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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
在本时期开始几年中，也就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展开不久的时候，很多革命作家并不缺少真挚强烈的政治热情，他们的作品起了比较巨大的教育鼓舞的作用；但因为革命热情没有和现实生活紧紧结合起来，作品中的人物多凭作家的主观想象来创造，因此，抽象、概念，缺乏血肉，削弱了作品感染说服的艺术力量。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地得到改变，而好的作品也才逐渐地繁荣起来。在左翼作家联盟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本时期的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蒋光慈继小说《短袴党》之后所写的作品，代表了本时期最初几年中创作的一般倾向。
蒋光慈在本时期写的小说，计有：《野祭》（一九二七）、《菊芬》、《最后的微笑》（一九二八）、《丽莎的哀怨》（一九二九）、《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一九三〇）。在这些小说中，《丽莎的哀怨》过分强调了一个白俄贵妇在海参崴和上海一带流浪的身世和感怀，使读者失却了对于在十月革命之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旧俄贵族的憎恨和厌弃，反而产生了不应该有的同情心理。这篇小说受到了当时批评界的严正指摘。它说明了：一个作家（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如果他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斗争生活，仅仅凭他的虚幻的想象与脆弱的感情来进行创作，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野祭》和《菊芬》纠缠在当时所流行的庸俗的“革命与恋爱”的一般公式里，而且往往将次要的恋爱问题和浪漫情节掩盖了革命的重要的意义。《野祭》中的陈季侠，《菊芬》中的江霞，实际上都是作者的化身，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感情，时常从这些人物身上流露了出来。
《冲出云围的月亮》是蒋光慈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留居日本东京时的作品。它以女子曼英在一九二七年前后的始而投身革命，继而流落、颓废，终于重回革命队伍的曲折的故事，反映和刻画了大革命失败后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一种类型以李尚志为代表，他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了革命的地下工作；第二种类型以柳遇秋为代表，他经不起革命失败的挫折而投降叛变，做了国民党的反动官僚；第三种类型则曼英本身作了最好的代表，她在革命失败后，彷徨苦闷，厌世嫉俗，但是她“不投降、也不悲哀”，而最后还是重新走上了革命的大道。此外，作者也描写了像周诗逸一类的“酒囊饭袋”式的诗人和艺术家们。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作品告诉了读者什么是他们应走的正确道路。在这一点上，《冲出云围的月亮》有了它的积极现实的意义。但是，这本小说也还存留着作者创作中一贯的缺陷：人物不够真实，给人以虚浮之感；而此外，则是一些不健康的情绪的无节制的宣泄。
《田野的风》是蒋光慈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描写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活题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真实具体地塑绘艺术形象这一点上，较之作者过去的作品有了显著的进步。
《田野的风》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为背景，写出了中国农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起来组织农会，进行斗争，随后当地主阶级企图凭借反动武装来颠覆革命势力的时候，又怎样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革命武装来进行反抗的英勇史实。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的疯狂报复和广大农民的起义反抗，成为了旧中国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田野的风》反映了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变，以巨大的激情歌颂了在广大农村里升起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的火焰，展开了较为广阔和壮烈的斗争的场景。故事的后半部虽然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但弥漫在作品中的却是更为昂扬的斗争的意志，而不是低沉悲凉的气息。
矿工张进德和叛变地主家庭而参加革命的青年李杰，是小说中着墨最多、刻画较好的两个主要人物。张进德，这个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他全心全意干革命，他聪明、正直、勇敢、机智。当“革命军”尚未来到的时候，他在农村里散播了革命的种子；当“革命军”来到以后，他领导农民组织农会，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而当这个“革命军”变成了反革命的武器，白色恐怖笼罩了城镇和农村的时候，他又领导农民夺取反动队伍的枪枝，在最艰苦的环境下进行武装斗争，并且准备把这一小支力量和“那百里以外的邻县境内的一带蜿蜒着的山岭”里的革命队伍汇合起来。张进德的活动贯串着故事的全部，成为了故事进行的主要推动力量。
关于李杰，这个虽然出身地主阶级但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青年，当他接受了组织的委派来到自己的故乡领导农民斗争的时候，他不被群众所信任。他在斗争中承受着严重的考验。他在斗争的烈火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小说第十七节写李木匠要去烧李家老楼（李杰的家）时那一幕，就是李杰在斗争前面所通过的最剧烈的思想斗争。在这里，李杰的性格获得了鲜明的揭示。
老农王荣发，虽然不是重要人物，但也是刻画得较好的一个。他对革命不了解，对于他的儿子（王贵才）的“叛逆的思想”怀着恐怖的心情。但是“就在那枯老了的骨髓里，或是心灵里，总还不时冒出一点不平静的浪沫；使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儿子的思想，符合着一种什么到现在还未被承认的真理”。对人物进行这样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刻画，在蒋光慈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后来王荣发在儿子被反动派杀害后，跑上三仙山参加了张进德他们的游击队伍，这一发展是合乎生活本身的逻辑的。
因为人物是被安置在生活的激流里，受到考验，得到发展，所以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过去作品中所有的那种不健康的思想情绪也有了初步的克服。结构和语言虽然还存在着不够谨严和不够精炼的地方，但比起《短袴党》等作品，其进步是很明显的。这些，都标志了蒋光慈的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可喜的迈进。假如他不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1)的情况下匆匆地结束了他的三十岁的生命，他的创作前途是会有更加辉煌的发展的。
茅盾是“五四”以来我国文学战线上一位杰出的作家和战士。他的文学活动，开始时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革命斗争，并担任了实际工作。这对于作家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与巩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体认，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同时也为他的即将开始的创作事业，在生活和思想上作了很好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第一部作品就是题名《蚀》的三部曲，其中包括了《幻灭》、《动摇》、《追求》三个略带连续性质的中篇小说。《蚀》的主题是描写大革命前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动态。用作者的话说，《蚀》所反映的是“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与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2)。
女主人公章静（静女士）的生活道路和心理变化是《幻灭》的主要线索。章静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又富于幻想的女性。她憎恶丑恶，而缺乏斗争的勇气；她追求革命，而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和立场。她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断地寻求个人心灵的安慰和寄托，但又不断地感到幻灭。这就是章静给予读者的总的印象。
《动摇》写的是正处在革命洪流激荡中的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生活面貌。方罗兰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前面，不是坚定不移而是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情那些以停业威胁店员的店东。当上游的叛军逼近，而李克准备把童子团和纠察队都带到南乡去与农军会合，准备坚持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却打算从南乡到沙市去以求得租界的保护。这便是这一类人物所必然要走上的离开革命以至于反革命的道路。胡国光是反动地主豪绅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阴险、狡诈、毒恶的性格，在小说中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刻画。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追求》，写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病态和迷惘。他们虽然都不满意于现状而各有所追求，但因为离开了革命的正道，所以追求的结果不能不都是失望。笼罩在他们面前的，是“灰色，满眼的灰色”。主人公之一张曼青，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努力的结果，不能不承认他原有计划的彻底破产。另一女主人公章秋柳，以追求刺激和享乐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她毁灭了自己，也在毁灭着别人。还有史循这个人物，则由怀疑、颓废而终于走上了要自杀的道路。就是“相信人们因为有希望在将来，才能生出勇气来执着于现在”的主张“新闻救国”的王仲昭，他所“追求的憧憬（恋爱）虽然到了手”，但也“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这便是这一群人“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的结果。
可以看出，《蚀》这部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虽然多少反映了大革命的时代面影，但是由于作者当时对历史动向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革命前途有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刻画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人物（《动摇》中的李克，应该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塑绘），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结果是让悲观失望的情绪充满了作品，损害了作品反映时代的真实性。关于这部作品，作者在一九五二年所作过的自我批判(3)，是非常恳切而中肯的。就因为《蚀》这部作品存在着如此重要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缺点，所以它里面虽然也显露了作者过人的创作才能，但究竟是“瑜不掩瑕”的。《蚀》发表后曾经引起一度大的争论，当时的批评者的态度和论点，虽然有着不够客观和全面的地方，但《蚀》不能算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继三部曲之后，茅盾除写了收集在《野蔷薇》中的《创造》等五个短篇外，还写了长篇小说《虹》（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作）。作者在《跋》中说：“当时颇不自量棉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八月中因移居搁笔，尔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续。”(4)作者宏大的计划虽然没有在《虹》中得到完成，但是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它只写到了五卅运动）时期的时代面貌和青年思想发展的情况，都通过书中主要人物————梅女土艰苦曲折的经历而显现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虹》中的女主人公梅行素（梅女士）是一个有着“虹一样性格”的人，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她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下觉醒起来，摆脱了不自主的、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冲出了旧社会摆下的层层密密的网罗来到上海，而最后，终于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影响和帮助之下，投入了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梅行素是一个和章静有着不同性质，也走着不同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她的成长的历程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基本一致。在她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蔑视困难、乐观进取的精神，因而整个作品没有《蚀》里面所有的那种消沉失望的情绪。这是作家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在那儿进步、发展的结果。
在一九三二年底完成的长篇名著《子夜》，是本时期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是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出现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子夜》的写作，正是茅盾参加了左联，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而积极斗争的时候。与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使得作家有可能对现实生活作正确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同时，作家的广阔丰富的社会经验，也为作家提供了现实主义创作所必不可少的生活源泉(5)。
《子夜》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的反映。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正处于经济恐慌中的帝国主义，以加紧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挽救自己的危机；以帝国主义为其背景的军阀混战在我国广大土地上连续不断地进行着。民族工业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农村社会日益贫穷和破产，于是，城市里的资本家不得不依靠高度压榨工人来维持自己的利润；而地主豪绅则凭借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来苟延他们的腐朽荒淫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城市里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农村里的武装斗争如火燎原。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九三〇年左右惊心动魄的时代风貌。《子夜》的作者以细致而明快的笔触，按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摹描下了一幅色泽鲜明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它形象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的性质：它与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又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永远无法抬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铁的法则。揭示了这样一个法则，就给了当时托派匪徒们的荒谬言论以沉重打击，也就是给了当时中国人民以深刻有力的教育。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像一根鲜明的红线贯串在全书的始终。环绕着这根主线，作品展示了一系列的既深刻烙上了阶级印记而又各自具有其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
成功地塑绘了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的典型形象，是《子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主要关键所在。通过吴荪甫的创造，作品圆满地完成了它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深刻批判；同时也正是通过了吴荪甫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企业活动，作品才能够那样鲜明地展示了在旧中国社会里进行着的新生的与腐朽的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斗争。作家渲染了吴荪甫的雄心勃勃和精明强干的一面，显示了在这场斗争中一败涂地，终于走上了投降帝国主义和买办金融资产阶级的可耻道路的，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物而恰好是这个“刚强坚忍而富有自信力”的吴荪甫，这就更加证明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这一条历史法则，是不可改变或动摇的。然而吴荪甫是生活在我国阶级斗争最为尖锐的三十年代，革命的主力是广大的工农群众。这就使得这个和封建经济有着血缘关系，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工农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的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暴露出他的反动丑恶的本性。小说在错综复杂的生活描画中，着重地刻绘了吴荪甫性格的这一个方面。他对于农民起义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对于工人运动更是竭尽全力来破坏。吴荪甫是一个喝血自肥者的卑劣的形象，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都饱含了对于劳动人民的仇恨。作家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上，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的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父亲的死亡没有使吴荪甫感到丝毫悲痛，反而促成了他组织益中信托公司计划的实现；他的妻子林佩瑶满怀幽怨地过着豪华而空虚的生活；杜竹斋不顾“至亲”的情面，背弃吴荪甫而和赵伯韬联合起来；还有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靠着资本家的钱袋过活的所谓“教授”、“诗人”。透过这些，读者如临其境地看见了一个日暮途穷的阶级的腐烂透顶的生活，他们不能不在“死的跳舞”中来接受他们无法逃避的失败的命运。
除了吴荪甫外，工贼屠维、地主冯云卿，以及帝国主义卵翼下的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形象，也是刻画得较为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而许多主要的人物都具有不可混淆的鲜明的个性，这是《子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作者用不少篇幅（十三、十四、十五章）描写了党领导下的上海罢工运动。这也是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因为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的形象不够真实，所以这一部分的描写不能算是成功的。作者后来在《选集自序》中分析到了这一点，他说：“《子夜》的写作过程给我一个深刻教训：由于我们生长在旧社会中，故凭观察亦就可以描写旧社会的人物，但要描写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则首先你必须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否则，不论你的‘第二手’材料如何多而且好，你还是不能写得有血有肉的。”作者这一段话，说明了《子夜》缺点产生的根本原因，也给作家们以非常亲切有益的教训。
总之，《子夜》这部小说，尽管它本身还有着一些缺点，但它的出现还是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事，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向前发展的道路上，是尽了很重要的开辟作用的。
茅盾还是本时期一位异常优秀的短篇小说的作者。他的短篇小说，除《野蔷薇》中的五篇外，后来写的都收在《春蚕》、《泡沫》和《茅盾短篇小说集》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春蚕》、《林家铺子》等篇。作者在《子夜》的《后记》中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〇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因此，反映农村生活的《春蚕》和反映小市镇经济生活的《林家铺子》，我们是可以把它们当作《子夜》的补编来看的。《春蚕》以老通宝一家人的勤劳的然而不免贫困的生活为主要题材，集中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外货畅销，小手工业完全破产，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农业产品没有出路，因而使农民在地主阶级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之下日益走向穷苦的血腥事实。作品中的人物阿多（多多头，老通宝的儿子）显示了农民的青年的一代，他大胆而乐观，“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从阿多身上我们看见了中国农民正在觉醒成长的重要因素。《林家铺子》写的是“一·二八”前后某市镇的一家百货商店————林家铺子，在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锐减、国民党反动官僚肆行敲诈和债务加重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倒闭的故事，而某些贫苦的小市民（如陈老七、朱三阿太、张寡妇）被欺诈凌侮的悲苦无告的生活，也在其中展示着。在这篇小说中细致而生动地描绘出来的，正是旧中国灰暗阴郁的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
分析一下茅盾创作的艺术特点，对于我们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茅盾的作品取材的范围异常宽广，他从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和不同角落汲取创作的素材。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有时他的笔触也伸展到历史题材的领域中去。他成功地塑造了像吴荪甫那样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但像老通宝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也有着很高的真实性。处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占了颇为重要的位置，小市镇中小市民的生活动态也吸引了作家的密切注意。他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斗争，并带着辛辣的嘲讽勾勒出了某些可憎可笑的人物和事件。生活中的丑与美，善与恶，以及作家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正义爱憎，都强烈地体现在栩栩如生的人物身上。茅盾是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最擅长塑绘艺术形象的巨匠之一。
茅盾笔下的人物总是饱满鲜明的，阶级的共性和人物的个性是那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没有把人物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联系中分割开来，而是按照人物自身在生活中多方面的联系和表现来加以描写。他的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但又是完整的统一体。吴荪甫这个人物的创造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写了吴荪甫发展企业的“雄心大志”，写了他与赵伯韬之间勾心斗角的斗争，写了他对于工农群众的仇视。但是，作者的笔锋没有局限在这个范围以内，它伸展到了吴荪甫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生活方面，伸展到了因为投机失败而追求新奇刺激的糜烂腐朽的精神世界。人们从吴荪甫身上，接触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茅盾善于将丰富广阔的生活现象，组织在规模宏大的艺术结构中。《蚀》、《虹》、《子夜》，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也善于以短小的篇幅展示社会生活的某一角落，而借此显示出时代精神的某些重要方面。这一点，也可以从《春蚕》、《林家铺子》等短篇找到恰当的证明。
茅盾的作品在语言方面也具有简洁、生动的特点。它的叙述者的语言，往往和人物感情的变化融合无间；而人物的语言也非常明晰地衬托出人物自身的身份、经历、性格，以及说话的处境和心境。因为这样，所以作品里的人物总是那么生动逼真，活跃纸上。
茅盾之所以在塑造人物上获得成功，与他对于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分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曾经说明《子夜》产生的生活基础。而他的善于向我国古典作家特别是向明清以来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学习，也是他成功的重要保证。同鲁迅一样，茅盾也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位杰出的继承者。
丁玲的文艺创作也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她后来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一文中，曾经这样说到她开始从事创作时的思想感情：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象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
这样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于她最初作品的理解。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均收在短篇集《在黑暗中》），很真实地体现了作者这时期的思想感情。作品中的人物————梦珂和莎菲，都是具有着一颗苦闷的然而是倔强的、向前追求的心灵的女性。她们之所以苦闷，是因为她们不满意于社会而又看不到应有的出路。充塞在她们心灵中的，是由五四运动所唤醒起来的青年的自由恋爱的热情，然而这种热情，在那样的时代，却永远只给人们带来幻灭与空虚的感觉，永远是一个无法满足和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泡沫，因此，尽管她们是那样勇猛而大胆，但不可避免地，这种热情，会给她们带来苦闷，也带来感伤。这种情形，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梦珂和莎菲的生活境遇中。从《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才华的进展，另一方面，书中人物的（也可以说就是作者的）苦闷和感伤也一步步地濒近了绝望的深渊。在日记的结尾，莎菲是如此地告白了她自己的心情：“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的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热烈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在这本日记里，与其说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记录，不如直接算为莎菲眼泪的每一个点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觉得更切实。然而这本日记现在是收束了，因为莎菲已无需乎此————用眼泪来泄愤和安慰，这原因是对于一切都觉得无意识，流泪更是无意识的极深的表白。”这真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6)，其中有着追求和反叛的精神，但也抹上了绝望的阴郁的暗影。显然，作者带着极大的同情所描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形象。
来到上海以后，作者连续地写了两个长篇小说《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两篇小说，虽然都是以当时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为主题（用作者的话说，是“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我的创作生活》），但可以看出作者这时对于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向往之情。
丁玲在本时期的作品，较重要的是中篇创作————《水》。《水》是在一九三一年写的，就登载在丁玲自己主编的《北斗》杂志的创刊号上。它以一九三一年的全国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旧中国农民的无穷尽的灾难和他们最终的觉醒、团结和反抗。从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为写作题材到以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为写作题材，这中间标志了作者前后创作思想的显著的差异和进展。但是由于作者当时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足，也给《水》这篇小说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缺陷：它还缺少一种使读者强烈感动的真实饱满的艺术形象。此外，它描写农民的团结和反抗，只是单纯地强调了自觉自发的一面，而没有提到党对于农民的启发和领导，这也是作品的局限。
张天翼的第一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于一九二九年，接着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从空虚到充实》，一九三一年发表了《二十一个》。早期作品，虽“有时失之油滑”，但瑕不掩瑜。当广大读者正厌倦了单纯的感伤主义和庸俗的恋爱与革命的故事的时候，这些小说带给了他们以新鲜的气息。此后，他成为了文艺界一位拥有大量读者的小说作家。他在本时期的作品产量是相当丰富的，短篇集计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蜂蜜》、《背脊与奶子》、《团圆》、《移行》；长篇计有：《鬼士日记》、《一年》、《在城市里》。
张天翼出身于“小康之家”，抗战前一直在“中流社会”里谋生。在一九三三年写作的《创作的故事》中，他这样叙述了他自己学习写作的经验：（一）不相信写作的灵感天才，（二）不相信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三）不写叫人看不懂的象征派的东西，（四）不浪费笔墨来写无关宏旨的自然景物，（五）不写与主题无关的细微末节。张天翼的生活和对于写作的见解，很自然地形成了他的创作特点：在题材上他选择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流社会”的人物及其生活作为他描写的主要对象，在艺术形式上他以活泼而通俗的语言，多用讽刺的手法，很自然地给读者们勾勒出一幅明快的生活画图。
因为作者是如此地熟悉他所生活着的“中流社会”，而他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又使他无法容忍这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虚伪和可笑的现象，于是在他的笔下就出现了：陷落在生活的矛盾里而软弱得无力自拔的人们（例如《从空虚到充实》里的荆野，《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出走以后》里的姑太太，《一九二四————三四》里的“某君”……），玩着难堪的丑恶的恋爱把戏而不自知其凡庸可笑的人们（例如《报复》中的黄先生、卜小姐，《稀松的恋爱故事》中的罗缪、朱列，《找寻刺激的人》中的江震文学士……），和不择手段、拼命“往上爬”的人们（例如《宿命论与算命论》中的舒同志，《我的太太》中的“我”……）。对于这些人们，作者以一颗憎厌的心和一支锋利的笔给予了他们以毁灭性的讽刺，使他们的凡庸、鄙俗、虚伪、狡诈等等不可告人的恶德，无所逃于读者的眼前。此外，作者也暴露了农村中的“吸血鬼”————地主阶级的凶残血腥的罪行（《三太爷与桂生》中的陈三太爷，《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万仞约》中的闵贵林），和贪婪凶狠、反复暴戾的乡村恶棍们（《和尚大队长》中的王和尚、闻太师，《保镖》中的老向，《反攻》中的独眼龙）。作者所鞭挞的社会现象是非常广泛的。
《包氏父子》是张天翼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里的两个人物————老包和他的儿子包国维————的形象，刻画得异常成功。老包在一个“公馆”里当仆人，他痴心妄想他的儿子将来读书成名，所以想尽一切方法让他进学校。但是他的儿子包国维却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方式和资产阶级贵族子弟的影响和腐蚀，走着他的父亲所梦想不到的堕落的道路，最后终于被学校除名，而父亲则在债务和因为儿子打人而必须赔偿的医药费的双重压力下，带着幻灭的悲哀倒了下去。对于老包的无知的梦想，作者给了它以比较辛辣的嘲讽，但也不缺少作者对于不幸人物所一贯具有的深厚同情。对于整天生活在球场上和关于女人的梦幻里的儿子包国维，作者十分逼真地描画了他的愚妄和堕落，给了他以严厉的谴责和鞭挞。更其重要的是，通过包氏父子的遭遇，作者以活生生的生活逻辑，证实了在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穷苦的人们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而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校，则在实质上不过是腐蚀青年的场所。这篇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主要就在这儿。
张天翼的笔端，当它接触到真正劳动人民的时候，锐利的讽刺往往形成为对旧社会愤怒的控诉，轻松明快的氛围往往转化为沉重悲惨的画幅。在短篇小说《仇恨》里，张天翼描写了“在黄土上移着步子”的“破破烂烂的一群人”：他们“大家都饿着，只带了点儿水。他们家里没了吃的。他们的家成了炮灰。他们家里有些人给什么‘讨贼联军’拉了去当伕子。他们眼见着他们的麦子全给那些军队糟踏完了”。这是给军阀内战的炮火赶出家园的一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一切，对于“兵”们怀着无名的愤怒。他们是这样想的：“要是前面有一队兵走来，不管那些兵有刀有枪的，哪怕是用炮向他们轰着吧，他们也得冲过去，用手去叉那些人的脖子，用牙去啃那些人的肉。”然而就是这一群，他们在路上碰见了三个给饥饿、困乏和伤疼所折磨着的兵。在他们的心底升起了复仇的火焰，要把这三个兵活埋。但是当他们知道了这三个人原先也跟自己一样，是种地的庄稼汉，是受军阀的毒害的时候，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就在他们内心里油然而生了。他们把自己剩下不多的一点活命的水给了这三个兵，“一同跨着起满了水泡的脚，在烧烫的沙土上移着步子前进着”，而且一种共同的复仇的愿望开始在他们当中产生出来了。作者以曲折、细腻的笔致把那一群人的情感的变化写得特别真实而自然。这种摹描生活的本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不多见的。
与张天翼同时期出现的新人沙汀写的则是弥漫着封建势力的旧中国农村，而且因此博得了“农民作家”的称号。沙汀生长于川西北的农村里。那是浮荡着农民的叹息和地主的狞笑的农村。沙汀在那里获得了他的关于农村的丰富知识和他的正义的爱憎。在一九三一年以前，他就从故乡来到了上海，在一九三一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鲁迅的亲切指导给予了他以很大的帮助和鼓舞(7)。他在本时期写下了三个短篇集：《航线》、《土饼》和《苦难》。他说：“这时期我在创作上的主要意图是：反映当时的土地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我并没有直接投身在这个伟大运动当中，只是间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和它在一般社会生活上激起的反响，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我的意图的实现。因此，我在这一时期写的作品，从我现有的水平来看，它们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并在作品中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这里就摆着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幸由于思想认识的限制，我没有这么做，我把笔锋转到我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去了。……”(8)这样，我们就在沙汀的小说中，读出了旧中国农村的阴森而郁怒的图画。其中有被军队拉夫拉走，无助地看见自己兄弟的被杀，而又被当作是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的“断腿天兵”（《凶手》）；有着儿媳妇被强奸后吊死，孩子因之夭折，在连续苦难的折磨下走向疯狂的魏老婆子（《兽道》）；也有着在革命力量撤走后遭受到地主阶级疯狂报复的老人（《老人》）。而《代理县长》一篇则“通过那个反动政权下的官儿的可笑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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