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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事创作的时候，用夏瑜这样一个名字来暗地纪念这位为革命而牺牲的志士，是完全可能的事。但我们不能说小说里夏瑜的故事就是写的秋瑾的真实事迹。
在小说《明天》（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里，鲁迅刻绘了像单四嫂子这样一个女性：她守寡，生活在愚昧和无助里，受尽了人间的愚弄和凌辱，结果是送掉了自己的唯一爱子（宝儿）的幼小的生命。通过这篇小说，鲁迅对旧社会又投下了沉重的一击。
作于同年七月的《一件小事》，是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首热烈的赞歌。作品写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件极其微小的事件上，发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因而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自大与自私心理作了深刻无情的批判。当车夫扶着跌倒的女人，向巡警分驻所的大门走去的时候，作品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故事最后，又说：“……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作品中的“我”，虽然不能看作就是作者自己，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热情的向往和深刻严峻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鲁迅和中国劳动人民结合的坚实基础。相信“只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我们的导师，在其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从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吸取战斗的勇气和对于战斗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了。
《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于广大农民的深厚感情。在这篇作品里，鲁迅塑造了闰土这样一个勤劳、朴质然而为贫困所折磨的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人物。他一方面用回忆中的闰土和眼前的闰土前后迥异的形象，具体地说明了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惨痛、阴郁的生活，显示了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作品里，透露了他对于“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的希望和向往之情。他写道：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自然，这种“新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故乡》里，鲁迅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告诉我们的；但鲁迅却确实地告诉了我们，这种“新的生活”经过了许多人继续不断的奋斗，是一定会要实现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光明的未来有着怎样坚强乐观的信念。“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鲁迅的作品是这一时代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阿Q正传》是鲁迅最伟大的一篇作品，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耸立的一座丰碑。这篇小说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的二月间，但在小说第一章（序）中，鲁迅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足见它的酝酿和孕育，是在很早前就开始了的。《阿Q正传》，应当说是高度地表现了鲁迅前期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的。
在《阿Q正传》里，鲁迅创造了阿Q这样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阿Q是旧中国农村里一个流浪的雇农，他的性格被塑造得十分真实而具体，他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读者的眼前。关于阿Q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意义，周扬作了十分透辟的分析：“几千年来，农民被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迷信观念以及农村的各种保守落后习惯所层层束缚，不解脱这些束缚，农民是不能够彻底翻身的。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最感痛心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精神上的奴役，正是这种奴役造成了农民的精神麻木状态或行动起来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他在他的关于农民的小说，特别是杰出的、著名的《阿Q正传》中，最深刻地、集中地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不觉悟的方面。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鲁迅把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精神上的弱点也是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来批判的，他要求国民性的改革。当然这些弱点是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真正的特点的。……农民的不觉悟，不团结，都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这种情形是鲁迅所深切了解的，因而也就是他所最感痛心的。”(8)周扬在这一段话中所概括地指出来的，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要反映而且已经完满地反映了出来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鲁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阿Q这样一个典型性格，安置在典型的环境里面来刻画。通过阿Q这个人物和他在未庄里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鲁迅十分深刻地、具体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辛亥革命前后整个中国社会的面影。在《阿Q正传》中，鲁迅十分卓越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村里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强烈的正义的爱憎。他刻绘了阿Q、王胡和小D们一群。饱受剥削和损害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也塑造了像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地主阶级的人物。鲁迅对于阿Q的态度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一流人物的态度有着绝大的不同。对于阿Q，鲁迅指出来的是他由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而造成的愚昧和落后，是他的精神上的某些个弱点；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指出来的则是他们的残忍、狡猾和卑贱的自私。对于阿Q，鲁迅是谴责的，但在谴责里满含着温情和希望，是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则是无情的暴露，深恶痛绝的讨伐，是要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而“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地重要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面向了旧社会血淋淋的现实之后，在对现实生活作过不断的探索和剖析之后；所必然地要具有的看法和态度。基于这个看法和态度，鲁迅在《阿Q正传》中，除了通过阿Q和其他人物形象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共同弱点外，他还给我们暴露了旧中国农村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提出了一连串的亟待解决的农民问题。而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是达到了异常惊人的深广程度的。
对于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我们从阿Q身上也可以感触得出来。阿Q对于来临在他面前的这个革命，很显然地还缺乏真正明确的理解，但从自己的不合理的生活遭遇和切身感受里，他是那样朴素而简单地理解了这个革命，而且迫切地需要着这个革命。他是这样想的：“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这个想法，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民来说，是有着很深刻的典型意义的。但由于中国近百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资产阶级是没有可能担负起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时，这一股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一方面既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参加和支持，辛亥革命就不得不悲惨地失败了。阿Q的始而“革命”，继而“不准革命”，终于是不明不白地把性命送在把总和举人老爷手里，这一悲惨的事实，异常鲜明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真实情况及这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历史证明：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农民的潜在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农民才能够永远地从屈辱、卑贱、困乏的生活里翻过身来，成为自由、富裕和幸福的人民。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的严正批判，使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阿Q正传》在艺术技巧————特别是在塑造典型和运用语言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成就，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顶。自然，鲁迅不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他不是离开生活，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来孤立地、本末颠倒地讲究艺术技巧的；他的注重艺术技巧，是从生活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的基础上出发的。因此，《阿Q正传》就能够集中地、生动地反映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和感染的力量。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从阿Q这个人物身上，从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仅展示出了性格上的显著特征，而且具现了使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阿Q正传》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不朽的典范。
《阿Q正传》的语言，具有着非常准确、明了和简洁的特色。鲁迅是从来不能容忍文学语言中的一切芜杂混乱和冗长拖沓等恶劣现象的。他运用和提炼了人民口头的语言，同时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了恰当的、适用的词汇，这样来构成和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在人物对话方面，他十分注意每一个人物不同的阶级地位、个性特点和时间、环境的限制与区别，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这种情形，在《阿Q正传》中是如此，在其他的作品中（包括他的许多小说和杂文）也全都如此的。鲁迅正是我国文学史上善于运用语言的一个最杰出的巨匠。
总起来说，收在《呐喊》里的鲁迅的早期创作，不只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稀有的伟大作品。当我国新文学运动还正在倡导、发轫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在思想内容上和在艺术形式上都已经达到异常卓越、成熟的境界的作品，来作为我们前进途中的鼓舞和范例，这实在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件最值得夸耀的事。鲁迅早期的创作，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它的主要内容，作品的题材多半取自旧中国的农村或是封建势力很大的城镇，人物主要是些“不幸的小人物”————农民和小市民。通过这些作品，鲁迅给予了旧中国社会以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但也经常地透露出作者对于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的热望和信心，鼓舞了广大青年为未来而战斗的勇气。这些特色，一方面使鲁迅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的那些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也就预示了鲁迅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更宽广的前途。
鲁迅而外，本时期的小说作者，还有《新潮》上的一群。这些作者，除欧阳予倩后来致力于剧本的创作，和叶绍钧在小说上更有着远大的发展，我们将在下面叙述外，其他如俞平伯、杨振声后来就没有写小说了；汪敬熙后来在《现代评论》上还发表过小说，而且还在一九二五年选印过一本《雪夜》，但又以为自己的作品“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而忘却本时期的战斗精神了；至于罗家伦，则又极端堕落，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本时期的作品，“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9)
关于这些作家，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加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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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引均见《呐喊·自序》。
(2) 《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作。
(3) 《坟·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
(4) 载《集外集拾遗》。
(5)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 《呐喊·自序》。
(7)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8)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
(9)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