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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
我国的新的诗歌，是在与反对者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是像“洪水猛兽”一样地出现在反对者面前的(1)。新诗之所以要遭到猛烈的反对，那原因是很多的：（一）旧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旧诗的形式和格律，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了不可摇撼、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因此，当本时期的新诗以从来未有的新姿态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囿于传统、因袭的观念，就很自然地不容易接受它了；（二）其他文学样式，例如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白话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评价，在诗歌方面，虽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所谓的“诗界革命”，但黄遵宪一般人并未以自己的作品来实践“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他们所写的依然是“旧诗”而不是“新诗”，因此，在本时期出现的新诗，便好像成了“绝无依傍”的东西，一般人不理解传统与革新的正确关系，自然认为是“离经叛道”，要竭尽全力来反对它了。
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新诗之所以“新”，并不全在于表现形式方面；而是在于本时期出现的新诗，已经开始具有着新的思想内容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众化的最初倾向、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其主要内容的；同时，由于文学革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影响和推动，又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实际领导和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的，所以，从五四运动时期起，我们的新文学又不能不具有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还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的。这种情形，在新诗方面也是毫不例外的。本时期的新诗，在内容方面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其最主要的方面。而“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则是在表现工具和形式上的大众化的最初倾向。本时期许多人提倡诗的“平民化”，主张“恢复诗的共和国”，就是反映和代表这种倾向的。同时，从新诗运动开始，就出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虽然“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的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2)。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地违反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动摇着它的统治基础的。本时期新的诗歌之所以被封建复古主义者目为“洪水猛兽”而遭到猛烈反对，这便是最真实、最主要的原因。
本时期的诗歌，我们应当首先提起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来。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在文学创作上，致力的方面是很广的，但他的作品，无论小说或戏剧，全部洋溢着强烈的诗的情趣；我们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主要地是以一个诗人的身分出现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的。如果说鲁迅以他的深入刻划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奠定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坚实基础，那么，郭沫若就以他的热烈的、反抗的、充满着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诗歌开辟了现代中国诗歌的广阔天地。他虽然不是中国第一个写新诗的人，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个新诗人。他的《女神》带着我国诗歌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情感、想象和色彩，第一个歌唱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愤怒和反抗。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其中的诗歌大都写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三年里。《女神》代表了诗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和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情颂赞，也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时期对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思想的冲击反抗，以及对于新的社会理想的热烈追求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出现，显示了诗人无比丰富的创作才能，确立了他作为诗人的不朽的地位。作者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想象力比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强的人。……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一有了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象一只死了的河豚。”(3)他又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对于诗的理解：“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4)这里说明的正是诗人和他的诗的特点：诗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诗人的理想和人格的完整体现。在这一点上，《女神》这本诗集对于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创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代表意义。然而《女神》的意义和价值，还不仅在于他体现和代表了作者在某一时期的思想特点，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体现和代表的作者的思想，是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共同着忧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女神》前面，有一首《序诗》，我们是可以把它当作全集的主旨来看的：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这就告诉了我们，《女神》的产生是为了“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这就是作者“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这就是作者的“生底颤动”和“灵的喊叫”。《女神》的思想上的价值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女神》的美学上的光辉也主要地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诗人首先把他的诗奉献给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奉献给了他的饥寒交迫的人民：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
（《棠棣之花》）
这是聂嫈的激昂慷慨的声音，也应当就是作者衷心的呼声。在另一首诗————《炉中煤》中，作者更在扶桑岛上对遥远的祖国诉说着他的燃烧着的心灵；在《晨安》中，作者遥望他的“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万里长城”和“雪的旷野”道着亲切的晨安；当归国的轮船驶近黄浦江口的时候，他歌唱着“平和之乡”，“我的父母之邦”（《黄浦江口》）；但当他踏上祖国的土地，看见满街“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的时候，他又感觉着“从梦中惊醒”的“Disillusion的悲哀”（《上海印象》）。诗人的情感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他与祖国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呼吸，他是祖国和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因此，他的诗也就是祖国和人民的真实的声音，能够震动广大读者的心弦，点亮广大读者的智光。在这里，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女神》这本诗集的重大意义和不朽价值。爱国主义精神象一条鲜明的红线贯串在郭沫若早期的所有诗歌里。
然而诗人所热爱着的祖国，在那时却是一个“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的地方，是一个“富者余粮食，强者斗私兵”的地方，是一个乌烟与乱草的世界（《棠棣之花》），所以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就不能不形成为一种高昂的反抗的、叛逆的呼声：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咒诅：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牢囚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于是，在《匪徒颂》中，他歌颂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歌颂“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宗教革命的匪徒们”、“学说革命的匪徒们”、“文艺革命的匪徒们”、“教育革命的匪徒们”的同时，歌颂了“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和“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在《胜利的死》中，他赞美了爱尔兰的志士、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的“悲壮的死”、“金光灿烂的死”，“凯旋同等的死”、“胜利的死”，在《太阳礼赞》中，他祈求太阳把他“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他请求太阳永远倾听他“心海中的怒涛”，他恨不得把他“眼前的障碍一概刻平”；在《浴海》中，他更这样召唤他的“弟兄们”：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中华的改造
正赖吾曹！
就这样，诗人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诗人的作品也“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这种反叛的火炬照亮了旧社会的黑暗的夜空，也点燃了青年们心灵中的反抗的火把。
《女神》出版后，闻一多曾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5)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郭沫若以他的诗集《女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呼声。
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在郭沫若早期诗歌里，我们找不到伤感和绝望的色彩。他有的是朝气，有的是信心和力量。他以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向前迈进。也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他不把他的歌奉献给夜莺与无边的静夜，他歌唱的是“日出”，是“春之胎动”，是“大都会的脉搏”，是二十世纪的动的精神。读《晨安》、《笔立山头展望》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的时候，我们从作品中那些浪漫主义的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比拟和极度的夸张所构成的诗的意境和形象中，会感到一种奔腾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感到诗的急骤的旋律在摇撼着我们的心灵，扩大着我们的胸襟。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情感的节拍与诗律的节拍达到了和谐一致的境界；而那些不拘一格的多样的形式，也正好表达了作者的丰富而多彩的思想与感情。
当然，《女神》中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说，在他的许多歌唱自然的诗歌里，过分神往于人和自然统一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有时候还露出对于原始生活的向往之情来），而没有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斗争的对象；在赞美近代物质文明的诗歌中，他歌颂了“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而没有看出在资本主义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诗的语言方面，采用了过多的外国字，影响了语言的自然的节奏，也损害了诗的民族的风格。所有这些缺点，与作者写作《女神》时的思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不过，这些缺点，并没有损伤《女神》的巨大价值。《女神》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它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开启一代诗风，对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其他诗人的作品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据他在《自序》里说，在文学革命运动未发生以前，他已经开始尝试着作新诗了。但这些诗并没有被收录下来，集中最早的诗是一九一七年八月间，的作品。胡适到底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在新诗方面的主张也是改良主义的，而且改良的范围仅仅拘限于体裁和形式方面。他关于新诗的主张，具见于他的《谈新诗》一文中。他认为“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在这里，他关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理解，仍然是本末颠倒的。根据这个本末颠倒的理解，所以他又认为诗体解放的要点，不外下面三项：（一）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二）打破平仄，（三）废除押韵。这种主张，不用说，是完全拘限在表现形式方面，关于诗的思想内容的革新，他是不敢触及的。这正是改良主义者最本质的特色，而这种特色，便很自然地反映到诗的创作上来。因此，胡适关于新诗的“尝试”，主要是诗体改良方面的尝试。他的《尝试集》虽然是最早出版的一个新诗集，在我国新诗发展的萌芽时期，对于打破旧诗的格律束缚，提倡用白话写诗等方面，有过较大影响；但是，在内容上多是宣扬个性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而且还存在着很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腐旧的意境和情调，而在形式上则“很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放脚鞋样”(6)。例如《赫贞旦答叔永》一诗：
“赫贞旦”如何？听我告诉你：昨日我起时，东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无比。赫贞平似镜，红云满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渐散了，剩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蓝，要与天争姣。休说江鸥闲，水冻捉鱼难，日日寒江上，飞去又飞还。何如我闲散，开窗面江岸，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老任倘能来，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诗，重咏“赫贞旦”。
像这样的诗，从内容方面说，仍是旧式文人的“流连景物”之作，从形式方面说，也还没有超出五言诗的格式。《尝试集》中像这样的诗还不少，我们不再举例了。现在举他的一首《人力车夫》，来看看他的所谓以“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根柢的诗：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这首诗，以对于劳动人民的浅薄的同情为幌子，但骨子里却充满了毒素。它所起的是模糊阶级意识、缓和阶级斗争的反动作用。如果我们拿鲁迅的《一件小事》来和它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当中的差别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量的。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领导者，他发表的诗很少。但就拿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首诗————《山中即景》和《欢迎独秀出狱》————看来，在内容方面说，是进取乐观的，充分地具现着无产阶级的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在语言方面说，也是新鲜、精炼，足以表现诗人的这种战斗精神的。下面引录《欢迎独秀出狱》的第一段：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却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这种诗正代表了文学革命时期新诗人们对于旧社会统治力量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它的情感是热烈的，意志是坚定而乐观的，它给读者以一种永远向前的战斗的勇气和力量。这种诗，就远非《尝试集》中任何一首诗所可比拟的了。
刘半农（复）本时期所作的诗歌，后来都收入《扬鞭集》卷上(7)中。他对于新诗的建立，是有过一些贡献和功绩的。他关于新诗，最早在《我之文学改良观》(8)一文中，已经有所主张；但具体的改革意见，则主要地包含在他一九一七年七月间发表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9)一文里。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诗的精神应该以“真”为主，他说那些假情假意、言不由衷的“诗人”们，或自命为山林逸客，或装做颓唐衰老，或侈谈空虚玄妙，无非“不真”二字在那里捣鬼，这样的文学是虚伪的文学，要提倡新诗，唯一的要素就在“真”。这种主张，较之胡适的专门从事于形式体裁的改良，已经进步得多了。因为他反对旧诗人们的某些超现实的态度而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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