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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航线》一方面写出了在外国船长和洋兵的枪刺下被赶走的三个“黄鱼”的恶运，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两岸的逐渐咆哮起来了的土地。作者深刻而富有同情地刻画了被压迫者的受难的形象和埋藏在他们深心里的一颗善良而崇高的心灵，对于统治阶级及其走卒（例如《丁跛公》中的丁跛公）却不吝惜他的尖刻的讽刺和揶揄。读沙汀的小说，仿佛重又走进了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你感到愤怒，感到郁闷，你要求着反抗和变革（同时你自然也会感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崭新的世界是如何明朗而幸福），而这就是他的小说的艺术力量和成功所在。
在沙汀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历史和生活所给予作者的限制和由这种限制带来的作品中的某一些缺点。例如故事气氛的过于沉重，正面人物的缺少，和由于写作手法而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晦涩。这一切都与作者处身的艰苦时代和比较狭小的生活天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沙汀同时开始创作活动，而且同样具有显著成绩的，是艾芜。艾芜在本时期的短篇创作，有：《南行记》、《南国之夜》和《夜景》。他在他的处女作《南行记》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在漂泊的旅途上如何开始认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过之后，还这样谈到他的创作的动机：“……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作者的生活经历是异常丰富的：他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过气力，在昆明红十字会做过杂役，在野人山茅草地扫过马粪，在仰光于贫病交迫的情况下受到店主人的驱逐而流落街头，随后又在一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一位出家人那里打过杂，在他的帮助下，作者“在零售劳力之外”，又开始了“贩卖脑力的生涯”，而最后，被放逐回国，在沙汀的帮助劝说之下，在鲁迅的鼓励指导之下，才真正地拿起了他的创作小说的笔来。
艾芜把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用了抒情诗一样的笔调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了出来（像《南行记》中的许多短篇，是可以把它当作散文诗来看待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见了西南边境上明媚如画的自然景物，看见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国主义兽蹄之下的呻吟和反抗，看见了一些被生活的重压所扭曲了的，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近乎残忍而实质上却非常善良的人性。我们更可以随时随地看见作者的深沉的愤怒和倔强的生活意志。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他说：“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又说：“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在这里，我们听得见作者的坚强的战斗的声音。因为作者生活经历的丰富，所以作品里浮荡着非常浓烈的生活气息，人物性格（多半是流浪而贫苦的底层人物）被刻画得鲜明而活跃，语言是朴素而明快的，没有沙汀作品那种比较艰涩的毛病，但有时也缺少凝重的风致。
吴组缃是短篇集《西柳集》和《饭余集》的作者。他的写作生活是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开始的，早期作品分明地呈显着作者“对现实的看法和艺术思想的成长过程或发展的道路”，他“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慢慢决定自己的方向”(9)的。其中如《离家的前夜》、《栀子花》和《官官的补品》等篇，有着比较明显的社会意义；而《菉竹山房》、《字金银花》诸篇，也分明地描画下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摧残下的悲惨命运。
一九三三年，作者发表了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接着第二年又发表了《天下太平》和《樊家铺》。这时候，作者的视野开阔了，所表现的主题也更严肃而有意义了。这些小说，因为它们对现实生活————特别是日趋破产的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的剖析和暴露，被视为本时期不可多得的力作。《一千八百担》是“八十多房、好几百家”的宋氏家族在宗祠开会处理“公稻”的一个场面的速写，细致而明朗地刻画了地主豪绅们的贪婪无厌和彼此勾心斗角的丑态，同时也写出了在贫困和饥饿中的农民开始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故事结尾时农民抢粮的场景，透露了旧中国农村的新的希望和曙光。《天下太平》通过一个失业店员王小福的日濒绝境的生活遭遇，展示了破产农村的一片凄凉而郁怒的景象。到了山穷水尽时，王小福终于失去了对于“神祇的权威”的敬畏，而去偷拆庙顶上缀着“天下太平”四个金字的“一瓶三戟”，这里也暗示了封建宗法统治的无可挽回的衰亡命运。《樊家铺》描摹的是农民的饥饿和最初的反叛；地主阶级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状态和故事结尾时升起的一片熊熊的火光，构成了今日和明日之交的旧农村的一个骚动的画幅。作者没有让自己的热情流露在文字的表面，但读者却从这些小说中清晰地窥见了时代的面影，同时也感受到作者内心里的鲜明的爱憎。
吴组缃生长在皖南的农村，故乡的人物和生活是他创作的主要题材。语言简洁明确，结构严密完整，都是他特有的长处。但是，他的小说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从正面展开旧中国农村中的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限制住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程度，而读者也不容易从其中获得更大的鼓舞和战斗力量。
本时期的小说作家，还应该着重地提起短篇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中篇小说《星》的作者————叶紫（一九一二————一九三九）。叶紫生长在洞庭湖滨的土地上，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的狂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又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的苦难和抗争。他的父亲和姊姊都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叶紫只身逃到上海，艰苦的生活使他失去了健康————他患着严重的肺病，困苦颠沛的生活加深了他的病患，在一九三九年终于病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
叶紫遗留下来的小说只有上述三本，全部反映的是洞庭湖滨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燃烧在内心里的战斗的火焰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而他所亲身经历的斗争生活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他曾说：“我现在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债务太重了。我亲历了不知多少的斗争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逼勒’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然而，我这支笔啊！我能为他们写下些什么呢？”(10)叶紫是用着“象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11)强烈的战斗精神来进行写作的。而这就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力量所由产生的主要泉源。
叶紫的第一篇小说是《丰收》，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即以此命名，收在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中。《丰收》集中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写的是江北农民逃荒到上海的悲惨遭遇）外，其余五篇全以洞庭湖滨农村中的惊人苦难和沸腾的复仇斗争为主题，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残暴和农民的充满血泪的生活，也显示了农民伟大的反抗力量和革命主力————红军的生长和壮大，显示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的前途。《丰收》中的云普叔和《电网外》中的王伯伯，都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命运，安于现状，对封建统治阶级尚存有幻想，也不明瞭年轻一代的农民————自己的儿子们渴盼红军，迫切要求斗争的道理。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终于教育了他们，他们都在血泊中觉醒和站立起来了。鲁迅在《丰收》序文中给予了《丰收》集以极其允当的评价：“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又说：“……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鲁迅的殷切期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叶紫在写了《丰收》集中六个短篇之后，又写了《山村一夜》中的六个短篇。这其中除《校长先生》和随笔一则《电车上》之外，写的也还是作者故乡的湖山和在那里进行着的火热的斗争，正如作者所说，他“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在写这些短篇的同时，他又写成了中篇小说《星》(12)。可是当他计划创作一部百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更丰富而深入地反映那个充满了艰苦血腥的斗争的时代的时候，他却带着一肚皮没有写出来的材料，永远地失去他的生命了。
叶紫的小说虽然写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而作者自己又有着那样一个颠困贫病的遭逢，但它们丝毫没有感伤的色彩。作者是那样忘怀不了他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他笔下的人物都很少绝望的悲哀，他们倔强地生活着，战斗着，通过曲折艰辛的道路，大半走向了革命。《电网外》中的王伯伯跳下了上吊的脚凳，“背起着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向导》里的老太婆虽然儿子被杀、自己受伤，但她坚决谢绝红军的照顾，留下来给反动军队当向导，把他们引向包围圈，用生命完成了自己复仇的计划，死时含着胜利的微笑。《星》里面的春梅姐，也终于“没有留恋，没有悲哀”，丢下阴沉的家屋，走向了“东方”的目的地。在叶紫的小说里燃烧着的是永不屈服的斗争和永远闪耀的希望的火花。他们启示读者的愤怒和抗争。这些小说将永远不会为我们所遗忘。虽然因为作者的年青（他说自己还“年青得很”），而在文字上还出现某一些粗糙的毛病，但作品的整个的感人力量掩盖了它，而且事实上证明作者在逐步地克服着这些毛病(13)。叶紫的创作事业是有着无限光辉的前途的，他死得太早了！
我们还不应当忘记的是来自东北的一群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它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指出：“……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这评价是很精当的。
另一个有影响的东北作家，是有名的小说《生死场》的作者————萧红（一九一一——一九四二）。她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关内来，在青岛她写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她的创作获得了鲁迅的鼓励和支持，《生死场》与叶紫的《丰收》一起被收在《奴隶丛书》内出版。在书前的序文中，鲁迅说：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14)
鲁迅的话是不错的，《生死场》写的正是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它反映了在沦陷后的东北农村中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哈尔滨附近的丰饶的土地和穷苦的农民生活被展示在读者的眼前，“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日本强盗来了，带来的是奸淫和屠杀，是人民的更沉重的灾难和更频繁的死亡。在死亡的边缘上，人民站了起来，他们“一起哭向苍天”，“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喊声响彻了原野和村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中国人民的最初的觉醒和强大的反抗力量。《生死场》是人民抗争的号召，也是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有力控诉。在写过《生死场》之后，萧红还写过短篇集《牛车上》（内收小说五篇），也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
其余几个东北作家，舒群写过《没有祖国的孩子》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老兵》，黑丁写过短篇小说《回家》，端木蕻良写过短篇集《憎恨》，罗烽写过中篇《归来》和短篇集《呼兰河边》，白朗写过《轮下》等短篇。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苦痛和抗争，也渗透了作者自己的悲愤的感情，给了读者以不少的感染和影响。关于这些作家和作品，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作论述了。
二 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
以下叙述的几个小说作家，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他们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旧的不合理的现实，暴露和谴责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罪行，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展。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平虽不尽一致，但大都比较高，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本时期这一类作家的人数是相当多的，这里叙述的只是代表性较大的几位。
叶绍钧继承上一时期谨严朴素的艺术风格，继续在现实生活中发掘有意义的题材，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如《多收了三五斗》，写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谷贱伤农”的事实，在忠厚老实的农民思想里，因为现实的有力教育，终于产生了“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这样的疑问来。《一个练习生》写的是一个穷苦的初中学生，因为家境困难不能读书，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练习生的职位，后来因为参加反帝的群众示威而被辞退的故事。当这位青年在群众的浪潮中看见外国巡捕挥动着木棍的时候，他说：“我摹描不出我当时的愤恨。谁说帝国主义只是口头上的一个名词，眼前的一幕就是它活生生的表演！我们不把它打倒，只好横倒在地上淌血！”————这些小说都收在《四三集》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日益进步的思想使得作品批判现实的特色更为深广而强烈了。
在一九三〇年，叶绍钧出版了长篇创作《倪焕之》。这篇小说通过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经历，反映了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时代面影，和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书中主人翁倪焕之，抱着一个高远的然而是空幻的理想，企图通过学校教育来改造社会和家庭，但一切的尝试失败了，后来，在五卅运动中，他开始参加群众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愤慨，悲哀，终于在暴病中死去。这部小说出版后给予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在同一文中，茅盾还说《倪焕之》是一部“扛鼎”的力作。
茅盾给予《倪焕之》的推崇是有根据的。《倪焕之》不仅从它的主要人物倪焕之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进程，显示了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伟大的十年间的历史面貌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倪焕之的奋斗和失败的过程，批判了某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教育万能”的思想，证明了“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而你们教给学生的只是比较好看的枝节，拿了这少些，就要希望他们有所表现，不能说不是一种奢望”的正确道理。叶绍钧很熟悉当时教育界的生活，同时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这就保证了这部作品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但是，《倪焕之》这部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我们知道，从五四运动时期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就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每一次的群众运动的胜利展开，与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倪焕之》这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即以五卅运动而论，就被写成了一次无组织无领导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作者写了王乐山这样一个人物，他说：“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去不可！”但是应该由谁来组织，朝着什么方向干去呢？书中是没有解答的。王乐山这个人物写得不够明确，不够生动。倪焕之即使在参加五卅运动的时候，思想上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而坚定的方向，他与过去从事教育和乡镇活动的时候一比，这时就使人有了虚浮和概念化的感觉。所有这些缺点，限制了《倪焕之》这部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程度和教育作用。
在一篇题名《回忆》的文章中，巴金叙述了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在巴黎开始创作时的心情和动机。他说：“……每夜回到旅馆里……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亲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象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我的这颗寂寞的年青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从这时期起，巴金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巴金写了很多长篇的、中篇的和短篇的小说，其中重要的有这些：《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包含着《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和总名为《激流》的三部长篇中的两部：《家》、《春》（第三部《秋》完成于抗战时期）。这些作品，曾经在青年读者当中引起很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有好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
巴金的作品大都写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15)。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16)；而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也从“星星之火”扩大成为了“燎原”之势，阶级斗争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剧烈程度。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巴金以他的作品，攻击了“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17)。巴金笔下的人物，大都具有对于旧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恨，奋不顾身地对它进行破坏和反抗。这无论是《灭亡》、《新生》中的主人公杜大心、李冷，或者是《爱情三部曲》中的陈真、吴仁民等，应该说，都是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的。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作品较为真实地揭露了旧中国特别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残酷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对于旧的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的作品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受到不少青年群众的欢迎和爱好。
然而作者的非科学的思想信仰（安那其主义）和超阶级的所谓“人类爱”，妨害了他对于现实生活更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憎恶那“黑暗、罪恶、专制统治着一切”的旧中国，但看不见在广大城镇和农村里进行着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和由这种革命斗争所带来的曙光；因此，他更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改变现实的正确道路。他对作品里的正面人物是那样充满了同情和热爱，他和他们一起分担着苦痛和不幸，他为他们流下了悲哀和愤激的眼泪。但是巴金笔下的这些人物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从《灭亡》一直到《爱情三部曲》里面的主人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这样的一些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和狂热的人物：他们缺乏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正确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只凭着个人的冲动，生活在由狂热和绝望所交织成的、无法解脱的网罗里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他们有时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拯救者”；但在碰到挫折的时候，则又拼命追求麻醉和遗忘。他们看不见也不想依靠群众的力量，一方面独往独来地干着个人主义式的反抗，但又无法躲避孤独和悲哀的侵袭。《雨》中的吴仁民说：“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又说：“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因此，他们“憎恶人类”，也“憎恶自己”，想“毁灭世界”，也想“毁灭自己”。这样，他们的所谓“革命”，也就成了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而所谓“献身”和死亡，倒是他们所渴望的一种“值得羡慕”的“解脱”了。于是，在这些人物的心目中，凡是“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固然“都应该灭亡”，就是那“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也一定要“灭亡”。这就是巴金笔下出现的人物和他们所走的道路。
尽管作者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把这些要求进步向往光明又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成胜利者，但是，把这样的人物当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者”来加以描写和歌颂，不能不形成为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非真实的反映；而笼罩在整个作品中的，也不能不是一种使人感到窒息的难堪的低沉的气氛。
《家》是巴金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后来写下的《春》和《秋》只能算是它的一个继续）。它没有《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作品中那样强烈的虚无主义的气息，较为真实地揭开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诗礼传家”的帷幔，把它的血淋淋的罪恶和朽败的命运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其中有着封建制度代表人物的虚伪、残酷和道德败坏的丑恶面貌，有不幸的弱小者的眼泪和死亡，有“吃人”礼教造成的恋爱和婚姻的惨剧，也有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反抗。觉慧是在“五四”浪潮激荡下觉醒起来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他敢于向旧势力进行斗争，他认为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依靠着他的坚定和勇敢，他终于飞向了海阔天空的新的天地。另一个青年，觉慧的哥哥觉新，却是一个“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信奉者，“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顺从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灾难一个又一个地临到他的头上，但“他一生就没有对谁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他苦心孤诣地维护这个封建家庭的垂死的统治，他是这个封建家庭的一个心甘情愿的殉葬者。据作者说，觉新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大哥(18)，因此，在创造这一个人物的时候，就倾注了过多的怜惜和温情，而没有对他的阶级本质进行严格的揭露和批判，以致不少读者对觉新不惟没有憎恶和愤怒的感情，而是相反地产生了不应有的同情心理。
总起来说，巴金的作品，因为它对旧社会的腐朽和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因为作者的笔锋饱和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艺术风格明白晓畅，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往往能够激起青年们最初的反抗和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作者当时思想认识的局限，所以他的作品又往往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不能指给读者以正确的出路。此外，在艺术上，巴金的有些作品也有这样的缺点；热情有余而细致刻画不足，往往一泻无余，不耐咀嚼；部分作品的结构有时因为作者一任热情奔腾而缺少恰当的安排，因而造成了不紧凑的毛病。
老舍（舒舍予）写作小说是一九二四年在英国时开始的，他自己说他“是先发表过几部长篇，而后才试写短篇的”。早期写的长篇小说，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大都是写作者“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其中虽然也有着作者“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有着“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的“意思”，因为作者是那样“抱住幽默死啃”，“油腔滑调”不免遗给作品以浮浅的毛病。一九三〇年从英国回来以后，陆续写了一些短篇（收在短篇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中）和长篇，“油腔滑调”的毛病虽然依旧存在，但比较尖锐地揭开了腐旧的社会生活中某些灰暗的角落。又因为作者是“寒苦出身”，而又常“与苦人们来往”，“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地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状况”(19)，所以在作品中也常常带着丰厚的同情勾画了一些被损害者的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月牙儿》中的那个暗娼），并描写了一些江湖上的事情（如《断魂枪》是讲拳师的，《上任》是讲强盗的）。但是作者当时还缺少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的正确思想，所以被描写的这些人物，孤立地看，是生动而逼真的，但看不出他们与整个社会的关联，更不消说他们的发展前途。当然，我们如果说作者对这些人物没有正义和同情，那也是不对的，但是他的“故示宽大”的“幽默”作风，损害了它，冲淡了它。他早期个别作品，由于当时反动宣传的影响和他自己的误解，具有严重政治错误，长篇寓言小说《猫城记》即属于这种情况。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较其他小说显得明确而细致。它写了一个健壮勤劳的青年劳动者，如何在旧社会各方面的摧折和损害下逐渐失去他的生活理想（即使是极其卑微的）而走向堕落的悲惨的故事。主人公祥子原来是一个农民，“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当上了人力车夫。凭着自己的勤苦、节俭，不久，他便有了属于自己的一辆车，做着“美妙”的幻梦。但是这个幻梦很快就破灭了————他的车子被兵们“白白抢走”了。从此以后，祥子走着日益贫苦不幸的道路。而最后，则是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送殡，过着屈辱卑贱的生活。作品赋予了祥子以十分鲜明的性格，真实地描写了他的不幸和堕落的生活经历；而且，通过关于祥子的描写，展示了旧中国城市灰暗腐朽的社会面貌。作者在全部故事结尾时说：“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对于“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谴责，当然也说明了作者思想的进展————他对于集体主义的赞成和向往。但是故事的结尾太低沉了，太阴惨了。《骆驼祥子》发表后，作者碰到工人这样的质问：“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是必然要有的疑问，而作者的“无言答对”(20)，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不过，《骆驼祥子》到底是一部值得肯定的好小说。它的语言是那样朴素而明朗，没有作者所一贯具有的“油腔滑调”的毛病；同时，也因为作者熟悉北京各个阶层的人情世态，善于运用北京口语，所以整个作品能够具有那样不可混淆的地方色彩。
语言的单纯明快，干净利落，是老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他采用了北京的口语，而又加以适当的提炼，没有一些作家的繁琐芜蔓和不合语法的缺点。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以上是本时期小说的大要情形。总起来说：（一）本时期的小说，同其他文艺样式一样，它的创作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和影响之下进行的，即使是不属于左联的作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的间接影响。本时期的作家，配合当时在中国广大土地上所进行着的火热的政治斗争，以作品暴露了旧世界的黑暗，表现了广大人民对于新世界、新生活的渴望，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向前迈进了一步。（二）本时期小说之所以空前繁荣，是与鲁迅的指导和培养分不开的。鲁迅的许多关于创作的文章，是这时作家们创作所遵循的正确方针；而他的对于后辈的爱切的教诲和奖掖，更成了许多青年作家们进行创作的有力鼓舞。（三）本时期作家们所运用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而其中，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是更主要的。原因非常简单：好多作家都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农村的苦难和反抗教育了他们，也“逼勒”着他们来反映这些，作为对旧中国的控诉和攻击。（四）应当这样说，本时期的作家一般地是不善于描写正面人物的。有许多作家在描写反动阶级或者是小市民的时候，往往能惟妙惟肖，生动真实，但到了描写正面人物（革命工作者、新型的农民和工人）的时候，却又显得比较概念，贫血苍白，没有感人力量。作家生活和斗争经验的缺乏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作家长期深入生活的正确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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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品全被反动政府禁止发行。《田野的风》刚打好纸型，就被禁止，它是在作者死后将近一年时才出版的。
(2)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十九卷十期。
(3) 《茅盾选集·自序》（开明版）。
(4) 《跋》作于1930年2月，系作者旅居东京时所写。
(5) 可参阅茅盾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原载1936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巴人的《文学初步》第四篇第七节曾引录全文。
(6) 茅盾：《女作家丁玲》。
(7)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
(8) 《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9)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
(10) 《丰收·自序》。
(11) 满红：《悼〈丰收〉的作者————叶紫》，载《长风》月刊一卷二期。
(12) 《星》完成于1935年3月，其中第四章于1936年8月补成。同年12月作为《文学丛刊》（第三集）之一出版。
(13) 据说叶紫在死前曾着手写一中篇《菱》，第一章写了一万多字即中止。稿未发表，保存在巴金那里。在未完成的《菱》中，作者的表现艺术有着惊人的进步。
(14) 《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15) 《灭亡》写于1927年至1928年，《新生》（第一稿）写于1931年8月，《爱情三部曲》写于1931年至1933年。
(1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7) 《巴金选集·自序》（开明书店版）。
(18) 《巴金文集》卷四《附录二：关于〈家〉》（十版代序）中说：“我把我大哥作为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家》里面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
(19) 《老舍选集·自序》。
(20) 《老舍选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