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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的创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是对鲁迅终生事业的最崇高也最恰当的评价。鲁迅以一八八一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县城的一个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阶级”家庭里。幼年时和农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时候就与中国的劳动人民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十三岁后，“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境地，又叫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因为父亲的病死和“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二十二岁（一九〇二）到日本后，“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当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在影片中忽然会见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着，是在用文艺来改变他们的精神。从此以后，他就放弃了医学研究工作，决定把文艺当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且就开始运用文艺这项武器来向封建社会的黑暗顽固的堡垒进攻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鲁迅本人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来，都是非常地重要的。在最早的论文里，他竭力介绍和赞扬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们(2)，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的维护垂死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和洋务主义者们(3)。另外，他还从事于外国文学————偏重俄国、东欧、北欧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年）。虽然在当时，鲁迅的思想在基本上还是属于民主主义的，但他的为人民的利益与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战斗的意志与锋芒，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怀旧》(4)，就爱憎分明地刻画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如秃先生），一类是属于被压迫阶层的穷苦人民（如王叟、李妪）。对于前者，他无情地剥露和嘲笑了他们的丑恶的本质；对于后者，则生动地揭示了他们的善良和质朴的灵魂。以简括、洗炼的笔墨深刻完整地塑绘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原是鲁迅作品的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在《怀旧》这篇小说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显露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战线上的。他的战斗实绩，主要地表现在小说的创作上；在这时期，他是以小说为主要的战斗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他在这时期写下的许多小说，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永远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小说揭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他这样地说到那时的情况：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狂人日记》的出现，标志着鲁迅创作事业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开端。一九一八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的决定时期快来临了，文化上的革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狂人日记》担负了这个任务，以深切的表现和特别的格式，在青年读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义的火焰。
《狂人日记》借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会里“人吃人”的悲惨事实，来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传统和因袭的罪恶。这一主题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人民在吃人社会里被少数人所吃掉的这一悲惨事实，是鲁迅的伟大心灵所不能容忍的。鲁迅的一生完全呈献给了推翻吃人社会的这一庄严神圣的事业，而《狂人日记》便是他最初向吃人社会投出的致命一击。后来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他这样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他看到了“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于是他希望大家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狂人日记》形象地、真实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正义要求。鲁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狂人日记》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品。
《狂人日记》对于封建社会的抨击是异常地猛烈的：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真是非常深刻的暴露。旧社会的统治者正是以表面的“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本质。他们全都具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揭露社会矛盾的才能是如何地惊人。鲁迅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5)。这深广的忧愤，全部地表现在鲁迅对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愤恨，和对于生活在这种古老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广大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同情上。
尤其应该指出来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不仅对于吃人的现存制度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同时，对于未来的新的社会也透露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导师和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认识上所已经达到了的高度，而且他也就开始以这种美好的理想给予了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在小说的最后，鲁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呼声是强大的，是足以震撼广大读者的心灵的。
《狂人日记》只是十三则不记月日的日记，但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表现得十分鲜明，十分完整。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创作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严谨、洗炼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同时，《狂人日记》这个标题是采自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一八三四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篇名，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把这种重要影响首先带到中国文学上来的，正是我们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
接着《狂人日记》，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下了他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这依然是一篇暴露封建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无能而怯懦，有着不少的缺点，但他是善良的。这篇小说以同情的笔调，在短短的篇幅里刻划了这么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满口之乎者也”的不幸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和在封建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丁举人之类的地主豪绅。它的描写手法是非常地经济的，结构异常紧凑，字里行间弥漫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的气氛，感人力量是十分强烈的。
《药》是鲁迅的第三篇小说。它写在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间。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一方面谴责了群众的吃人血治病的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写下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志士。故事是这样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因为儿子小栓生肺病，据说人血可以作为治疗的药剂，于是出钱购买浸染了人血的馒头。而这血却是牺牲了的革命者夏瑜所流的。患肺病的小栓后来自然是死了，而当夏瑜的母亲来凭吊儿子的荒冢的时候，却在坟头上发现了不知是谁送来的一个花环。
从《药》这篇小说，我们更可以看出鲁迅的深广的忧愤。革命者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和灾难，但迷信落后的群众却用革命者的血染的“人血馒头”来医治儿子的肺病。作品接触了民主革命必须启发群众觉悟的重大问题，反映出尚未觉悟的群众与革命先驱者之间存在着可悲的隔阂。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把这样的悲剧写下来，作为对于革命者的崇敬的献礼，同时也沉痛地揭露了群众的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自然也抨击了那造成群众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这在鲁迅，是不胜其苦痛愤激之情的。
然而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并未失去信心的。对于夏瑜，鲁迅虽然没有从正面来表现他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雄事迹，但从刽子手康大叔的话里，却也非常清晰地呈露出了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者的感人的形象。他“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当他因为对红眼睛阿义宣传革命而遭到毒打时，他想到的不是自身的痛苦，而是可怜红眼睛阿义的无知。象这样的人物，在广大群众还没有觉醒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样的时间是不会过于长久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后，鲁迅终于用了在夏瑜坟上出现的花环，来暗示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和中国革命日益广阔的前途。他曾经这样提到当时进行创作的情况，他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6)
鲁迅虽然认为在夏瑜坟上添上一个花环，是用的“曲笔”，是“听将令”，“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他后来又曾经这样讲到他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又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7)。这些都很确实地说明了：在夏瑜坟上添上花环，正是鲁迅自己当时对革命前途的认识；而同时，也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的。革命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密切结合，正是一切伟大艺术创作的最基本的特色。
据说，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鲁迅是用来影射秋瑾的。秋瑾是绍兴人，她被杀在一九〇七年，那时鲁迅正留学日本，很可能给他思想上以强烈的激动。因此，当鲁迅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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