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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squo;合’字。”天人本一故也。
客有谈西洋思想者，先生云：思想，名词不妥。依五蕴说来，“想”以取相为义，犹是虚妄。今异说纷纭，各不相同，皆是虚妄，而非真知。真知无有不同，人人同具，无有增减，无有彼此多少。今但贪求知识，则有多有少，前日以为是者，今日更睹一说言之成理，便以为非，可见终不可靠。
探究西方学术，须得其人，又有余暇从容将事。今译述芜杂，不堪入目。是当有人究心本国文化，沉浸六艺，文词足以自达，然后着手移译专集，兼及史传。润色之事，吾虽老，得其人尚可与共为之。但缘不具，亦不可强求耳。
实理与今言思想不同。《大学》首言“明德”，是人性本具之实理，尽人皆同；思想则是安排撰造出来的，故因人而异。条理亦是自然的，组织则是人为的，此时人习用语，以之说经则不类。
科学若不应理，则不成其为科学。彼发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科学本身安有过咎，制器尚象，若以利民，亦冬官之守也。今用以杀人，则成大恶，恶在用之不当耳。
岁甲辰，当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余初至日本。时尼采书新到，风行一时，中国尚无知之者。其后王静庵东渡，始以介绍于国人，译名亦彼所定。实则尼采虽才气横溢，不可一世，情绪乃近狂人，卒成心疾，殆如中国徐文长一流人耳。
夏灵峰先生震武，文学昌黎，气势盛，后人罕能及之。持丧之严，宋儒以后殊不多见。有田八十亩，弟子来自四方，贫不能自给者，每赡给之。晚年困甚。此在儒家，可谓独行。早起坐床上背《孟子》，朗诵之以为常云。
问顾亭林，先生因而论及船山、梨洲云：三人者，顾为上，王次之，黄又次之。文辞亦当推亭林较为修饬，船山著书太多，梨洲亦失之粗。品格均高，然终似有霸气，未及于醇儒也。
诸葛武侯教后主读《商君书》，谓能益人神智，或是对症下药。《商君书》祇有昏人神智耳，安在其能益人？益人神智者，佛书足以当之矣。武侯疏于经术，治蜀多用法家，特其君臣之际，诚恳悱恻，差有儒者气象。文中子遽许以复兴礼乐，言之太过，惟如周公者乃能复兴礼乐耳。
康有为言论多陋，文字甚至有欠通处。《大同书》盖有本于谭嗣同之《仁学》，皆怪诞之论也。
清初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所志尚大，其后考据家失之小，而讲微言大义如《公羊》学家者又失之诞。降至今日，如顾颉刚之考据孟姜女，进而为《古史辨》，则既小且诞，兼而有之矣。
孙夏峰《理学宗传》强分正统、闰统，欲以天下之公归之一二人之私，未可为训。
宗教中人，在彼邦可云首出庶物。中土圣人甚多，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佛说小乘亦本婆罗门教义，回教吾所不详，耶苏崛起一隅，创为教义，遂以风行遐迩。但不免过中，是“行仁义”，非“由仁义行”，又似“煦煦为仁，孑孓为义”，未能无象，是为可惜。
西人不知有性，故无“性”字。翻译欲求相当，大非易事。将来须是西人能读中国书，方知此理。佛经翻译之妙，以魏晋间人深于玄义，故用字能得恰合。即如“真如”之名，的当不移，不妄名“真”，不异为“如”，是真极翻译之能事者已。
老氏善观变，盖深于《易》者。至后来流为阴谋，非老氏原旨。答曹子起书，有“老子祇具一只眼”之说，学者因问“何以老子祇具一只眼”，先生默然不答。
神仙家辟谷炼丹，祇是想把自己这个肉团身锻炼，使它长生不死。在儒家看来，此正是妄想。道教修炼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尽性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