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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发展概况
正如我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任何时期一样，本时期的小说反映了它所由产生的时代中的重要社会生活，而且因此规定了它的独特的艺术色彩。
在抗日初期，产量最多的是诗歌、独幕剧、通讯报告，小说的产量是非常少的。道理非常显明：战争改变了时代的面貌，也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当作家带着热烈兴奋的心情，在前线或者在为前线而紧张地工作着的后方，经历一种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变化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还不能够对战争本身及其发展前途作深入的考察和思索，还不能够对纷至沓来的新的生活现象形成一种明晰确切的形象，而同时，作家们也缺乏足够的创造经验和时间余裕把这样错综复杂的战时生活在广阔的展开的小说形式中给以适当的处理和表现。因此，在战争初期涌现出来的就不能不是迅速反映生活事变的独幕剧和通讯报告，特别是那些热情奔涌的抒情的诗歌。而这就是当时小说产量非常稀少的真正原因。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广大读者对于真实地反映战时生活、因而使他们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战争面貌及其发展前途的优秀作品的要求既逐渐加强，而作家们这时在有了较多的生活经验之后，对于战果的批判与胜利条件的检讨也使他们比较清楚地看见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新生的与腐朽的、为人民的与反人民的、有利于抗战前途的和违反抗战利益的两种不同力量和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时候，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全面地集中地反映时代面貌的较好的作品。而一种具有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艺术风格的小说创作也才开始在长期战争生活的培育中逐渐成长了起来。
因为政治环境和战斗任务不同，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也同其他的文学样式一样，发展的情况是并不怎样平衡，而且是各自具有其内容上和艺术上的特征的。
国统区的作家，如所周知，是在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之下进行创作的，因此，在小说创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向。茅盾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曾经这样追述在国统区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
有些作家因为不能反映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就只能收集许多次要的社会生活现象，乃至许多与社会本质没有关联的社会生活现象。他们努力把所写的人物与现象写得细致，写得生动，并努力表现出革命的主题来，但终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黯淡无力的思想情绪。
还有一些作家，表面上和上述的倾向相反，他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然而不幸，他们所写的人物和斗争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他们以为作品中愈是显露着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但事实上，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也还有一些作家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来填塞他们的作品，他们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们局部地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也表现了若干客观的真实，但是他们回避开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他们的作品也多少流露着感伤的情绪。
以上这几种倾向都可以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曾起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不过既又含有上述那些倾向，也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战斗性打了折扣。但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害的倾向潜生在进步的文艺阵营内部，成为腐蚀我们的斗志的毒素。
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穿插其间，企图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同时又以“恋爱”迎合落后的读者，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象这样的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在作者本人既然没有忠于真理忠于人民的严肃态度，结果他的作品自然不但庸俗而已，而且在客观上对于反动统治起了掩饰的作用。
最后的一种倾向是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公然把颓废主义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种有害的倾向正是进步文艺的敌人有意散播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一个本来是进步的作家，受不住艰难环境的锻炼，堕入这种有害的倾向，哪怕只是一时的表现，也是值得惋惜的事。因此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警惕和抵制这种种有害的倾向。
茅盾在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倾向，在小说创作中更表现得突出一些和普遍一些，同时这些倾向还是“互相错综并列，互相影响，有些甚至互相渗透”地出现在某些作品中的。这些缺点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不外是：（一）在反动统治下面，作家的创作活动不容易接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就不能不形成了各自为战、各自向前摸索的状态；（二）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了作家以过多的迫害和限制，作家们失去了与群众生活接触的自由，因此没有可能在实际斗争中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作家们过去所受的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能得到必要的纠正和根除，这样，就使得他们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去认识和表现生活；（三）某些反动的作家和其他一些特务“文人”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散布不利于抗战事业和民主运动的反革命毒素。
但是应该完全肯定的是：国统区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小说作家，是在种种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了战斗的。他们在反动派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重压迫下，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反动集团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他们的作品，“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配合的作用”(1)。
在国统区内，被革命作家们所广泛地运用和表现的题材，是国民党对于抗日战争所采取的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和对于抗日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人民的敌视和打击的反动措施，是大后方广大农村的无法无天的黑暗统治，是城市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吮吸人民膏血和荒淫无耻的罪恶生活。这些，都是当时弥漫在国统区的最使人感到不满和愤懑的重要事件，在小说中揭露了这些，自然是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的。
不过，一般地说来，抗日时期国统区的作家们，同上一时期一样，还不善于在小说中描写新的人物，预示出新、旧两种力量剧烈斗争中的新的光明的未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成为了作品题材的压倒的多数。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伤感低沉的调子。与作品的内容相适应，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也还缺少生活的气息和民族的特色。所有这些缺点，即使在一些进步的作品中也还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
植根于斗争生活的沃壤，直接地受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加意培植的解放区小说创作，有了与国统区迥然不同的面貌。解放区的广阔而丰富的斗争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抗日战争成为了解放区创作最重要的主题。战争改变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党领导和教育了解放区人民，他们在民族解放的浴血的战争里开始站立和团结起来了。这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解放区的作家们以小说这种文艺样式比较真切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在抗战前期解放区小说创作中，一种觉醒起来了的工农兵群众的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开始出现了。这些人物都带有那么显著的时代特色，蕴藏着那么强大的斗争潜力。尽管这时期解放区作家们对这样的人物还熟悉得很不够，因而也还缺少血肉丰满的艺术塑绘，但是，非常显然，这些人物已经带着巨人般的英雄姿态开始走进文学作品中来了。这是上一时期小说创作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也是这一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解放区小说创作中，是少见的。原因是，艰巨和剧烈的斗争生活既迫切要求及时的反映，而繁重的斗争任务，又使作家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于长篇巨制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还缺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在语言的运用上，过分欧化的倾向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克服。作家们对于文艺方向的不明确和与工农兵群众结合不够，是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等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作家们明确了方向，深入了生活，改造了思想情感，这些现象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文艺创作开始了它的发展的新阶段。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还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表现形式，构成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一种崭新的风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这样概括地说明了解放区文艺面貌的轮廓：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解放区文艺的内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为内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地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造。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帜。……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我们对待旧形式，已不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推陈出新”，这是完全符合一个民族的文艺发展的正常规律的。鲁迅曾经说过：“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的这个预言在解放区是已经初步实现了。……
这是指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全貌而言，小说创作自然也是包括在里面的。解放区的小说的确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绩，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它的动员作用和教育作用的。
总的说来，本时期的小说，虽然因为产生地区的政治环境的迥异和作家本身的生活实践与思想水平的不同，而有着上述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但它们（无论是解放区或国统区的）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没有疑问，就是国统区的小说创作也还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而前进，而且有着它的显著的成果的。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虽然有了上述巨大进展，但我们还不能说它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已经有了怎样特别惊人的成就（即以解放区的小说而言，它的成功也大都在短篇，它还缺少那种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巨制），它的更辉煌的实绩和更丰盛的收获，是在下一个时期，本时期还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然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二 工农兵斗争生活的画幅
作家刘白羽在上一时期就曾发表过短篇集《草原上》。在这一时期，当作家进入了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后，又写了不少优秀的通讯报告和短篇小说。那些通讯报告将在下面评介，这里仅就短篇小说进行一些论述。
在短篇集《龙烟村纪事》的《后记》中，刘白羽曾经说到，他之所以要在战争时期过去了的时候，将这些反映战时生活的作品重新编集印行(2)，原因是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的命运那样贴近”；这些人物永远使作家怀念，使他不能忘记。同作者的感觉一样，这些人物对于读者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朴质坚毅的性格和由于党的教育和战争的锻炼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的精神风貌，并不因为年月的冲洗而稍为减色。他们使读者重新记起了那个值得怀念的艰辛的时代，他们的鲜明动人的形象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感染力量。
《龙烟村纪事》中许多短篇大半是摹描抗日前线斗争生活的作品。那时候，作者“在晋东南，一个时期住在漳河流域的盆地。经过一次游击的行军生活，到了太行山峰的一个小村落里。总共，在那个区域里，住了半年多。在那里参加了工作与生活”(3)。就在这个时候，作者接近了这些新的人物，为他们的英雄性格与事迹所感动，而且以他的运转自如的笔锋描绘下了这些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描绘了他们灵魂里的闪光发亮的东西，描绘了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日益觉醒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
收在卷首的《龙烟村纪事》一篇，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青年农民杨发新在现实生活和群众教育下的深刻的变化。透过这个人物的发展，人们看出了在抗日前线地区的复杂的斗争，也看出了人民的抗日武装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有着多么重大的本质的差别。
另一个短篇《歌声响彻山谷》(4)写的是一个农村姑娘的成长的故事。女主人公喜子身上所发生的深刻又巨大的变化，是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妇女身上所引起的变化的典型的描写。作者把蕴藏在喜子身上的美丽的灵魂和勇敢的性格那么晶光透亮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地重温了那个在苦难和斗争里飞跃前进的年代。正如作者所曾经说过的一样，这“并非一个什么英勇故事，而是因为这一整个人群，都勇敢地迈着步前进”(5)，故事结尾时一片响彻山谷的歌声，正是中国农村妇女在党领导下勇敢迈进的歌声。
《黑马》(6)里的王福孩是一个十五岁的勇敢的骑兵。作家以一种爱抚的热情细腻地描摹了这个“顶小的战士”对他心爱的战马的无微不至的、带着一点稚气的亲昵和照料。接着又描写了这个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的幼小的骑兵，在战争中显示了多么惊人的机智和勇敢。还写出了人民抗日武装中亲如父子骨肉的官兵关系。在短短的篇幅里刻画了如此鲜明的性格和如此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卓越的描摹现实生活的艺术才能。
《龙烟村纪事》中的小说《金英》，描写了一个日军中的朝鲜女性被俘后在我军启发帮助下觉醒和成长的过程。小说写得很细腻生动，女主人公金英的性格的发展，显得十分自然，给人以高度真实的感觉。从《金英》这篇小说，读者可以看出中朝两国人民的亲如兄弟的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中，他们始终是血肉相连的最亲密的战斗伙伴。
《龙烟村纪事》中的小说，除了反映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外，也有写在抗日战争最初年月里的、以武汉为背景的《成长》，它以第一人称的笔法亲切地写出了一个女孩子走上抗战岗位的动人的故事。而写在抗战胜利后的《崩溃》一篇，则通过一个失业工人陈福庆流落在重庆街头的悲惨的遭遇，展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然要崩溃的命运。作者是怀着无限的希望和热情来刻画陈福庆这个人物的。作者在《龙烟村纪事》的《后记》中说：
……我总觉得有的在新生，有的在没落，这倒是历史的真实。我在这儿，不得不特别谈起，在这本书中一个特殊人物（《崩溃》中的陈福庆），胜利把他压成一个残废……但陈福庆是一个英雄，他在这个集子里，和那些新的人物，在一起并不陌生，因为崩溃的是那————旧社会，而绝不是陈福庆。我在这里只有向他祝福，我希望他活着……
这一段话，是把《崩溃》这篇小说和《龙烟村纪事》中其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很精确的说明的。《龙烟村纪事》这个短篇集是对于新生事物的热烈的礼赞和对于腐朽事物的无情的剥露。除《龙烟村纪事》外，刘白羽本时期的小说还有一部分收在短篇集《幸福》中。
刘白羽本时期的作品，在语言方面还不够大众化，表现手法也有时显得过度曲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这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从作者创作发展的历程看来，这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在一九四二年以后，刘白羽的创作有了更大更新的发展。
周而复也是从上一个时期就开始了创作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那时候所写的一部分杂文收在《北望楼杂文》里，另外一部分抒情散文，则收在散文集《歼灭》中。那时候，作者生活在蒋介石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里，这些文章虽然不免流露出一些被压抑的感伤，但对于生活的坚强的信念，仍然洋溢在字里行间；同时，由于当时文网的严密，所以遣词用语，也仍有隐晦曲折的地方。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周而复就进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投入了频繁的战争环境里。长期的斗争生活锻炼了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开拓了作家的创作视野。解放区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和抗日前线上的艰苦剧烈的斗争，是周而复创作题材的两个主要方面；正在成长中的新英雄人物的平凡而又卓绝的精神面貌，在他的创作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姊妹篇————《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是解放区从一九三九年起蓬勃展开的生产运动的一幅明净的素描。这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有着一定联系的三个短篇。作者以他素所具有的饱含感情的笔致，在这三篇中，描画了西北高原上的土地和人民，以及革命干部在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生产运动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开荒篇》很出色地描写了一个“伙夫同志”的思想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忠于职守的炊事员，他对自己的岗位工作是那样毫不苟且，但是对于生产运动的意义则十分缺少理解。后来这个“固执而又罗嗦的老人”在同志们实际行动的教育之下，终于明白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子，自觉地参加了生产运动，而且成了生产中的能手，受到了同志们热情的赞扬。小说给了这个“伙夫同志”的性格以很出色的刻画，把他的转变过程写得非常自然而有说服力量。救亡室主任王筠在《开荒篇》里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在《播种篇》里却以她的惊人的顽强意志和革命热情，那么神采四溢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播种篇》一开始，就以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烘托出了王筠————这个有着“一对藏着无限的智慧和聪敏的黑宝石一样的眼睛”的青年女性————的高贵的精神世界，随后，又在战胜病魔的激烈斗争中，鲜明地写出了她的舍己为群的坚毅的性格。这是一个新的女性的形象，是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中培育起来的人民的战士。《秋收篇》是收获季节的一支愉快的歌，群众的火热的劳动竞赛是这首歌曲中最动人的旋律。作者以多么强烈的抒情诗的调子描写了那些生活在劳动和欢乐里的人们：
王筠同志只好接受他们的要求。她用尖锐的颤抖的声音唱出一句歌来，十多个不同的遒劲有力的声音，又从头合唱起这一句歌来，歌声愉快地从山坡上浮荡下去，它是由十多个声音的力推送着，象一个骄傲的天使似的，浮在黄亮亮的谷田上，向淙淙的延河而去，终于消逝在延河那边的山丘里。继起的是镰刀的琅哨声，和忒忒的割谷声，他们又到了一大片澄黄的谷子前面，大家都湮没在共同劳动的海里了。
读着这样动人的描写，读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当劳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横暴的利益，而是为着大家共同的幸福和理想的时候，劳动就不会再成为人们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享受了。只有在劳动和斗争里，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上升。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其他几篇小说，除《礼物》一篇是写在战前而外，其余《警犬班长》、《麦收的季节》和《微笑》三篇，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的作品。敌后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在这些小说中有了比较真切的反映。
周而复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小说，有的还收在解放后出版的《山谷里的春天》中。
于黑丁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三四年，那正是他从沦陷了的东北国土上流亡到关内来的时候。他以那些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短篇小说，在读者当中散播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半具有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从他的作品中读者不难窥见闪耀在前面的胜利的曙光。例如《生路》中的老车长王秉南，《站长》中的站长丁世雄，《归来》(7)中的青年吕明，都是在现实的教育下走向斗争的。————毫无疑问，黑丁写在战前的这些小说，从生活的某些角落显示出了当时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以及人民的日益强烈的抗战要求，同时也对国民党统治者的黑暗腐化、卖国求荣的罪行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抗战开始后，黑丁进入了解放区。同解放区其他作家一样，人民的无畏的战斗和高涨的生产热情成了黑丁这时创作的主要生活源泉；但在国统区内进行着的光明和黑暗的激烈斗争，也仍然吸引着作家的注意。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写出的《第四小队》一篇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在这篇作品里，作家描写了这样的一群：运输第四小队的六个司机和四个助手。读者从这些平凡的人物和故事看见了抗日时期国统区内两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尖锐的斗争。作者的笔致是细腻的，他对蕴藏在这些平凡人物身上的崇高的心灵，作了深入的动人的刻画；而对于那些隐藏在暗角落里干着罪恶勾当的鬼蜮们，也毫不吝惜他的烈火似的愤怒。
写在一九四二年的《炭窑》，在对于劳动生产的描写里，成功地塑绘了几个人民干部的动人的形象。生产股长彭云华是其中最为鲜明突出的一个。作家没有把彭云华写成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在作品一开头地方，就着意写出了他的固执和爱闹小脾气。但就在这些缺点的描写上，也透露了彭云华忠于革命事业的值得敬爱的品德。这种品德，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更加光辉灿烂了起来。作品也写了彭云华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而是透过这个问题的合理的处理，更加显示了彭云华的美丽的精神面貌；同时，关于这一方面的描写，和整个故事的发展也是有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彭云华外，孙谦和老刘的性格也描画得相当明朗动人。
在这以后，黑丁还写了不少短篇反映解放区军民打败日寇和蒋介石国民党的英雄业绩。它们同上面那些作品一起，收在解放后出版的《炭窑》(8)一书里。黑丁的作品比较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人物的性格大都具有时代和阶级的特色，自然风物的描写与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状态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但是作品的结构还不够谨严，人物的对话往往缺乏个性，因而人物性格的刻绘就难免受到影响。
赵树理是本时期出现的一位最著名的作家。他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一连发表了三篇重要作品：《小二黑结婚》（一九四三年五月）、《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三年十月）、《李家庄的变迁》（不详写作年月，据估计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抗战胜利前后写成的）。这些小说的出现，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爱好（《小二黑结婚》发表后，仅在太行山一区，就很快销行了三四万册）。它们不但被目为表现解放区生活的成功的作品，而且也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9)，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10)。
赵树理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与他的丰富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他的家乡是在山西沁水的乡下，从小入本村小学，中学没有读毕业，就辍了学。由于非常爱好人民艺术————特别是地方戏剧，他参加了“上党戏”班子，在旧戏班里混了半辈子。抗战一开始，他当了农村小学教师。他始终生活在农村，和农民搞得火热；农村的生活和人物，他都十分熟悉、了解。一九四〇年春天，他进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资料室工作。从这时起，他就抽空从事写作，把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革和群众生活，反映在作品上。正如周扬所说的：“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借农村中的一个恋爱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的革命力量与落后的、愚昧的迷信思想，特别是横行乡里的封建恶霸势力之间的尖锐的斗争，而且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之最终的胜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小芹的农村青年女性，她是那样美丽、聪明、勇敢。她不仅勇于跟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制作斗争，而且对于潜伏在人民政权下的封建恶势力，也丝毫没有畏怯和退缩。她是我国新农村里的新的女性的形象。在她的身上，透露了我国农村妇女的无限远大和光明的前途。当她的母亲没有得她同意就接受了别人的聘礼的时候，她发出了这样响亮坚决的声音：“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她和小二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打垮了以金旺、兴旺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取得了自己的自由幸福。从小芹的身上，人们可以清楚看出：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的性格在新的战斗的年月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赵树理的这篇小说，讴歌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农村，证实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幸福与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形式方面，朴素、洁朗的语言，灵活、谨严的结构，都表现了作者的新鲜的独创的艺术风格。
《李有才板话》也是一个短篇小说，它真实地深入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为了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与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复杂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地改善了抗日时期农民的生活地位，鼓舞和组织了广大农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描写了这个斗争，也就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国农民只有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够发挥它的排山倒海的抗日力量。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抗日时期的历史要求，也是文学作品里应该忠实反映的生活真实。在《李有才板话》里，作者没有简单地表面地来理解这场斗争，他写出了它的复杂而曲折的历程，描绘了参与这个斗争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地主、农民（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干部（年轻、热情但却缺乏工作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和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熟悉群众要求、有群众作风的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在阎家山这个地方所进行的隐蔽而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斗争里活跃着的“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是那么“须眉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在斗争的进行中，在人物自身的言语和行动里显现了出来，而又各自打上了不可磨灭的阶级的烙印。光明与阴暗，胜利与困难，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真实而多样的生活画面；但光明与胜利却始终是它里面的决定性的东西。在形式方面，作者采用了农民所喜爱的“板话”形式，明快而幽默，朴素而健康，充溢着很浓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气息。每一首快板，往往在短小精炼的篇幅里，十分生动而扼要地画出了生活和人物的主要面貌。例如：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就这么短短的四句，便把在地主阶级盘踞把持下的阎家山的面貌完全勾勒出来了。又例如：
陈小元，坏得快，
当了主任耍气派，
改了穿，换了戴，
坐在庙上不下来，
不担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锄个地，也派差，
逼着邻居当奴才。
也活画出了在地主阶级腐蚀下忘了本的陈小元的丑恶的气派。这样的快板，实在是一些辛辣而又机智的讽刺诗。它是作品的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李有才板话》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山西省的一个小村落————李家庄为背景，展开了农民与豪绅地主阶级之间的长期（抗战前八九年到抗战后期）而激烈的斗争，描写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与教育之下的觉醒过程，而同时，十多年来山西与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实也都投射和衬托在里面。小说中的主人公铁锁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他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遭到了破产的命运。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逐渐地认识到青年共产党员小常（他们是在太原偶然相识的）所教给他的一些革命的道理。抗战开始后，小常恰好被派到他们县上来搞工作，而且就在他们村里展开了牺盟会的工作。在残酷的抗日反汉奸的长期斗争中间，铁锁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了村民的领袖。铁锁的道路是中国农民所走过的一条艰苦的道路。作者着力地刻画了铁锁的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在故事的结尾，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了李家庄的时候，作者加写了一场为自卫战争欢送参军人员的大会，这样就有力地暗示了读者，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更为艰巨的斗争和更为巨大的胜利。这篇小说说明了作者的巨大的进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12)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理的题材过于庞大，而小说的篇幅（它只有八九万字）也多少给了它以局限，所以在结构上，第十章以下就因为直叙太多，而有了松懈和不够生动的毛病。在艺术的完整性上，《李家庄的变迁》似乎还赶不上以前的两篇。
在这以后，赵树理还写了一些短篇，《传家宝》（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它通过一个女劳动英雄金桂和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了解放区农村妇女的巨大的变化。金桂是一个女村干部，她在斗争的锻炼（她的村子是经过了土改的）中逐渐摆脱了长期封建统治在妇女身上所造成的柔弱、怯懦和拘谨的性格。她不安于古老陈腐的生活，她勇于革新。但是她的婆婆（李成娘）却有着老一代农村妇女的习性和见解。她看不见生活中的新的变化，也看不惯在她的儿媳身上成长起来的新的品德和生活作风。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婆媳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但这不是属于一般“家务”性质的纠纷，而是巨大深刻的农村变化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妇女身上所引起的不同反应的结果。从一个细小的日常生活事件，显示出历史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
赵树理的小说在本时期的出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它们是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我们文艺园地上第一次结出的比较丰硕的果实。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实在由于它们具有着下列两个重要长处。第一是，它们本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中的剧烈、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作者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始终是鲜明强烈地贯串在他的作品里。作者的笔只要一触及地主阶级，就异常深刻地揭露出他们的阴险凶毒，活生生地刻画出了地主阶级的丑恶的典型。当笔端转而触及农民时，就处处流露出了深厚的同情和热爱。他歌颂了在党的教育下开始成长起来的新的农民的坚决与热情，斗争中的勇敢和机智，以及对地主的仇恨。这样，就使得在他笔下塑绘出来的人物在一定程度内表现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而他的作品也就在培养社会生活中新鲜的、光辉的东西和根除衰老的、垂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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