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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诗歌
党成立后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首先在诗歌领域里得到了迅速而鲜明的反映。在觉醒了的工农群众当中，一种歌唱自己的生活和斗争、充满着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民歌开始产生出来了。这是诗歌园地里最值得珍视的奇花异果。但这些民歌中的绝大部分，因为缺少及时的搜集和纪录，没有被保存下来。这实在是深可惋惜的事。当时党的某些杰出的革命理论家和实际活动家，他们往往把自己在艰苦斗争生活里的真实感受写成诗歌。虽然流传到现在的为数不多，但是它们思想上的光辉和艺术上的成绩，是值得后人珍视的。下面引录的邓中夏的《渡洞庭》(1)诗两首，就是明显的例证：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
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晖，采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事？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这两首诗以中国诗歌传统的形式，表达了诗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的理想，表达了诗人对于“豺虎满道路”的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怒。在谨严完整的格律里，诗人的革命感情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诗人自己说：这两首诗之所以能具有感人的力量，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投身实际活动，有了真情实感的缘故(2)。邓中夏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南京壮烈牺牲的。他所留下的这两首短诗，是早期中国无产阶级诗歌重要的收获。
上一时期以诗集《女神》为中国新的诗歌开辟了道路的诗人郭沫若，在本时期又有了新的贡献。继《女神》之后，出版了《星空》（一九二三年），收入诗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的诗作(3)；一九二三年以后的诗歌，则收在诗集《前茅》和《瓶》里。
收在《星空》里的诗歌是郭沫若回到祖国倾饮了人生的“苦味之杯”后又返回日本这一段时期的作品。虽然也有着“凄寂的”“飘蓬”的悲哀（《夜别》），而且也有时候还神往于“那恬淡无为的泰古”（《南风》），但是里面仍然有着与《女神》一脉相承的那种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他这样地赞美“把地上的狂涛驱回大海”的夏禹：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洪水时代》）
他歌唱“阳光中波涌着的松林”，他这样地鼓舞着自己：
我的灵魂哟！阳春已到！
你请学着那森森的林木高标！
自由地，刚毅地，稳慎地，
高标出，向那无穷的苍昊！
（《春潮》）
《星空》中的诗歌，正如诗人在卷首《献诗》中所说的，它“有的是鲜红的血痕”，它“含蓄了多少深沉的苦闷”，它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的痛苦而愤激的歌声，在里面自然也传达出了时代的音响。
《瓶》，是一本歌颂爱情的诗集，共收诗四十二首。其中的第十六首《春莺曲》，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和遐想。在意境和风格上有着比较浓厚的我国古代民间创作的气息，但也残留着唯美主义的某些影响。
郭沫若在本时期的诗歌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诗集《前茅》，其中的大部分诗歌作于一九二三年(4)。当一九二八年《前茅》出版的时候，诗人在卷首写了一首《序诗》。这是它的第一节：
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
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
《前茅》集里的诗歌，标志着郭沫若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他从一个泛神论者走向唯物主义者的显明进程。如果说《女神》和《星空》的作者主要地是一个大自然的膜拜者，那么，《前茅》的作者就是城市的充满矛盾和不安的生活的歌唱者了；如果说在《女神》和《星空》里弥漫着的反抗的、进取的精神是建筑在作者的“个性自由”与“自我解放”的“内在要求”上，那么，在《前茅》里洋溢着的愤怒的呼声便是植根于作者“把人们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诞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要求之上了；如果说《女神》和《星空》中的诗篇还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外国诗歌的影响(5)，那么，《前茅》中的诗篇这种外在的显著的影响就已经逐渐减退，而在形式和格律上也渐渐地接近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了。郭沫若诗歌发展的痕迹，反映了郭沫若思想发展的过程，同时也代表了本时期中国诗歌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在《前茅》中，作者首先诀别了他早期的“低徊的情趣”和“虚无的幻美”（《力的追求者》）。他不再迷恋于那“矛盾万端的自然”的“冷脸”，而要以“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为他“今日后酿酒的葡萄”了（《怆恼的葡萄》）。他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傲慢行走”，而感觉到“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他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上海的清晨》）。当他离开日本的时候，他这样告别“邪马台的兄弟们”：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槌，
有三亿二千万的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留别日本》）
这首诗是一九二三年写下的，在今天看来，诗人满怀信心的预言，是毫不走漏地完全实现了！
轰轰的龙车之音
已离黎明不远，
太阳哟，我们的师哟，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在这些雄壮的、充满无限热情与无限自信的诗句中，我们不是隐约地听见中国人民在向胜利进军的步伐声了吗？我们不是也在诗中仿佛地看见那逐渐走近来的熹微的晨光了吗？诗人选择诗的形式表现了他的高度的政治理想与生活感情，传达出了人民共同的愿望与要求，在广大读者心灵中散播了战斗与坚信的种子，因此，诗人的声音就很自然地带着一种令人鼓舞和信服的力量，预告了人民胜利的明天。我们读《前茅》集中的这些诗篇，是深深地、强烈地感到这样一点了。
蒋光慈（一九〇一——一九三一）的诗集《新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其中收集的是作者旅居莫斯科时的作品。作者在自序中说：“‘诗人’这个名词本身上原没有什么好坏之可言。我以为诗人之伟大与否，以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又说：“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俄国诗人布洛克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静听革命啊！’我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啊！’”这里说的正是诗人对于诗的理解和他的热情的自白，同时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诗集《新梦》的内容。蒋光慈是不只用了他的关于革命文学的理论和主张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展，而且也是以他的热情澎湃的作品（诗和小说）激动和鼓舞了广大青年的革命情绪的。
作者是抱着会见“多少年梦见的情人”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因此，他首先就把他的诗篇献给了当年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热烈关怀和密切注视着的赤色首都。他爱“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帜红”（《莫斯科吟》）；他说“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新梦》）。他这样歌唱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莫斯科吟》）
他以如此清新动人的诗句颂赞了这个在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的红雨，
好生洒润这美丽的花木；
俄罗斯，
红色的俄罗斯啊！
你是蕃殖美丽的花木的新土。
（《十月革命的婴儿》）
作者看见了太平洋上的汹涌的波涛，他说：在阴惨惨的太平洋上“隐隐跃现着的，那不是美利坚假人道旗帜的招展，英吉利资本主义战舰的往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王的狂荡？”他说：“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罢，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恶象》）他不能一刻忘记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他把反抗和破坏的道理教给了他的读者。他说：“破坏旧的，新的就昂起了；打碎锁环，自由就来到了。”（《暴动》）他说：“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中国劳动歌》）诗集《新梦》渗透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完全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大自私心理，而是与国际主义、与作者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尤其是与作者的革命和反抗的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样，诗集《新梦》出版在五卅运动的前夜，就有了它的重大的历史和时代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内反映而且鼓动了本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情绪。
《哀中国》共收诗二十三首，它是蒋光慈的第二个诗集(6)。载在集子后面的《鸭绿江上自序诗》，我们同样是可以把它当作《哀中国》的序诗来看的。在这首诗中，诗人这样地告白着他自己：
是的，我明白了我是为着什么而生存，
我的心灵已经被刺印了无数的伤痕，
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而不是在象牙塔中曼吟低唱的诗人。
从今后这美妙的音乐让别人去细听，
这美妙的诗章让别人去写我可不问；
我只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
的确，粗暴的、激情的旋律是诗集《哀中国》的主调；而且，因为这些诗都是作者回到中国以后，亲历了“这现在的、真实的悲景”以后的作品，所以它的歌声就较之《新梦》集中的诗要显得深沉一些。当我们读到《血花的破裂》、《我要回到上海去》和《在黑夜里》等诗的时候，很自然地受到强烈的感动。但其中的某些诗也流露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变革期间的那种彷徨苦闷、感伤忧郁的心情。在《我本是一朵孤云》中，他说：“我是矛盾的结晶；过去的————失望了，将来的————还未定；我真是矛盾啊！”在《海上秋风歌》中，他慨叹着：“海上秋风起了，吹薄了游子之衣；到处都是冷乡啊，我向何方归去？”在《怀都娘》中，他遥念着：“秋风渐渐凉起来了，使我更忆起那已到深秋的莫斯科：树叶想早已落尽了，但是都娘你还是从前一样的康健么？”————在这些诗句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显然不是健康的，它很浓厚地存在着旧社会里才子佳人式的“感怀时序”和“自伤身世”的那种感情。蒋光慈这种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之所以产生，其主要原因是：他出身在“中产”之家，早年虽曾参加“五四”时期学生运动，不久又出国到苏联去学习过，但回国以后，没有参加过实际的革命斗争（除了曾做短时期的翻译以外，就是在上海大学教书），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既了解得很少，对于群众工作也完全缺乏经验，因此，他的思想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改造，一方面包涵着最进步的马列主义思想，同时又还残存着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意识和旧社会才子佳人的趣味。这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存在，自然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而且使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一九四六年被美蒋特务匪徒所暗杀的民主战士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是我国“五四”以来一位卓杰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在新诗形式、格律的探索和建立上曾有过重要贡献，并给我们遗留下了两本诗集：《红烛》和《死水》。爱国主义的激情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贯穿在闻一多这两个写于不同时期的诗集里，而且各自有其独特的内容。
《红烛》集中大部分诗篇，写于闻一多留学美国的时候（一九二二——一九二五）。这时候，在我们国家里，由于党的成立，革命的洪流正在以逐渐增大的威力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营垒。一种深刻、巨大的变化正在腐朽崩溃的旧社会内部迅速地进行着。然而这一切，置身于美洲大陆的闻一多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带着一个从所谓“书香世家”出身和在清华园里度过了十年“世外桃源”的读书生活的知识青年的特点，来到了这个以国内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他是那样对于世事缺乏真正的理解，但他又是那样纯真而富于正义感。他一方面被刚接触到的西方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深深地吸引着，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那样强烈地眷怀着具有悠久历史的祖国文化。他一方面对展开在他面前的新的环境和个人学习前途满怀希望，但从亲身遭遇和敏锐的观察里，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血腥野蛮的侵略政策和种族歧视又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和深深的厌恶。他没有像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很容易就拜倒在那满涂着血污的黄金的威力下面。他丝毫没有沾染上“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可耻的洋奴买办思想。他在美国是生活得那样忧悒而不安。他怀念着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全集·年谱》）。他把自己比成“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我是一个流囚》）。他说“皎皎的白日”，“永远照不进的是————游子的漆黑的心窝坎”（《晴朝》）。他因为怀念他的祖国而产生了如此瑰奇的幻影：
太阳呵————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太阳吟》）
他这样赞颂着祖国的美丽的自然景物；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忆菊》）
不能认为《红烛》中许多怀念乡土的诗篇，仅仅是诗人的“怀乡病”的流露；而这，应当说是和诗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态度是分不开的。一九二三年一月，诗人在他的家书中说：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7)
这段话里，对于喝血自肥的美国，既充满了愤怒，又满含着轻蔑。而这种感情，是那样鲜明地体现在他后来收入《死水》集中的《洗衣歌》里。《洗衣歌》可能是诗人初回国时的作品，因为它的形式、风格既和《红烛》中的诗篇迥不相侔，而从诗前小序看来，也带着明显的追叙口吻。但不管怎样，它总是非常真实地表达出了闻一多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的“罪恶”、“贪心”、“欲火”的鄙视与讽刺，呈露了诗人的高洁的心灵和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公正的裁判。应当这样认为，《红烛》中许多对祖国充满眷念情感的诗篇，正是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的一种极其自然的流露，而且正是这种感情凝结成了《红烛》集中某些诗篇的璀灿耀目的艺术光辉，使得闻一多和某些专门以细心琢磨的艺术形式装饰着空虚颓废的内容的“新月派”诗人们，有着根本的歧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写作《红烛》时（还有后来一大段时间），闻一多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而在文学艺术上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为艺术的艺术”的错误见解，这些都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上来，不可能不在他的早期某些诗作（例如长诗《李白之死》和《剑匣》）里烙上唯美主义的不健康的印记。
《死水》共收诗二十八首，是闻一多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所写。这是一个较之《红烛》集有着更为巨大影响的诗集。它不同于《红烛》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消褪了《红烛》中那种虚幻的色彩，有了更为深沉和更为真实的内容。诗人回到了他怀想多年的祖国，发现了它不是自己过去所想象的那样花一样的美丽，他会见的是“噩梦”，是“恐怖”，他所得到的是“一场空喜”，他禁不住要发出这样激越而沉痛的呼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发现》）
于是我们在他的诗里开始听见了“四邻的呻吟”，看见了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诗人愿意舍弃“墙内尺方的和平”，走出“灯光漂白的四壁”。他说：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
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
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心跳》）
于是在《荒邨》一诗里，我们读出了旧中国农村的破败荒凉的画幅————一百八十里路完全断绝人烟的悲惨景象。对于因为军阀混战而逃出家园的农民，诗人倾注了他的最大的关怀与热情。在《天安门》一诗里，诗人又展示了时代的另一幅真切的画象：旧中国统治者在天安门前对爱国青年所进行的残暴的屠杀。诗人没有对这一事件作正面的叙述，也没有把自己的情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但是通过一个“拉车的”的张皇的叙述，读者却十分亲切地接触到了诗人的因为愤怒而剧烈地跳动着的心。
读着《死水》集中这一部分具有丰富和深沉的内容的诗，我们感到诗人仿佛就要离开他的“贤良的桌椅”和“古书的纸香”而走到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的革命大风暴中来。因为在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只有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够把中国从诗人所说的“恐怖”和“噩梦”里拯救出来，只有工农大众的旋转乾坤的力量才能够恢复“这民族的伟大”，才能够保证“五岳的庄严”，才能够使“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祈祷》）。但是诗人并没有走出来。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限制住了他。他害怕共产主义，他希望通过“国家主义”的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憎恶丑恶的现实，但又看不见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他只好在房门上“加上一把锁”，他让他的“累倒了”的心安静地“睡着”。他说：“你莫惹我！不要想灰上点火。”（《你莫怨我》）而在《死水》一诗里，诗人更唱出了这样绝望的调子：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就这样，闻一多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上悄悄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他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我们却失掉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更卓越、更有成绩的人民的诗人！一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我们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由于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的罪行，闻一多这才惊悟起来，毅然跨出了书斋，用自己的血和生命完成了一首永不朽灭的伟大诗篇！
闻一多对于新诗的形式和格律，曾做过探索和尝试的工作。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对于创作持着十分严谨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比喻。这些，在同时代的诗人中都是很少见的。
闻一多对于格律诗的提倡，不能说他没有受西洋诗特别是英国诗的影响；而他的某些诗（例如《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等）也的确离开民族传统远了一些。但是，因为他早年曾对我国古典诗歌发生过强烈的爱好，他继承了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的优良传统。他不是为了个人的休戚和哀乐而歌唱的。他这样地写道：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心跳》，即《静夜》）
因此，从闻一多的诗作里，我们感受到了燃烧在字里行间的火一样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他对于污浊丑恶的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愤怒。这些诗歌，在我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着很显著的重要地位。
正如闻一多一样，朱自清（佩弦，一八九八——一九四八）的一生也贯串着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的三个时代。但在本时期，他却是以诗人著称的。他的诗集《踪迹》出版于一九二四年，是当时具有相当大影响的一个诗集。后来收在《踪迹》集中的长诗《毁灭》，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上，即刻引起了当时诗坛上的广大注意。这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运用中国传统诗歌技巧写下的第一首长诗。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有力的表现。他这样地规定着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
什么影象都泯没了，
什么光芒都收敛了，
摆脱掉纠缠，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摆脱一切的纠缠，立足在现实的泥土上，谨慎着自己的脚步，缓慢地然而是不停地前进着的，正是朱自清执着于现实的精神的特色。他忘不了这“灰色的世间”。他认为“只有在生之原上”，才是他所“熟悉的”。在《送韩伯画往俄国》一诗里，他赞美了那照彻黎明的天空的“鲜明美丽”的“红云”；他对于“从大路上向红云跑去”的“绘画的学徒”说出了他的真诚的“祝福”和期待：
你将在红云里
偷着宇宙的密意，
放在你的画里；
可知我们都等着哩！
而在《赠A．S．》一诗里，他更描绘了一个“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言语如石头”的革命英雄的难忘的形象。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荆斩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子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在这首诗里，朱自清对这个“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不仅给予了热情横溢的颂赞，而且也露出了他自己的倾慕之情。虽然他也像闻一多一样，没有很快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在“古书的纸香”里度过了悠长的岁月，但这种对于现实的执着精神和对于革命的向往，正是他晚年成为民主战士的坚实基础。
作为一个倾向进步的小有产者的知识分子，朱自清不缺乏对于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对于弱小者的爱；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生活趣味也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没有大踏步地靠拢革命队伍，他的进步显得有些迟缓。不过，他自始至终没有走为旧中国统治阶级帮凶帮闲的道路，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他要求着进步和改造，他死在贫病交迫的生活里，他至死不肯叫家属接受“美援”的物资。这种坚贞不拔的精神，对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转变，给了比较巨大的鼓励，同时也使我们看到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艰苦的历程才能够走向人民的。
总起来说，本时期的诗歌运动，较之五四运动时期，有了相当重大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诗歌，就是显著地受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领导的，到了本时期，因为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范围的迅速扩大，我们诗歌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迅速地壮大、发展了。诗人对旧的丑恶的一切发出了强烈的咒诅和反抗的声音，对新的光明的未来也产生了热烈的理想和愿望。这样，本时期的多数诗人们就不徒运用他们的诗篇歌唱和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时，也以他们的诗篇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教育，加强了中国人民战斗的要求和意志。第二，本时期的诗歌，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不是把主要的工作摆在旧的形式格律的破坏上，而是多方面地去寻求和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格律。因为这样，本期诗歌就较之上一时期有了比较显著的不同面貌，在我们新诗歌运动历史上向前跨进了一步。
当然，本时期诗歌在上述两个方面，也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的。首先，我们知道，一切艺术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上，然后才可能开出鲜丽、丰满的花朵来。诗也毫不例外。本时期的诗人们，大都缺少生活上的实际体验，许多歌唱革命的诗篇，都不是从实际革命斗争中，而仅仅是从作者的热情和理想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有时显得空洞而概念，减弱了诗的艺术感染力量。其次，在诗的形式格律的建立方面，某些诗人往往忽略了我国传统诗歌的优美精炼的长处和人民口头创作的新鲜活泼的特色，而专门地从西洋诗歌中去找出路，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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