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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戏剧
五四运动时期的戏剧运动，主要地是理论的探讨与不同主张的争辩，剧本创作是很少的。到了本时期，这种情况是逐渐地改变过来了。从事戏剧运动的社团和刊物增多，同时也有了较多的剧本创作。虽然在本时期剧作者当中，有不少的人专门追求作品的情节和趣味，而忽略了它的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教育观众与读者的重要任务(1)；但从本时期戏剧创作的主要趋向看来，它还是承继着五四运动时期的战斗传统，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本时期日益复杂和日益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内教育了中国人民的。
郭沫若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同他的诗集《女神》一样，是一部具有狂暴的叛逆精神的作品。通过关于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女性————聂嫈、王昭君、卓文君————的故事和性格的描绘，作者进行了对于封建社会与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而这，最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在《卓文君》一剧中。卓文君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女性，她生活在古老的封建社会里，不顾礼教的束缚，大胆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和司马相如有了自由的结合。剧本以热情横溢的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个女性，赋予了她以强烈感人的舞台形象。从作者的想象中所虚构出来的另一人物————红箫，也具有这样一种性格上的特点，带着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卓王孙和程郑，作者也以满腔的憎怒描摹和嘲笑了他们的趋炎附势、道德败坏的精神特点。卓文君、红箫和卓王孙、程郑之间的斗争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和道德观念之间的斗争。下面是《卓文君》中的一段对话：
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在向什么人说话？
文：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
卓：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你们一个说我有伤风教，一个叫我寻死，这是你们应该对着你们自己说的话。
卓：造反了，造反了！
文：我自认我的行为是为天下后世提倡风教的。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
从卓文君口中说出的这些斩钉截铁的话，正是觉悟了的中国女性对于整个封建秩序与封建礼教的反叛宣言。这个剧本发表以后，立刻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震恐（浙江省教育会通过了一个议案，禁止中学以上的学生表演这个剧），同时也博得了广大青年的热烈共鸣。有人说：“《女神》放在我桌上时，偏能使我的血管膨胀而欲裂；《孤竹君之二子》和《卓文君》出世后，才能使我悲愤填膺，才能使我欲把只手杀死罪恶的人类。”(2)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
能否认为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是在完全”写历史”呢？这个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作者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的《序话》中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作者也曾经这样说：“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这在古时候是认为不道德的，就在民国的现代，有许多旧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谓教育家，也依然还是这样。……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本来她嫁的是什么人，她寡了为什么又回到了卓家，这些事实我在历史上是完全不能寻到，我说她是嫁给程郑的儿子，而且说程郑是迷恋着她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节目。”从这些话中，可以显然地看出作者的原意并不在于以戏剧的形式来复述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所谓“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正是这个意思），假借“历史剧”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见解，使自己对于旧的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反抗，能够巧妙地掩饰在历史故事的外衣下面。懂得这个理由，对于剧本中的人物常常说着现代的语言，或者剧本中的故事常常与记载中的故事有些出入，我们也就一点不觉得什么奇怪和不合理了。（这样情况，不徒是《三个叛逆的女性》是如此，就是作者所有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也都是如此的。）
《三个叛逆的女性》有些地方很受了西洋文学特别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卓文君》结尾时红箫杀死秦二后的独白和《王昭君》结尾汉元帝捧着毛延寿首级时的独白，都分明呈露着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很重要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最主要的地方应当是它的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反帝精神主要表现在《聂嫈》一剧中，作者曾说：“没有五卅惨剧，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和充满在整个剧本中的动人心弦的高昂的热情。而这一点，与诗歌《女神》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田汉是本时期我国从事戏剧工作最努力也最有成绩的一个。他的努力和成绩不仅表现在戏剧运动的倡导上(3)，而且也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他在本时期创作的剧本，应该着重提到的有三个：《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和《获虎之夜》。他自己后来这样叙述到写作这些剧本时的情况：“《南国半月刊》之发刊，正当一面帮着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中国》，一面与创造社底关系渐疏的时候。这时我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既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那时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国内文坛对于他的态度分做两派，右翼的研究系的文士们大大的欢迎他，而左翼的文土们尤其社会运动的少年斗士们反对欢迎他。……我对于他们的社会运动很有同情，独至此举甚不谓然。我觉得泰戈尔的艺术有他自己的价值，不能因为他不革命而反对他，并且觉得它们对于他太不理解了。因为这种小市民的文学见解，所以《南国半月刊》第一期有一简单的宣言，即‘欲在沈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所谓空气自然也是模糊的感觉，而无一定的明确的创作的意识。”(4)这一段话，对于理解田汉本时期的戏剧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正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5)的矛盾、犹豫的思想情况。而这种思想情况自然不能不影响到他本时期的剧本创作上来。
被收在《田汉戏曲集》第一集中的首篇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并不是田汉的第一篇作品(6)，但作者却是用它来纪念他的“剧曲创作生活的发韧”，而且认为它“事实上是比较能介绍自己的‘出世作’”(7)的。这个作品创作于一九二〇年，后来曾经过重大的删削。剧本通过咖啡店侍女白秋英被一个私盐商的儿子李乾卿所遗弃的故事，说明了“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终始是握不牢的”的道理，反映出了旧社会里所谓爱情和婚姻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这就显示了作品的积极进步的意义。可是白秋英与青年林泽奇结为兄妹的事实，却到底“完全是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感伤”心理的表现。虽然白秋英后来说出了“旧的是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罢”，但新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且怎样来开始它，剧本是没有解答的。伤感和颓废形成了整个作品的主调。这正是一个作家在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上抱持两元见解，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没有与工农群众结合时在创作上所呈露出来的必然结果。
《午饭之前》一名《姊妹》，是田汉在一九二一年写作的一个独幕剧本。关于这个剧本，作者在《田汉戏曲集》第一集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引录一下的：“……这作品幼稚的地方到今日念起来也使人汗颜，然而我不能舍掉它实因它毕竟含有比《获虎之夜》较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写这作品的动机是因为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华实纱厂的年关斗争的严重惨杀了黄爱、庞人铨两人。黄爱是由黄素兄的介绍刚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这剧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爱的纱厂男工林三哥。第二，写这剧本的时候正是国内反宗教运动高涨的时候，赞成反对两派争辩甚烈，《少年中国》杂志为着这个出了三期专号。这剧中的大姊（基督教徒）与二姊（革命女工）便体现了这个斗争，而结果是大姊的转变。第三，这剧中的姊妹三个是以我们小时随母亲居长沙北门外伍家岭时所见一张姓老太婆的三个女儿做模型的。她们母亲无子，靠她们三个在该地和丰火柴公司做工为生活，她们和我们很熟，实在是我所最初接触的近代女工。由她们才引起了我对于劳动妇女生活的兴趣，虽说当时所见的还是非常的浅薄。发表在这里是经过可能的改订的。在赵恒惕式的屠杀，伊牧师式的欺骗还存在的中国劳动运动界，这剧本在相当好的舞台装置与表演人材的条件下相信还有它的意义和效果。”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剧本《午饭之前》的主题思想和其中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个剧显示作者的思想较之写《咖啡店之一夜》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剧中的人物因为是从实际生活中摄取得来的，所以显得鲜明而真实。弥漫在《咖啡店之一夜》中的伤感颓废的情调，在这个剧本中也没有了。剧本中的主角二姊说：“我们要拚命和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我们不能被人家打了右边脸又让左边脸给人家去打。我们不能爱我们的敌人。”因为自己的妹妹惨遭杀害而觉悟了的大姊也说：“上帝！你夺去了我们的父亲，现在又把我的姊妹拆散了吗！我的母亲这样的好人，竟非饿死不可了吗？上帝！不，你这恶魔，滚到地狱里去吧。我要复仇！我要踏着她们的血前进，二妹，你的姊姊来了！”因为人物思想的发展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些话没有空洞、概念的毛病，具有相当巨大的感染力量。
不过，这个剧本还有着下列的缺点。首先，关于剧本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工人阶级与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者没有从正面来处理它，我们只能从人物的对话中得到关于它的一些暗示。这样自然是不够的。其次，剧中人物之一的林三哥应当是一个很主要的人物（作者说他是用来纪念革命烈士黄爱的），但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他只是一个没有登场的人物。这就使读者和观众难以从剧中了解这位英雄人物的高贵的道德品质，而作品的教育意义也就不能不因之减低了。最后，这个剧本的结尾是没有力量的，它没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与其必然胜利的前途来。
另一个剧本————《获虎之夜》也是一九二一年（作者刚回国那一年）写下的作品，发表在《南国半月刊》第二期上。这个剧本发表后，上演的地方很多。关于它，作者后来说：“我事实上有多少年也不曾重念过这个剧本了。到一九三二的现在再检阅一过，觉得不必十分改动也可以的还算这一篇。因为尽管有幼稚的伤感的地方，而纯朴的青春时代的影象还可以从作品中追寻出来，这就是使人难舍的地方了。并且这作品在题材上也接触了婚姻与阶级这一社会问题，一个浮浪儿童爱上了一个富农的女儿，在当时必然地会产生这种悲剧。在现在我们不免有些不满的是这浮浪儿童就那么自杀了，莲姑娘是那么父权底下宛转哀啼着，不曾暗示半点光明……”(8)这是作者自己在十年后给予剧本的正确评价。《获虎之夜》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就是它多少从阶级的观点上接触了青年的婚姻问题。但它的真正的缺点却不仅在于“不曾暗示半点光明”，而是在于剧本中的传奇色彩和伤感颓废的情调过于浓厚了。像剧本结尾时黄大傻的一段话，就带有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的情趣。
除上述三剧外，田汉在本时期还写了《乡愁》和《落花时节》两个剧本。一九二五年又写下了他的有名的剧本————《顾正红之死》。这个剧本以五卅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本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品。
洪深（一八九五——一九五五）也是我国戏剧运动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一位倡导者和剧作家。他从小就喜欢戏剧。远在学生时代，他就从事过剧本创作，并和劳动人民有所接触(9)。他的剧本《赵阎王》是在一九二二年冬天写下的。那时正是中国封建军阀不停地进行内战的时候，《赵阎王》这个剧本通过主要人物赵阎王的一生经历，多多少少地暴露了军阀的罪恶。他自己说写这出戏的经过是这样的：“记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战争后，我上北方去，在火车里听得兵士谈说，吴佩孚战胜的军队，将长辛店阵线上，受有微伤而不碍性命的奉军，多数活埋了。因为奉军身边，都有几十块钱，吴军很穷，不活埋，不能夺取奉军的钱。我当时听了，情感上起了极大的冲动，好几天不能自然，后来慢慢的联想到北方军阀和兵士一切的罪恶。慢慢的对于受虐害的民众发生无量的同情。慢慢的对那作恶的兵士，也会发生同情了。但我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别无能力。所以只得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间，完成了《赵阎王》这部剧本。”(10)可以看出，《赵阎王》这个剧本的创作，虽然有它的一定的现实基础，但作者对于当时兵士们的生活与思想情感丝毫没有接触，也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理解。因此，赵阎王这个人物就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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