》，依义学之法释之，与先儒规模不同，而条理明晰，易于领悟。既而毁弃之，嫌其有类于佛家面目，疑若蹈习窠白也。
“经”字就字义言，是线装书，佛经谓之修多罗sutra，亦以贝叶为书，以线贯之，略如中土之竹简韦编。就义理言，则是常道，所谓“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也。如实而言，须知六经非是圣人撰造出来，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圣人岂能取而与之？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盈天地间莫非经也。寒暑昼夜，阴晴朝暮，乃至一人之身，语默呼吸，作息行止，何莫非《易》，不必限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政事之得失，国家之治乱，人物之贤否，何莫非《书》，不必限于今古文若干篇也。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拘泥文字、寻行数墨者流何尝知六经之外别有一部没字真经耶？但此文为一般人言之，自不必惊怖其说，以为茫无端涯。此是了义教，不可为初学说法。遽为说此，便束书不观矣。
“博我以文”是六艺之文，“约我以礼”是六艺之道。
六艺可以互相统摄。邵康节以四时配《诗》《书》《礼》《春秋》，谓四时有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其余三季准此。实则《诗》亦有《诗》之《易》，《诗》之《诗》，《诗》之《书》，《诗》之《礼》，《诗》之《乐》，《诗》之《春秋》，其余各经准此可知。
吾说六艺，颇采义学家方法。佛法有折、摄二门，二门原是一门。虽推论远及西方，未尝有外之之意。
六艺统诸子，理固如是，但流派既分，亦不必泯其差别相。必谓诸子之名可以不立，似亦少过。
今人受科学影响太深，习于分析，于六艺内容一无所知，而轻视渐甚，故于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必不肯信。
今人讲国学者，以经学、史学、诸子学并列，而不知其皆统于六艺。吾以六艺统诸子，非欲径废诸子学之名也。
将来作《六艺论》，辞当简约，不必引书，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
论经术、经学之别云：汉人言经术，通经可以为政，国有大疑大难，每以经义断之；唐人专事注释，便成经学；宋人以义理明经，见处远过汉人，乃经术正宗。书院讲习，亦此志也。
先生讲剩语一则，指陈六艺流失云：不觉即是愚，不如实即是诬，贵安排即是烦，骋言说即是奢，执人我即是贼，惑名言即是乱。
问：“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请易“统”为“类”何如？答云：类是别相，统是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总别亦是一相，非有胜劣之意在乎其间。必若以此为病，则是安于一曲而昧乎大方，是以求通而反碍也。
先生尝欲作《六艺论》，又拟作《四学考》。自云：须将有关之书重翻一遍，此时殊有所不暇耳。《六艺论》有两种作法：一为长编，须引征广博；一为短篇，则但作扼要之论可矣。
《诗》首二南，《书》首二典，《易》首坤、干，《礼》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孝经》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而后分论天子、诸侯以及庶人之孝，皆是先从本源上提起一个大头脑来。《会语》取义亦同，故名相之事置之其次。至于非议之来，如蚍蜉之撼大树，吾但据理而谈，理本如是，宁恤人言耶？
问《五行大义》，先生云：其书尚好，多有根据，惟所谓“大义”，终嫌义小。术数家言固所应尔，欲明五行，当读《洪范》，惟《洪范》殊不易读。《蔡传》根据朱子，释“皇建其有极”甚精。
说《洪范》君、臣之义，因云：君臣皆可从一人身上讲，不待远求。君即是体，臣用；君即是理，臣即是气。臣而作福作威，则性命于气，岂不危哉。道家守丹田，《素问》亦以君臣分论脏腑，有所谓“膻中”者，好恶之所从出也，其体当俗所谓心口处。养生家解《老子》，以国为身，以上国为童身，虽非《老子》本旨，其于气可谓守之精矣，然终不知有理在。至于后世，史乘绵绵，虽未尝一日无君，然无其德而居其位，虽虚有君名，君位犹之虚悬也。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写字，识得笔法是礼，气韵便是乐。
仁主理，义主事，理为阳，事为阴，仁是体，义是用，刚柔是体用中之相。
先生以所为《孔子闲居篇》注释示学者云：当修五起，行三无，乃至于五至，孟子养气之说原本此篇。五起每以气志连说，须是志于道，乃能帅气，气塞于天地，乃能气志如神。康成注太粗，全说向外去，不知圣人之言全是说向里来也。
《大戴礼•盛德篇》论《周官》大义甚精，而自来言《周官》者征引多不及此，不知何故。
《大戴礼》论羽毛鳞介各得阴阳之气以生，与《华严》所论相合。
《儒行》之言太繁，圣人说来决不如此，《礼运》亦可疑。但伪书亦有精要语，须自己体究既久，自能分别观之耳。
问：乡三物“六德”有圣，圣何以与五者并列，仅为一德？答云：合而言之，则一“仁”字已足；开而为二，则曰仁、智，或曰仁、义；开而为三，则曰知、仁、勇；开而为四，则曰仁、义、礼、知；为五，则更加信字；为六，加圣则为六德。此处“圣”字非大而化之之谓也。四教配四德，以《诗》配仁，以《书》配知，以《乐》配圣，“圣”字从耳，闻声而通，以《礼》配义。孔子六艺之教，身通者七十二人，非指礼、乐、射、御、书、数，而指六经。以六艺配六德，则《易》可配中，《春秋》可以配和，中者大本，和者达道。《易》为体，《春秋》为用，本可以相通也，余颇疑“三物”之说系汉博士所为，其可疑不在六德，而在六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经》所言天子之孝，意义广大，睦、娴、任、恤均可包括在内，而任、恤之说尤近墨家言。颜习斋、李恕谷近于墨，故于乡三物反覆致意焉。
《系辞》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如有思为，便是与《易》不相应。程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正是《系辞传》注脚。立民问有心之义，答云：圣人与人同，故不能无心，视、听、言、动皆心也。圣人祗是不假安排，自然合理，理行乎气之中。又云：有一毫私吝心，便与天地不相似。又云：习气亦不易知。
《本义》立名，即以《易》本为卜筮之书，然《大传》明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谓因卜筮示诫则可，谓《易》道尽在卜筮则不可，故读《易》当从伊川入。《折中》《程传》系《本义》之下，非也。
学者说孔子于《易》独得之秘。批云：圣人之道，人人可得，何秘之有？此语施于诗文评则可，以之说经亦嫌不庄。
“复小而辨于物”，“小”谓几微。
《升》卦“顺德”，犹言顺理也。
熟玩《家人》《睽》二卦，可以尽处家之道。
观象与观物有精粗之别。六十四卦皆象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于细民何责焉？读《易》自当观象玩辞，反躬以求体《易》之道，方切。
学者说《观》卦。批云：以十二消息言之，则《观》为八月之卦，是阴长。然《彖传》则取“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九五为观主，为民所观，则以群阴为民，其像甚明，不取阴长之义。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美其以巽体居正，安有进而逞暴之象？以六三之“观我生”为观四，则九五之“观我生”为观上邪？此说穿凿，不合经旨。
六子各得《干》《坤》之一体，故欲体《干》《坤》，必用六子。五事正出性命之一源，故“欲顺性命，必敬五事”二语最吃紧。《咸》《恒》向来说男女，不知男女祇是假象，以说言行，理实符合。《宜山会语》说四勿、五事，或略思，或言貌，或言行动，其间互相该摄，剖析尚自分明。
“吉人辞寡”，非是故为简重，语皆应理，自然简要。
学者未至于见性，终是个《未济》卦。
《杂卦》“杂”字，是“杂物撰德”之“杂”，非杂乱无序之谓。卦爻虽极其变，莫不有序，即此是礼，亦即行布；万变不离其宗，乾坤阴阳，统摄一切，即此是乐，亦即圆融。故《易》为《礼》之原也。
圣人本领直是大。“《干》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看他只下一个字，而尽一卦之理，夫岂他人所能及。
吾讲观象，刊落枝叶，直抉根源。如《论语》统摄六艺，《孝经》总该性德，《礼记》二篇，《诗》《礼》要义不外乎是，皆是提出一个大头脑，直接本源之谈。惜听者等闲视之耳。
说观象举例云：《比》乐《师》忧。 《比》以阳居君位，天下所归往，“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得志，泽加于民”之象，故乐。 《师》以阳居阴位，贤人穷而在下，“君子以容民畜众”，人亦归之，然“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故有忧在，所谓“吉凶与民同患”也。关氏《易传》虽云伪书，然其说“履而不处，周公是也；需而不进，孔子是也”二语甚精，固不得以其伪书而少之。彭逊之尝言：人身便是一个《泰》卦，耳、目、鼻孔皆为偶，口及下窍二皆为奇，倒转则为《否》卦，故曰“否之匪人”。此亦先儒所未说，彼自有所悟。依吾说三画卦，则头为奇，手足为偶，便是一个《艮》卦，故人须是用《艮》。艮，止也。一阳止二阴，当止而止。虽亦有阻义，固非险阻之比。
宇宙便是一部《易》，人之一生亦是一部《易》。
伏羲画卦时，当已有文字。八卦合以消息，是为十言之教。既有卦矣，卦必有名，如无文字，名从何立。
《易》每以言、行对举，《论语》说视、听、言、动，《洪范》说视、听、言、貌、思。见于事者谓之行，现于身者谓之貌，发于心者谓之动，而思为之本。“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听所以为学，“心之官则思”。“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惟就视、听、言、动上说来，乃见其不可离耳。“克己复礼”之“礼”，即是天理之“理”，道理之“理”，未至于此，私欲犹自未尽，犹未免于不仁也。昔人有夜半见明星而悟者，如佛是也；有闻雷而悟者，如赵清献、陆象山是也。吾人夜夜见星而不悟，是视犹有未明也；每每闻雷而不悟，是听犹有未聪也。果能自加修省之功，体之身心，验之梦寐，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则浊者可清，昏者可明，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者是也。其或当时不即见效，只要究心一番，事后寻思，自然记起。如摇笔为文时，旧日所读书自然奔赴腕底也。但患长日昏沉杂乱，则纵使读书，亦只有浊者益浊，昏者益昏耳。
释“洁静精微”云：洁静即是止，精微即是观。洁者，不染污义，“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也。静者，不躁动义，不昏沉掉举散乱因而至于乖缪也。精者，不夹杂义，犹米之精凿也。微者，深密义，不求人知而己独知之。《诗》美成王曰“夙夜基命宥密”，《礼》所谓“无声之乐”也。
《系辞》注以韩康伯为佳，吾当更注之。
伊川《易传》不可不备，患难中尤当常读之。《性理精义》亦应备一部。
问李翊灼《周易大义》，先生云：无所发明。分今古文已不必，以天地宇宙乾坤分割而配合之亦不是。《易》言天道而不外人事。渠虽亦言人生标准，不知《易》乃变动不居，不可以标准刻定之。与其说人生标准，终不如“人道”二字为妥也。
说《周易》观象大旨云：诸子各有观法。老氏言“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庄子•逍遥游》，游即是观，谢无量先生尝言之，《列子•仲尼篇》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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