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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结果使得我们的新的诗歌走了一段弯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地脱离了民族传统和人民爱好。这都是本时期诗歌运动所存在的缺点，要在以后各个时期中，费了很大力量才慢慢地克服过来的。
二 小说
鲁迅本时期那些不朽的小说，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作了一些分析，这里所要评介的主要是隶属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小说作家，还有蒋光慈在本时期写下的几本作品。
在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中，怀着追求“人生究竟”的热忱，而却以细致的笔触来刻画和批判了旧社会灰暗阴郁的人生的，我们首先要提到叶绍钧（圣陶）。
叶绍钧本时期的小说，计有短篇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和《未厌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下时期的作品，这里不打算提到它）；另外，还有童话集————《稻草人》。这些作品的取材，多半是小城镇中小市民的生活。暴露和谴责是作品的主调。据作者说，他的作品并不是怎么纯客观的，他很有些“主观见解”“寄托在不着文字的处所”(8)。但他同本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作者一样，他的“主观见解”只是“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9)。这样唯心的理想，不能不粉碎在铁样冰冷的现实生活里；因此，他就进一步面向现实，分析和反映现实，而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也就逐渐地浓厚了起来。这个发展是非常可喜的。
他不是一个空想的作家，他写不来空想的东西，他的作品的题材来自个人实际生活的体验。他说：“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10)因此，他的作品里的人物就具有相当高度的真实性质和某种程度的典型意义。例如，《潘先生在难中》，以潘先生为代表画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卑怯和自私心理，和那种张皇失措的忙乱神态；《阿凤》里的阿凤，写出了封建社会童养媳的悲惨生活和她的未曾全然被扼杀的童心；《苦菜》里的农民福堂做梦也不愿种田的苦痛心理，也是旧中国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生动逼真的形象。作者笔下出现的人物和生活，据钱杏邨统计，在一九二七年前写的六十八篇小说中，写教育界的就有二十篇，这实在是因为他“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11)的缘故。
叶绍钧的创作，对于语言，是相当留意的。修整朴素，接近口语，是他运用语言的特色。他的语言的欧化成分是很少的。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叶绍钧的童话，就《稻草人》中所收的二十三篇说，如《稻草人》借稻草人一夜所见，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惨苦景象，《画眉鸟》要“为发抒自己对于一切不幸东西的哀感而歌唱”，都说明了作者对于旧社会的厌恨和反抗的心理。但因为作者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出路没有明确认识，所以难免将自己的成人的悲哀传给了幼小的一代，而且作品中有许多成人的体会和见解也恐怕不是小孩子们所能够理会得到的。
王鲁彦（一九〇一——一九四四）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小说作家，同时也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者。他翻译了《波兰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世界的尽头》、《显克微支小说集》和果戈理的《肖像》等书。他在本时期的创作计有《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等三个集子。关于鲁彦的作品，周立波有一段很扼要的评述：“鲁彦的作品，有一些受着鲁迅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现实的忠实描写这一点，他是受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的薰陶的，他所接受的近代西洋文学的影响，也很显著。除了《兴化大炮》以外，他的所有的小说都是采用近代西洋小说的手法。故事性不强，日常生活描画很细腻，人物心理分析很深刻，这些西洋小说的特点，构成了鲁彦小说的主要的部分。”(12)
的确，鲁彦的小说是受了鲁迅很大影响的，这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的选择上。正如鲁迅一样，鲁彦的作品也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为其主要题材的。在作品里，他谴责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的罪行（《柚子》），他描绘了从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农村里流落到上海来当“娘姨”的不幸的劳动妇女（《李妈》），他也倾诉了一个聪明正直的雇工的悲惨的遭际（《童年的悲哀》）。对于这些苦难的人们，他有着深厚的同情，他感同身受地向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提出了他的激越的控诉。在《童年的悲哀》里，他说：“我过的艰苦和烦恼的日子太多了。我看不见幸福的一线微光。”在《小小的心》里，他说：“这是这里最流行的事：用一二百元钱买一个小女孩做丫头，或一个男孩做儿子，从小当奴隶使用着……这就是人家不许阿品和我接近的原因了。可怜的阿品！”————在这些句子里透露出来的，正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生活里的实际感受和他的强烈的主观爱憎。
鲁彦虽然看出了社会的不幸和灾难，但怎样把社会从不幸和灾难里拯救出来，使之走向自由幸福的明天，他却没有找着这条道路。他“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秋夜》）。这样就构成了他的最大苦恼，也限制了他的写作的更远大的发展。因为他没有发现改变这世界的伟大力量，于是在生活上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他不可能接触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于是，政治和生活视野的窄狭，就不能不影响到作品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了。他自己说：“使我的创作少，最大的原因是觉得生活少。虽然从十七八岁起，我就踏入了紧张的生活的战场，尝尽了许许多多的滋味，看见了各色各样的人，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事，一直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片刻的休息，总觉得还不够，觉得入世还不深。”(13)正是“生活少”，“入世还不深”，造成了鲁彦内心的苦恼，也局限了他的作品的战斗的作用。他把他的烦冤和苦恼一部分献给了“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愿意回到那“可爱的童年时代，回到那梦幻的浮云的时代”（《童年的悲哀》）。他追忆着儿时在故乡河畔钓鱼的乐趣，而说自己“尝遍了太多的苦味，有了老人的思想，对一切都感到空虚”（《钓鱼》）。他怀念着“父亲的玳瑁”，他“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所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摸过的一切”（《父亲的玳瑁》）。这种伤感的、愤懑的情绪，来自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同时也因为他没有看清自己所应走的正确道路。他同情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但他没有看见工农群众胜利的曙光；他摸索自己前进的道路，但他没有把自己投进正在日益热烈地展开着的革命斗争。
在描写手法方面，鲁彦的小说具有自然和朴素的特点。人物形象也刻绘得鲜明生动。这些都是鲁迅小说所给予鲁彦的显著影响。但鲁迅作品中所特有的那种明快与机智，在鲁彦的小说中是没有的。他的作品里常常出现着大段的议论和教训；而且人物的对话欧化的气息太重，往往不合人物的身分。这些缺点自然减少了他的作品的感人的力量。
短篇集《缀网劳蛛》的作者落华生（许地山，一八九三——一九四一），也是文学研究会一个相当重要的作家。
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和他对于佛教哲学的长期沉浸，作者早期的思想很明显地存在着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缀网劳蛛》里的女子尚洁，虽然“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然而她认为“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这正是一种逆来顺受、乐天安命的看法。“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这种人生观实际上也还是定命论的。尚洁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我象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得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到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这是尚洁的人生观，但也可以把它当做作者的人生观来看待。因为这样，所以早期的许地山，虽然没有让自己在“云封雾锁”的人生路程上坠落到颓唐感伤以至于绝望的深渊中去，而还能继续地“往前走”下去；但他仍然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的。支持和鼓舞着他的不是对前途的“乐观”的信心，而是一种听自然安排的“达观”的想法。这正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生和社会的探索与逃避交织的矛盾心理。
以上是许地山早期思想和作品倾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许地山早期作品里也显露着他对于劳动人民的朴素深厚的感情。他赞美落花生，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因此，他希望人们“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14)。在《缀网劳蛛》里，尚洁到土华以后，便在珠船里工人们身上去探求“那些灵性的珠子”。《春桃》中拾垃圾的女人在旧社会各种各样的迫害和折磨下，依然没有向生活低下头来。这都可以说明作者早期思想中进步的成分。以这种思想感情为基础，他的创作才能够逐渐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下去；而作者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救亡工作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可以从这里找出它的发展根源来。
文学研究会的小说作者，我们应当提到的还有王统照和黄庐隐。王统照（剑三）本时期的创作，长篇有《黄昏》、《一叶》，短篇集有《春雨之夜》、《霜痕》。他写的多半是青年男女的苦闷，虽然他以为“美”和“爱”才是人生的真谛，但也显示了一定程度反封建的意义。庐隐的长篇小说有《女人的心》和《象牙戒指》，短篇有《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者一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却穿了恋爱的外衣。她笔下的人物，多是要求着“自我发展”的苦闷的青年，她大胆地描写了他们的烦闷的心理，因此，也就多少反映了时代的面貌。
郭沫若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为小说家来看，他也是具有着较多的诗人气息的。不同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他的小说缺少冷静而细致的社会生活的描写，而是用热情的自白代替了这些。他的作品中的主人翁常常就是作者本人。他以自己的“被幸福遗弃了的囚人”（《歧路》）的愤懑和不平，向旧社会提出了猛烈的控诉和抨击。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小说的主要精神也是积极的、反抗的、破坏的。
郭沫若本时期的小说计有《落叶》、《塔》、《橄榄》三部。作于一九二五年的《落叶》是一部书信体的中篇小说，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只倚赖着你的爱情把一切都抛弃了”以后，写给她的爱人的四十二通热情的书信。这部小说，作者是写来纪念他和他的日本爱人的一段艰苦坚贞的恋爱经过的。在书的前面，作者借用垂危时的洪师武的口，说出了下面的话：“我回到中国来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想拜托一位可信仰的友人替我把我爱人的生命永远留传下去。我虽然不能如象但丁一样，由我自己来使我爱人永生，但我也心满意足了。”这里说的正是作者写作《落叶》的真正动机。在小说《歧路》中，他这样追叙他和他的爱人结婚的情形：“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当他因了生活艰窘，不得不让他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日本的时候，他说：“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Dante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这是《落叶》这部小说在作者思想中孕育的开始。《落叶》便是这样地写下来的，但它却包含了比较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主人翁菊子姑娘是一个顽强的女性，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执拗地走着自己的颠顿的道路。她说，“我依然还是不能不背弃父母走我自己所走的路”，虽然她也知道，“我如回家，我的一生是最安全的，这是了如指掌的事情”。这样坚决的反叛精神，应该是《落叶》这部小说的主要一面。
《塔》共收短篇小说七篇，是郭沫若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的作品。等到一九二六年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经向着他的“过往了的浪漫时期的‘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作了永远的告别”了。因此，收藏在《塔》里的这七篇小说，我们是可以把它当成作者“青春时期的残骸”(15)来看待的。这是郭沫若早期思想的一个方面，唯美主义的倾向，消极的浪漫主义的气息，在《塔》里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不过，其中《万引》一篇，写出了在“连书籍也成了商人所垄断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穷苦知识分子的悲哀，《阳春别》一篇写的是两个不同国籍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社会无路可走，终于要远适他国的故事，都对现实投出了无情的讽刺，也还是有着它的积极的意义的。
《橄榄》（初版于一九二八年）中的《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十字架》三篇小说）和《行路难》，都是作者本时期贫困和漂流生活的写照。作品中的主人翁爱牟就是作者自己。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旧社会里一个正直的文艺工作者所忍受的压迫与损害。作者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倾吐着如下悲愤的话：“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与的世界！……我们是什么都被人剥夺了，什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呢！”（《十字架》）作者本来是学医的，但他拒绝了C城红十字会的邀请，退回了送来的旅费，他宁肯在贫困中坚持自己的文艺事业。他认为：“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他又认为：“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歧路》）作者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是强烈的，呼声是激越的。《橄榄》集中的这些小说正好代表了作者本时期精神的积极的、反抗的一面。无疑问地，这些小说所表现的积极反抗的思想，在当时能给予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郭沫若主要地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抒情的诗人。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远远地赶不上他的诗歌。他的小说只能算是一种介乎抒情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东西。他的生活天地是不广阔的，题材不外两种：个人的遭际与空渺的幻想；也缺乏那种作为小说的谨严的结构。他在《郭沫若选集》的《自序》中说：“……由于耳朵有毛病的关系，于听取客观的声音不大方便，便爱驰骋空想而局限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因而在文学的活动中，也使我走出了偏向————爱写历史的东西和爱写自己。”又说：“我在文艺写作上，大抵是一个即兴诗人。连我所写的几个多幕的史剧，也都是即兴地写成的。趁兴之所之，几天工夫就写它一部。”这些话，对于研究郭沫若本时期的小说是很有帮助的。
郁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五）的短篇小说集————《沉沦》(16)，共收小说三篇：《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其中《沉沦》一篇，以它的“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17)，博得了当时广大青年的注意和共鸣，但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
《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他一方面因为在日本国土上受尽了欺侮凌辱而热烈地想望着一个富强的祖国；另一方面，又因为青春期性的觉醒而渴求着一种“真心真意”的爱情。这两种想望成为了这位青年主人公的生活和心理的主宰，也代表了五四初期一般知识青年的共同苦闷和要求。作者以酣畅的笔墨大胆地描绘了主人公的这种想望，以及由这种想望的不能实现而日益走向孤独颓废以至投海自杀的生活道路，比较强烈地显示了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反叛的精神。这是《沉沦》这篇小说的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
但是，《沉沦》也有缺点，必须予以指出。小说过分渲染了主人公的感伤忧悒的病态心理，以及由这种心理所造成的慢性自戕的生活方式。出现在作品里的青年主人公，不是一个英勇抗争的生活的“闯将”（当然更不是一个献身革命的集体主义的战士，但在写作《沉沦》的那个时代，我们不应当对作者作这样的苛求），而只是一个“循环性的忧郁症”的患者，一个漂泊异国的生活的“零余者”。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梦想————把他的祖国从衰败变成富强，而是相反地，正如小说题目所显示的，日益加甚地走向了沉沦的境地。小说以主要篇幅描写了这位主人公的急遽沉落的自我戕贼的生活，不适当地渲染了某些猥亵的场面。因此，读者从小说中所得到的就不仅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的愤怒和反抗，而与此同时也会受到一些不健康的有害的影响。
其实，不仅《沉沦》这篇小说如此，写在同时期的《南迁》和《银灰色的死》（还有后来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以“零余者”为其主人公的。这些人物大抵具有同一的性格，同一的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同样也都遭遇到了贫病以至于死亡的命运。人物与旧社会的矛盾冲突，以及由这种矛盾冲突而形成的心灵上的苦闷和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愤懑与诅咒，使得这些人物在某种程度内具有了典型的意义，也使得作品在某种程度内符合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这些人物，对于旧社会的统治力量又仅仅是一些消极的不合作者，他们远远离开了人民和尖锐剧烈的社会斗争，以纵酒买笑、颓废自戕的生活方式作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人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很难像在郭沫若的诗歌中一样，汲取到一种乐观进取的力量。
时代培育着作家。一九二三年前后，郁达夫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和发展。在文艺创作方面，作为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标志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两个短篇(18)。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都是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人公都有着善良而正直的灵魂，但贫困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却是他们从社会所得到的唯一报酬。从生活的“零余者”的描写到对劳动人民的塑绘和赞美，这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生活视野都在那儿变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如果郁达夫能够在这个觉醒的基础上，投身革命，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在文艺事业方面将会放出更大的光辉来的。
在这以后，郁达夫经历了五卅运动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风暴，亲眼看见了蒋介石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在他的思想上也曾引起过一些愤怒和反抗的火花(19)，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行径。他一度徘徊在斗争和逃避、革命者和隐土的歧路，而最后所选择的道路则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下一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而左翼文化运动在党领导下坚持斗争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20)的遁世的文人。一九三二年在杭州写出的短篇小说《迟桂花》，以那样激赏的心情和纯熟的技巧所刻画出来的两个人物————翁则生兄妹，不能不说是郁达夫那一时期隐遁思想的反映。而他的那些以优美细致的笔触摹写祖国山河的游记，则更是那时生活的直接产品。
关于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主要的两点：第一，他有积极反抗的一面，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从后者出发，所以他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了现实斗争的逃避者；从前者出发，所以他始终不满于现实，而在抗日战争期间，终于为祖国贡献出了他的血和生命。第二，郁达夫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他个人生活和感情的实录（说是实录，并不是说它就全无夸张和概括）。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常有的写作态度。而在这一点上，郁达夫与郭沫若两人的小说是完全一致的。
蒋光慈本时期的小说有《少年漂泊者》（中篇）、《鸭绿江上》（短篇）、《短袴党》（中篇）三个集子。在题材的选择范围上，在革命意识的强烈鲜明上，这些小说都超过了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它们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少年漂泊者》完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是蒋光慈的第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汪中这个人物的一生，反映了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五卅”前后的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的面影，同时也写出了青年汪中如何在旧社会的迫害摧残下逐渐觉醒，而最后终于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发展道路。汪中是一个佃农的儿子，当他的父母被地主阶级逼死后，他做过乞丐、学徒、店页、工人，而最后是在革命战争中英勇地牺牲了。虽然，作者笔下的汪中，还不是那么真实的，还是带有很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的；但是，当大多数作家都以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写作题材的时候，蒋光慈却在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进步。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的书信体裁，情感是激越而高昂的。作者在《自序》中说：“……读者绝勿误会我是一个完全粗暴的人！我爱美的心，或者也许比别人更甚一点；我也爱幻游于美的国度里。但是，我所耳闻目见的，都不能令我起美的快感，更那能令我发美的歌声呢？……倘若你们一些文明的先生们说是粗暴，则请你们莫要理我好了。我想，现在粗暴的人们毕竟占多数，我这一本粗暴的东西，或者不至于不能得着一点儿同情的应声。”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写作的态度，而这本小说的出现，也的确是给了当时广大青年读者以许多有益影响的。
《鸭绿江上》收集的是作者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前写下的八个短篇：《鸭绿江上》、《碎了的心》、《弟兄夜话》、《一封未寄的信》，《徐州旅馆之一夜》、《橄榄》、《逃兵》、《寻爱》。这些小说中的主人翁大都是被压迫的革命党人或者是辗转在穷困生活里的“底层”人物。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很鲜明的，充满对于旧世界的愤怒和反抗。《弟兄夜话》中的江霞这样对他的大哥说：“……现在的世界也真是太不成样子了！有钱的人不做一点事，终日吃好的，穿好的，而穷人累得同牛一样，反而吃不饱，衣不暖，这是什么道理？……什么公理，什么正义，统统都是骗人的，假的！谁个有钱，谁个就是王，谁个就是对的！你想想，这样下去还能行吗？”这正是《鸭绿江上》八个短篇所要表现的共同思想。正如作者在书前《自序》中所说的，这些小说的出现，在当时是担负了一些“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的任务的。
中篇小说《短袴党》，是蒋光慈本时期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完成于一九二七年四月间，正是蒋介石阴谋叛变革命、大举屠杀中国革命群众的前夜。它所反映的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响应北伐军而举行三次起义的重要史实。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他的急骤的热情描绘了中国工人阶级无坚不克的艰苦斗争的英勇姿态，同时也显示出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无可怀疑的领导力量与智慧。杨直夫、史兆炎、李全贵、邢翠英等人物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某些场合上刻画得较为真实感人。书中的人物很多，我们很难找出谁是真正的主角。人物的思想情感有时也还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这自然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生活实践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结构也显得有些涣散。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但这部小说仍然要算是本时期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大革命时代的真实面貌。
蒋光慈的作品（包括他的诗和小说），在当时曾遭受到许多非难和批评。这些非难和批评，有好多地方是不公允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在蒋光慈的思想上和创作上存在着很多缺点，这些缺点限制了他在政治上更大的进展，同时也限制了他在文学上更高度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他在本时期（还有下一个时期的开始两三年）中国新文学运动上的重要贡献。他曾经提倡过革命文学，但他的提倡，不仅在理论主张上，而且更重要的，他以他的许多作品实践了他自己的主张，因而也更使革命文学有了比较实际具体的内容。在以革命思想教育广大人民这一点上，同时也在革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蒋光慈是有过一些比较重要的贡献的。
以上是对于本时期几个重要小说作家的简略评述。总起来说，本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传统，随着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较新的面貌和特点：（一）本时期新文学阵营的作家，不管他们所隶属的文学团体和文学主张是怎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所统治的旧社会是一致地不满的。虽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这时还找不着中国社会的正确出路，但他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用他们的小说暴露了这个社会的黑暗，谴责了这个社会的罪恶。因此，这些小说就必然地是打击旧的统治者的有力武器，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的。（二）作家们的表现技巧是显著地提高了。虽然这时期还很少出色的长篇小说出现，但许多短篇小说，已经可以算是比较完整和接近成熟的作品了。上一时期小说中的粗糙稚弱的现象，在这时期的小说中是很少见到了。（三）本时期的小说也有着这么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由于作者思想和生活的局限，还不能本质地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有些作家因为生活的不足，往往以空想代替实际，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和言行就常常显得不真实，或者根本就是作者本人化装的出现。在创造社的人们及蒋光慈的作品中，这种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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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两首诗最早见于作者《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没有题目。现在的诗题是根据诗意加上去的。
(2) 见《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3) 《星空》为诗歌散文集，除卷首《献诗》外，共收诗三十一首。
(4) 除《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和《哀时古调》写于1922年，《暴虎词》写于1921年外，其余均1923年作。
(5) 郭沫若曾经这样说到他所受的外国诗人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见《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
(6) 1927年在汉口出版。
(7) 《闻一多全集·庚集》。
(8) 《叶圣陶选集自序》，1951年2月作。
(9)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0) 《叶圣陶选集自序》，1951年2月作。
(11) 叶绍钧：《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附《叶圣陶选集》后）。
(12) 见《鲁彦选集序》。
(13) 见《关于我的创作》。该文作于1933年5月，现附在《鲁彦选集》（开明版）后面。
(14) 《空山灵雨·落花生》。
(15) 《塔》卷首题词，1925年2月作。
(16) 1921年泰东书局出版，后收入《全集》之《鸡肋集》中。
(17) 成仿吾：《〈沉沦〉的评论》。
(18) 均收在《全集》之《寒灰集》中。
(19) 可参看《日记九种》。
(20) 这原是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联诗句，郁达夫曾将它写成对联，悬挂在杭州寓所书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