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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篇》可证（案：此指壶丘子论游观一段。圆括号内字为记录者所加。下同）。陆游字务观，亦本于此。佛家有华严三观、弥勒九观、四念处。儒家则观象之法，《系辞》为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乐记》亦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与《系辞》恰相合。“万物散殊”，分殊也，故礼主别异；“合同而化”，理一也，故乐主合同。即同见异，即异见同，故《易》者，礼乐之原也。惟观慧之生，须先修止。观者不必以目，六根门头皆可放光，但不修止者，不足以语于此。
寂而后能感。心体本寂，故感无不通。寻常散乱心所感，全成窒碍，非复心之本体。
物之象即心之象，象祗是自心之影。
《三传》以《公羊》为最精核，《谷梁》亦尚谨严，《左氏》则详于事迹而疏于义理。但何休说《公羊》亦有错处，如言孔子有黜周王鲁之意是也。又谓孔子有意弃周之文，反殷之质，亦稍过当。孔子所言“拜乎下，礼也”及“礼，与其奢也宁俭”云云，均有以质补救文胜之意，冀其不偏耳。是以颜渊问为邦，答以四代礼乐，又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与三世之说相当。据乱之世用霸，而齐为五霸之首；升平之世用王，鲁存周之礼乐，可以表王；太平之世用帝，则变而至于道矣。《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谓用帝时也。
论学者治《春秋》云：仍是求之于例，不见大义，义是活泼泼的，例则死板板的。孔子作《春秋》，何尝有例？以例求之，治史之法也。微言未尝绝，不会则绝，七十子犹或难之；大义未尝乖，识小斯乖，后人自不识耳。
《春秋胡传》得圣人之用心者十之六七，亦有求之稍过者，或乃有为而言。朱子尝疑其近于严刻。如康节以《春秋》为圣人之刑书，此语亦似失之。治《春秋》可撮举事类，分别列表而究其义，不可但以例求。盖有文同而义异者，非例所能推也，此最难明。从前治此经者，多祇言例，往往失之。诚能精心深入，固大有事在。
问治三礼。答云：“三礼”亦是门面语。学者每为名物度数所困，汩没一生而不知大义。试思《论语》所说“学诗”、“学礼”，宁指“三礼”邪？吾说《仲尼燕居》虽简，而礼之大义在是，善学者当自得之。
圣人嘉善称其终，而恶恶严于始，故始用火攻，《春秋》贬之。今夷狄入寇，始用机械化部队，自是圣人之所痛恶。
华夷之辨，不应以国土人种为别。
《论语》首章“说”与“乐”是《乐》教，“不知不愠”是《易》教。君子是成德之名，不必在位（素位而行，夷狄患难莫非其位，不必定指爵位）。“不见知”即“不见是”也，“不愠”即“无闷”也。第二章“不好犯上而好作乱”云云是《春秋》教。依此说去，《论语》章章皆六艺之教，可发前贤所未发。姑为笔札，将来作《六艺论》可作底稿。
释聪明睿知云：象山有言：“汝眼本来自明，汝耳本来自聪，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弟。”常人聪明多是误用，目欲色，耳欲声，溺于物故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洪范》说视、听、言、貌、思，《论语》说视、听、言、动，佛氏言六根，惟圣人乃能践形，能得其理。聪则“声入心通”，明则“目击道存”。睿知说心，心之官主思，“思曰睿，睿作圣”，此当佛氏所谓般若智。到得圣人地位，则聪明睿知，六根门头无不放光动地，全是大用也。
《论语》每以古今对举，而思古薄今。孔子云“信而好古”，由今视昔，其人与骨均已朽，其事已往，是故信古者须是信其理。如以事言，则“天王狩于河阳”，“赵盾弑其君”，固均非事实也。古亦有可疑者，如孟子之不信《武成》，直以义理断之，乃能断得分明。
《论语》“夷狄之有君”一章是《春秋》教，当是为吴季札而发。美其让国，犹泰伯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
《论语集注》须与何晏《集解》比较读之，乃知朱注之精。《集解》全是玄学，令人无从捉摸。例如“志于道，据于德”一章，《集解》但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德有形，故可据”，实本《道德经》“道失而后德”之旨。朱子则云“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下语如千钧之重，字字不可移。“德”字先作“行道而有得”，后乃改作“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均是的当亲切，绝不蹈于玄虚。
“论”字从龠省，便有和乐之义。传者，传也。“传记”之名，不如“宗经论”、“释经论”为佳。
《论语》之言简，《孟子》便详。濂溪之言约，二程便广，《朱子语类》更加博矣。所以然者，为后人说法，不得不俯而就之，陈寿《诸葛武侯传论》言之详矣。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不必指三百篇，礼不必指三千三百，乐不必指五声十二律，但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耳。
程子言：“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颜、孟气象容易了解，独孔子之明快，吾尝疑之，意圣人言多含蓄，不当以为明快也。继而思之，孔子直是明快，以其语语澈上澈下，无所盖藏，故曰：“吾无隐乎尔。”
问：《论语》出七十子后学所记，而于孔子弟子过失皆不讳言，何不隐恶？答云：示教岂可为隐？为贤者讳，别是一义。
问：程子说《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近见西人苏慧廉所译《论语》，绪论中举子华使齐、冉子退朝两章。答云：子亦通称，不必定出门人。《论语》自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其间或出游、夏之手者亦有之。但以领会全书为要，苏慧廉辈琐琐考据，何足道哉！
凡经传之言，祗是一理，自不相违。孟子不必定根据《大学》，其言自然符合，不得有异耳。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故忧患为进德之助。然且勿为出位之思，尽其在己所得为而已。
孟子说“尽心知性”，当《大学》“格物致知”。
举皇侃《论语义疏》“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示学者云：此章引江熙说云：“叶公惟知执政之贵，不知天下复有胜远，故夫子欲子路抗明素业，无嫌于时，得以清波濯彼秽心也。”似此文字大佳，玄言亦何可废。吾之为人讲说，亦是此意。举世滔滔，积非成是，吾亦是冀以“清波濯彼秽心”耳。又云：马融言“君子儒学道，小人儒矜名”，此汉儒之说，亦不可废。
问“游于艺”，云：“艺”字本义是种植，《诗》所谓“我艺黍稷”者是，此与英文culture一字颇相当。乡三物以礼居六艺之首。《荀子•礼论》篇云：“礼者，养也。”“养”字之义正与培养黍稷之意为近。教育亦艺也，要亦贵能培养。但乡三物所谓礼、乐，仍就事上说，非其养也。居今日而言六艺，射御既皆不习，乐又早亡，其事虽缺，贵在能通其义。能通其义，则言即是乐，行即是礼，真须臾不可去身者也。
孔子言：“去兵，去食，无信不立。”去食之义，盖今人所不解。兵之为物，老子云：“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易》云：“圣人以除戎器，诫不虞。”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兵宜备而不用。汲汲用兵，霸者以下事耳。今西洋各国竞事工商以求富，因而不得不求资源，不得不争市场，复为保护工商利益计，不得不养兵。然而工商业虽有所得，转耗于兵，故国家愈富，适以愈成其贫。
“老安，少怀，朋友信之”，较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一步，无所谓己矣。肇公云：“圣人无己，靡所不己，会万物为自己。”既曰浑然一体矣，而又有物现前，便自不是。《大学》讲洁矩之道，而以上下、左右、前后言，用字妥当。譬如一人之身，尽可有上下、左右、前后之分，而仍不害其为一体也。黄道周《孝经集传》言圣人之视草木鸟兽犹身体发肤，故杀一兽、断一树，不以其时，以为非孝。此与西人所谓征服自然意味大不相同。西人自倍根说“知识即权能”一语先已错起，沿流而下，遂有征服自然之论。
孔子之言直捷了当，老子则好转弯，如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之类是也。孔子说“为政以德”，若出老子之口，则云“以德为政”矣。
孔子是明快人，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快即是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也。观其答鄙夫之问，何等明快！
孟子所说“民为贵”之义，与后世之民治主义不能牵合比附。“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师”，君之与民，本属一体，非判而为二、彼此对待者也。
《孝经》总摄，《论语》散见。
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直指人心，最为亲切。仁与不仁之别，实即迷悟之别。务外求名，皆是心术之害，皆不仁也。
孟子直指本心，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稍知自爱，断无起此心者，然事有近于此者，不可不辨。
《论语》较《孟子》为简，孟子之时，固自有其不得已处。张子韶《孟子传》便多信笔自写己意处。
孔子所说之事皆是理，所说之用皆是体；老子反是，其言理也，皆是事，其言体也，皆是用，此孔老之别也。孔子言“为政以德”，“修己以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所言皆是事，而无一非说理，皆是用，而无一非说体。“四时行，百物生”，是从用上说，而“天何言哉”，则泯然无迹，其言平实。老子处处讲用，其语多险，流弊遂多，后世阴谋家盖由是启之。老子惟首章最好，以下则不能尽纯。如众人如何，我独如何云云，似有自喜之心，疑与首章语言不伦，想不免六国时人为之搀乱。老子是否应关尹之请即为著书，亦一疑问。先秦古书皆难读，惟《论语》《孟子》为可靠。《礼记》出七十子后学之手，《中庸》《大学》最好，《乐记》《曲礼》亦好，《礼运》大同、小康之说便近似道家言，《王制》似出汉博士所为，《儒行》亦不类孔子之言。是故经未尝不可疑，疑经始于孟子，而要当以义理断之。赵岐称孟子长于《诗经》《书经》，孟子去孔子未远，而于《武成》祇取二三策，断之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是纯从义理上辨别得来。讲考据，则不必可靠矣。但从义理上断制，须是自己义理纯熟，方能辨得分明耳。
问：人性既善，恶从何来？答云：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不善之来，起于薰习。又《乐记》云：“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恶之细微者，祗是无节，发而不中，过与不及皆恶也。此在佛家即是无明，由于一念不觉，故有昏失。
读《遗书》《语类》，观其语言时有抑扬，前后有时不同。须知此是对治，病不同，药亦不同，本无此病，何必此药？《论语》所记，“与回言终日”，除问仁与为邦外，皆不得闻。想来颜子高明，夫子与语者非是对治，自外则皆对治语也。即如仲弓问仁，而告之以敬，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乍看似不相干，实则仲弓天才高，而于“敬”字工夫或有未足，近于桑伯子之俭，故告之以敬，而仁在其中矣。又如一贯之旨，尝以语子贡，又尝以语曾子，旨义虽同，而所以告之与其所以应之者，均不相同。子贡聪明，故开口虽错，立即自疑其非。然闻一贯之说，竟无下文，可见承当不下。曾子则时机既熟，一呼便唯，谇啄同时，千载一遇，令人欣喜庆快。释氏云：“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可惜子贡竟未上钩耳。有问于佛者，先告以定法，次日又告以不定法。问：如何昨日是定法，今日是不定法？答云：昨日是定法，今日是不定法，皆对治之谓也。顾虽云对治，闻者亦均有益。佛家说闻击涂毒鼓者，远近皆死，但有迟早耳。
《太极图说》及《通书》直接《易经》，《西铭》直接《孝经》，《二程遗书》直接《论语》。《外书》则时有精语，但多没头脑处。《朱子语类》收罗广博，不及《二程遗书》之精。治朱子学者，于《四书集注》求之足矣。
说：“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因云：绍兴陶氏为大姓，族长某先生尝见告，族中子弟良莠不齐，平日恶之而无可如何，岁时致祭，少长咸集，叆然忾然之余，顿忘恶之之心云云。其言甚好。致斋致思之后，自己精神与祖考精神感通，便觉合族如一，忘其有身。实则祖考精神即是自家精神，故曰“祭如在”也。祭义难明在此，此非口舌上事。今人言及孝弟，自以为无甚亏欠，语以“尽性至命”，则承当不下；言及礼乐，自以为可以了解，语以“穷神知化”，则又视为玄妙。不知性命神化不离乎孝弟礼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也。今人又好言生命而不及性命，好言文化而不及神化。语其粗不及其精，而不知精者即在粗者之中，所差祇此一点，明乎此，则动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易》云：“穷神知化，行之盛也。”《乐记》言：“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其义密合。“悴然现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君子之神化也；“天地位，万物育”，圣人之神化也；“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之神化也。“其为物不贰”，一故神也；“观其生物不测”，二故化也。性命之理，人之所受于天，圣人未尝多，凡夫未尝少也。
礼属阴，乐属阳，言属阳，行属阴。言即是乐，行即是礼。“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阴阳感通，理固如是。圣人教人，遇高材悬解之士，固可相喻于无言，否则亦须语言感通。其或言行不足以感人，自是犹有过咎在。即如天气寒暖无常，而人受感冒，可知气本相应，若不尔者，不至感染也。
阴阳一气，仁义一事，动静一理，寂感同时。言，乐也，属阳。行，礼也，属阴。
德有礼、相、用则可，以体、相、用为三德则不可。九卦相望说为体、用，亦可，但不可立“体德”、“相德”、“用德”之目。
问：《大学纂疏》十七页有云，若说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则似不成言语。窃疑事物之理，天下之公，故物上不容着“其”字。若“知”字上着“其”字，似无碍否？答云：知即知此理。知亦是天下之公，人所同具也。
中土固有学术，将来难免如印度大乘教之落没。然印度经典之亡，中土能传译之，中国学术一旦沦亡，西人无译本，中国人又不能自为之，是诚可忧者也。
文化即是礼乐，礼乐本于孝弟，孝弟本于爱敬。礼即是行，乐即是言，故礼乐即是言行。
行之顺理者谓之礼，言之足以感人者谓之乐。存诸中者尽是孝弟之心，斯见于言行者，莫非礼乐之事。
天地间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如是而不已之感应道理便是化。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这个“动”字，就是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